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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几部《中国哲学史》浅析对中国哲学的认识

    发布时间: 2019/8/20 14:01:1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1 早期的《中国哲学史》的书写   
      (一)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与其开创意义   
      在中国文化没有遭到西方文化冲积之时,历代知识分子都有对于中国思想史的梳理。当哲学这个概念经章太炎自日本传回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迅疾将Philosophy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嫁接到哲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自此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就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提上了日程。最早写《中国哲学史》的是谢无量,出版于1915年。这部哲学史在当时以至于后世并没有引起波澜,但是其作为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是具有开创性和借鉴意义。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除了对于先秦各家各派的梳理在今天看来能够突出哲学的多样性外,对秦以后的哲学归纳难逃儒家经学史的框架。可见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所了解的只是“哲学”的概念,但是对于西方的哲学却缺乏了解,在写作的方法上也是中国式的。   
      (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方法创新   
      作为一个西化派人物,胡适痛感当时的知识分子将中国哲学作为中国传统义理的同义词。当然这种分别并不仅仅是“名”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实”上的差别。胡适曾经说过“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的事。…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有意识地推翻了传统经学的研究模式,也就是有意无意地批判了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模式。   
      胡适认为哲学就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可普遍适用的意义”因此他从实用度将中国哲学分为六个模块,包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和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乍一看这些概念与西方哲学的概念对应地严丝合缝,实则不然,胡适只是粗略的将中国哲学中的概念进行剥离。例如他将中国哲学中的“天道”和“无”的概念纳入到宇宙论的范畴,将“名”与“实”纳入到名学及知识论,将道家的无为和儒家的仁爱纳入到政治哲学当中等等。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其说是一部哲学史不如说是一部思想史,胡适晚年也有相似的论述。我们都知道胡适先生重考证,在哲学史的书写上同样如此,因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史学价值大于哲学价值。另外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是停留在先秦时代,缺乏对秦以后的哲学的梳理。   
      2 冯友兰与张岱年   
      (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分别于1931、1934年出版。相较于胡书只写到先秦,冯书区别了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具备了通史的完整形式。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继承了胡适的分类方法,然后采取重点突破的方法。他所强调的是宇宙论 、人生论、知识论三大块,他认为这三部分能够直指中国哲学问题的核心,他的目的就是排除杂芜和子虚乌有的独断。冯友兰特别强调哲学是理智的产物,即一个道理要成立,必须要通过论证去证明。他说“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共同的但每个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是不完全相同的。哲学家们各有各自的思路,各有各自的建立体系的过程,所以他们的体系各有自己的特点。他认为书写哲学史并不一定按照历史的逻辑整齐划一地来书写,书写哲学史的目的是将历史上的哲学家的继承和差异展示给读者。   
      总体来说冯友兰先生书写的中国哲学史还是西方式的,比方他将道说成是万物生成之总原理,诸如此类的归纳还有很多。冯友兰认为“一种观点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中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种观点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其中的普遍哲学,是指把西哲的问题当作哲学的唯一标准,学说内容必须对应到西哲的问题设定才能算是哲学。如果传统义理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完全一致,那传统义理就可以说是哲学了。但传统义理所讨论的问题与西哲一致,但是研究路径存在巨大分歧,这样就产生了困难。面对这种两难的境地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坚决以西哲的问题设定为标准,二是自行设定那些问题才算是哲学。在金岳霖看来,冯友兰采取的态度是前者,他说冯先生的态度也是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但它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由于冯友兰的问题设定是直接移植自西哲,是以西哲为哲学的普遍标准,所以金岳霖说他没有哲学的成见,也就是没有自己设定一种标准,缺乏坚定地立场。在此意义上,“中国”仅是地理而非文化概念,而冯书的真正定位是“西方哲学在中国”是发现于中国的西方哲学。冯友兰认为, 中国的魏晋玄学、宋明道学、清代的义理之学, 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接近于西方哲学。中国古代的学说当中“ 研究天道之部分,即约略相当于西洋哲学中之宇宙论。   
      另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将人生论落实在修养论上,他认为人应该通过不断修养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冯友兰利用西方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的行上概念来解释朱熹的理、气关系,在解释朱陆异同时,认为朱熹所见之实在有两世界,一是是恐怖在时空。象山则只见到时空的这一世界。凡此种种,都是先了解到西方哲学于本体论或宇宙论具有哪些观点,并在认定传统学说有着相同的问题意识后,把这些观点套用在学说的概念理解之上。这实际上是把西方哲学的内容直接代入传统学说之中,而传统学说的特点却不见得能显示出来。   
      (二)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于1937年写成,但是由于战乱,直到1958年才出版。相较于胡、冯按学说的时间先后来编排章节,张书十八不同的学说的内容打散并分配到特定的哲学问题下,这其实就是一本中国哲学问题史。   
      张岱年认为,所谓哲学是指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更以哲学为一涵盖诸多不同流派的统称,所以这些流派全都是哲学的其中一种类型。他的问题设定其一是宇宙论,其下又可分为本根论或道体论、大化论。其二是人生论,又可分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或人生最高准则论、人生问题论。其三包含知论和方法论。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仅继承了胡、冯的做法,设定了一组问题來进行文本解读,更进一步采取了问题史的形式,利于看出古代各家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响应。从问题设定的角度来看,张岱年是修改了西方原有的哲学问题并加入了修养论特色,以建立一个中西哲学共享的问题架构,如此就可以透过在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与响应,来凸显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另外张岱年先生尤其重视研究方法比如他结合中国传统的身心修养的路径归纳出直觉、实践、观察、思辩的方法。可见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既从知识论上创新发展,又从方法论上标新立异。   
      对于中国哲学的义理解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陈来所言“要准确呈现中国哲学的义理结构,必须持“心知其意”的还原精神,了解中国哲学问题意识的独特性与独特解决方式。这不仅需要对原典的深入解读与分析, 更要求在问题设定上考虑到中国哲学的特色。通过对几部哲学史的认识使我对于中国哲学史的问题认识的更清晰,对经学与子学的认识也开始变得立体化。相信随着学科研究的逐渐深入,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脉络也会更加清晰。作者:候畅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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