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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学东渐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叙事逻辑与理论特征(2)

    发布时间: 2019/8/16 0:53:4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所以,西方哲学东渐始终是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国情相联系的,是与“革命叙事”为主要特征的历史结构相呼应的。无论是最初接受西方的文化输入,还是迫于外敌入侵、民族危难而向西方学习,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引入和传播都是处于“他者”地位,文化心理上处于一种革新和保守的冲突和碰撞中。黄见德教授曾经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中指出,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哲学舞台上开展的中西哲学交流”的双方,“一方是西方近代现代哲学,一方是中国传统哲学”。西方近现代哲学比起中国传统哲学来“显然属于高一层的哲学形态”,“一为落后,一为先进”,“这两种哲学形态的冲突”是“两种不同发展程度,或不同时代差别的文化与哲学”之间的冲突,是“两种不同性质与层次的哲学冲突”。[7](P8)因此,西方哲学东渐是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的侵入,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国情需要、发展需要而对传播内容有所甄别与选择。  
      二、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现代化建设”叙事逻辑  
      与西方哲学东渐始终与“救亡图存叙事”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时期相对应不同,西方哲学中国化则始终与“现代化建设叙事”为主要特征的历史结构相联系,是在民族独立、国家兴盛的现实基础之上,中国学者引进西方哲学,主动创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何为当代中国哲学?金岳霖曾在为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一书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指出,“中国哲学”这个名称存在一个困难问题。他说:“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11](P5)这就存在一个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包括对已进入中国并内化为中国哲学一部分的西方哲学)的再认识、再阐释和再建构的问题。所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后被中国人吸收、借鉴、改造、创生,最后彻底融入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哲学不断吸纳、消化、融合外来哲学,与之合二为一、共同成长的过程。汪信砚曾经表达过“‘西学东渐’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误读”[12]的观点,其实,若不认真区分西学东渐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区别与联系,亦是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误读。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界对西方哲学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基点,以我们自己的价值选择和利益诉求为落脚点,以中国视域审视与研究西方哲学为思想方法,以中国视角理解西方哲学以回应现实问题,已成为在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现实生活世界。呈现出与“东渐”有所不同的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态势,我将其称为“西方哲学中国化”。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3](P11)这就表明一种理论是否能够实现民族化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回应民族或国家实际的需要。西学东渐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区别归根结底在于其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回应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不同问题——面对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抑或回应中国如何走向富强的问题,在反思、批判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由民族到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顽疾”时,提出解决问题、医治病灶的“良方”。区别在于西学东渐强调发挥西方哲学重视理性、崇尚科学、超越自我的内在精神,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文化革新,以文化救亡图存实现整个民族的救亡图存,西方哲学中国化力图以文化现代化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进程。  
      正如顾海良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化’是以‘化中国’为前提,以‘中国化’为它的结晶,‘中国化’又为新的‘化中国’提供升华的理论基础”,而这一中国化归根结底就是将西方哲学融入中国社会新文化形态当中。改革开放后,当我们用西方式的概念论证理论,抑或我们自觉不自觉用西方式理论反思当前社会现实,这就表明西方哲学已经与中国文化实现了对接,并实现“中国化”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化中国”。此时的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胸襟更加开阔,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明晰,那就是基于中国最大的实践——现代化建设,但凡现代化全面建设需要了解和引进的思想理论,尽力吸收和引进。并且,在传播和消化的过程中,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求创造性地发展西方哲学,对西方哲学史上其他流派和观点的阐释中,也越来越带上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解释原则,使得西方哲学在中国愈发具有本土化、中国化味道。这样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主动追求甚至是主动催化西方哲学向“中国的西方哲学”转变的过程。  
      三、西学东渐的进化论特征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建构论特征  
      如果说西方哲学东渐带有一定程度的“进化论”特征,与此相对照,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则带有“建构论”的特征。这里所说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是指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和消化的过程中,已经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理论需求创造性地研究西方哲学,对西方哲学的流变、人物、思想观点等的挖掘与阐释中,越来越带有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解释原则,使西方哲学在中国愈发具有本土化、中国化之味道。西方哲学的研究呈现出主动追求、主动催化、主动创生西方哲学向“中国的西方哲学”转变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如果说西方哲学东渐带有一定程度的“进化论”特征,那么,西方哲学中国化则具有“建构论”特征。“进化”针对物种的“创造”或“特创”,建构则有“建造、制作、构成”等含义。[14]二者的区别在于进化论带有非目的性,是不可预测的,建构论带有明确的目的性,是可预测的;进化论侧重自然性,建构论强调人为性;进化的机制是自然选择,建构的机制是社会商谈。[14]总之,进化论偏重强调事物顺应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新陈代谢,建构论偏重强调事物根据主体的目的需求而不断更新换代。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哲学中国化更体现建构论的主体性、主观性、主动性和目的性。  
      西方哲学东渐进化论特征一方面在于进化论始终在西方哲学东渐的发展路径中处于显学地位。已故著名学者陈旭麓曾经指出:“‘五四’以前的几十年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有两论。一是进化论,一是民约论。前者以生存竞争的理论适应了救亡图存、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后者以天赋人权的观念适应了要求平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两论的传播,在观念形态上是区分先前与近代中国人的重要标志。”[15](P206)因为“进化论包容了戊戌前后至辛亥革命前后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仅展示了它的第一大潮的气魄——首先以浩大的声势和宽广的流域席卷了作为近代中国之中心的政治思想舞台,而且说明了它是在现实中扎下根的世界观——为从不同立场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人们提供了总观点、总态度”[16]。特别是《天演论》的翻译出版,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梁启超评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胡适后来在《四十自述》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的很”,并且说自己的名字就是为纪念天演论的精神而起的。据统计,自1898年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发行过30多种不同的版本[17](P364),对其进行各种现实的介绍与传播。1902年至1903年,马君武翻译了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中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两章,并以《达尔文物竞篇》、《达尔文天择篇》为题,出版了单行本。1902年,《新民丛报》第1期刊登了梁启超的《天演学初祖达尔文学说及其传略》一文,系统介绍了达尔文的生平和思想。1903年,李郁翻译了《达尔文自传》第3卷。1915年,《科学》杂志发表了唐钺书撰写的《达尔文传》一文,介绍了达尔文个人及其学术思想。1920年,马君武翻译出版的达尔文进化论巨著《物种起源》的第一个全译本,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现在国人面前。蔡元培先生写作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着重强调了严复对推动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中所做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李大钊等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理解社会发展,将进化论吸收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加以介绍。
    编辑:秋痕

    西学东渐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叙事逻辑与理论特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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