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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阳儒阴法”治国策略的形成

    发布时间: 2019/5/29 14:41:41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甘肃日报
    文字 〖 〗 )
    汉代是中华文明的真正成型期,无论是疆土的规模,还是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都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期。除此之外,在政治制度、治国理念与策略等方面,汉代也形成了封建王朝的基本模型,这些模型不仅为当世所信守,而且也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的范式,规定和塑造着历代王朝的政治运作和政治进程。

      汉代治国策略的成熟,有一个相对漫长的发展过程。汉初,民力凋残,天下疲惫,将相或乘牛车,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色泽统一的马)。为了医治战争创伤,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萧规曹随,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

      武帝初年,朝政由窦太后把持。窦太后服膺黄老之学,因此治国政策一如文景之世。窦太后死,武帝亲政,政局才为之一新。此时汉朝立国已七十余年,王朝的威权,财富的积聚,与汉初已不可同日而语。加之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年少气锐,乘时奋发,慨然欲有所作为,因此,一番政治革新,自是难以避免。武帝治国,一改前代恭俭谨厚之风。对外,屡行挞伐之师,北逐匈奴,南平闽粤,连通西域,拓土开疆,使汉朝声威远播;对内,则表彰六经,号令文章,修制度,改正朔,兴太学,订礼乐,掀起了一股政治变革的热潮,从根本上改变了文景以来的政治风气。在这场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中,汉武帝一直比较注重讲究政治策略。一方面,他公开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尊儒术,借儒术以粉饰太平,收揽人心,但对于董仲舒一类真正的儒生,却敬而远之,不予重任;另一方面,他不动声色,在实际政治运作上,却重用法术之士,借以打击游侠,裁抑豪宗,整顿吏治,聚敛财富。例如,他重用“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公孙弘为丞相,任用酷吏张汤为御史大夫,都是著名的故事。可以说,在汉武帝时代,“阳儒阴法”的治国策略已经初步形成了。

      但是武帝的“阳儒阴法”实在是一个初级产品,儒法的结合十分的表面化,因此,其效用也很是有限。武帝所以公开倡导儒学,主要是由于他仅仅对儒学的各种粉饰太平的仪式和理论感兴趣,而且在实际政治活动中,他也仅仅把儒学用于这些方面,至于儒学倡导的教化人心,轻徭薄赋,仁政爱民一类真正代表儒家本质和核心的主张,他一概弃而不用。在骨子里,汉武帝是偏爱法家申韩刑名之学的,因此,他的实际治国策略,是明显偏于杀伐、苛察严酷的法家的路子的。武帝在位五十余年,先后任用14位丞相,其中,5位因罪处死,4位死于狱中或自杀,宰相如此,百官自是一体。仅此一点,便可以推见武帝信用法术之士的真实心态。

      武帝之后,汉代治国策略才真正走向成熟,其标志,便是汉宣帝时明确提出的“霸、王道杂而用之”口号(霸道是法家主张,王道是儒家主张)。据《汉书·元帝本纪》记载,汉宣帝不仅本人持法严峻,以严厉的手段打压那些议论朝政的臣子,而且所任用的也多是熟习并善用律法处理民间纠纷的人,这引起了时为太子的汉元帝的不满。他对宣帝说,陛下用刑过于严峻,用人也是文法之士,这样不好,应当多多任用儒生。汉宣帝听后脸色一变,怒斥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意思是汉代的基本治国策略,是糅合儒法两家,单纯依靠儒家思想治国,那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宣帝见太子不能领会其中的奥义,便慨然长叹,“乱我家者,太子也!”果然不出宣帝所料,“柔仁好儒”的汉元帝即位之后,先是大力扶持和任用以萧望之、周堪为代表的儒生集团,结果导致吏治疲软,政令不行,朝中的宦官集团乘机和外戚集团勾结,打垮了儒生集团,在此情况下,元帝不得不任用宦官集团,从此朝纲大乱。

      汉宣帝被史家称为西汉的中兴之主,《汉书》称赞他当政的时代,“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的确,他把武帝开创的“阳儒阴法”的治国策略发展成了真正成熟的模式。在他那里,儒法相互帮衬,各自弥补了对方的不足,也通过对方弥补了自身的不足,宣帝也因此创造了汉家的中兴之业。而汉元帝的失败,恰恰在于背弃了这一策略。

      “阳儒阴法”的策略之所以是一种成熟的治国策略,是由于,其一,它代表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政治心态,这样,就既避免了纯任儒家的迂腐柔弱,也避免了纯任法家的苛察严酷。其二,“阳儒”即公开倡导儒家思想,说明汉代统治者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教化人心和思想宣传的重要性。同时,“阳儒”也代表汉代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诛心”比“诛形”更加重要,这是治国技巧更加圆熟的标志。其三,“阴法”即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推行并依靠法家,说明汉代统治者已经告别了传统儒家的空洞的政治理想主义,而具有了清醒的政治现实感。(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编辑:秋痕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郑学的范畴(何谓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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