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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学东渐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叙事逻辑与理论特征(1)

    发布时间: 2019/8/16 0:53:51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今日提西方哲学中国化并非巧立新意,而是继承于西方哲学东渐的整个历史进程。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国化与始自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以来的西方哲学东渐有着一定的区别,更本质的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是立足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来研究西方哲学。本文尝试梳理从西学东渐到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体现出来的叙事逻辑变迁。  
      一、西学东渐的“救亡图存”叙事逻辑  
      按照恩格斯一个国家理论发展的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文化需求的程度的观点,西方哲学进入中国,是在一次次国家危难和历史选择面前推向历史前台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文化的选择。“事实上,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并与中国最有文化修养的阶层建立了联系。这样一来,欧亚大陆那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社会,在历史上开始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1](P1)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从一开始就并非是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国情需要、发展需要或文化心理需要而主动选择的,而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海外扩张、教会力量急于摆脱内部困境、巩固天主教在欧洲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作为一种异质文化闯入中华大地的。殖民扩张和宗教扩张咬合在一起,“不只为了寻求财宝和权力,而且一心要传扬征服者先辈的西方基督教”。在这个过程中,“美洲的发现,东印度航路的开辟——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这方面占有领先地位——还有通往中国的陆路交通的恢复,正好与宗教生活的振兴同时到来,点燃了基督教徒的热情,希望促使新世界和最古老世界的人民皈依基督教,于是一个新的传教活动时期开始了”[2](P274-275)。利玛窦等传教士以及“十六、十七世纪东来的欧洲学者,便有资格成为学术的输出者”[3](P157)。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作为希腊哲学精神、希伯来宗教精神和罗马法治精神的混合体,影响着西方哲学发展的同时,也伴随该过程使基督教及其哲学精神走进中国,把哲学、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地理、水利、建筑、音乐、绘画等传入中国。虽学科门类、层级划分等并不清晰,亦不深入,但是作为异质文化的引入和广泛传播确实为东西方文化交融和对话开了个好头。  
      1807年,马礼逊受英国伦敦传教会的派遣,只身来到中国开辟新教区,成为西学再度东渐的重要标志。他们传教的目的是试图用基督教的教义归化中国。但当其行为受到清政府的限制时,收效有限。文化侵入的路子行不通,战争便成为另一种选择。当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地方传播宗教、建立学堂、开办学校,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同时,西学东渐的范围扩大到中国东部沿海等主要城市。中国人再一次迫切寻找救亡图存之路。此时中国人已抱着“中体西用”的原则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态度对待西学,表现出根据需要进行选择的初步态势。魏源在《海国图志·原叙》中就曾明确表态:“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4](P67)但因为还怀有“文化民族主义”心理,所以学习之路磕磕绊绊,收效甚缓。伴随此时洋务运动的兴起,引进西学中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练兵养兵之法时,有学者便提出中国的救亡图存之路,除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外,更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接纳西方的议会制度。西学东渐进入到制度层面。如冯桂芬写作了《校邠庐抗议》,王韬写作了《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写作了《海外文编》,马建中写作了《适可斋记言》,郑观应写作了《盛世危言》等。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认识有所转变,诚如梁启超所言:“求文明而从形式入,如行死港,处处遇窒碍,而更无它路可以别通”,“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真泻,沛然莫之能御也”。[5](P62)陈独秀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中也讲道:“最初促吾人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恪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流离之景。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6]说明社会进步最终要依赖人们精神的启蒙和“全人格的觉醒”。对之有所觉醒的还有严复、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等人,他们普遍认为要想使“植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土壤中日渐枯黄的本土哲学之树”,“表现出复苏状态”,就要“运用西方哲学来解读中国哲学的概念与观点,或者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思想与原理融会到中国哲学中来,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走上了变革和转型的阶段”。[7](P6)西方哲学的引介和传播得以开展,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各主要流派、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均有所涉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被介绍进中国。“但总的来说,作为既具有中国特点,又从性质上区别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系统的哲学学说尚不成熟。”[8](P377)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哲学已发展成为西学东渐的主要对象。西方哲学成为西学东渐的生力军是与反思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克服封建文化传统的阻力和试图以西方科学与民主之精神来拯救广大群众的文化使命相伴随的,因此宣扬近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以西方先进理念改造中国的努力未变。此时的西方哲学东渐,更是与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社会局势密切相关。在国际矛盾和国内矛盾双重夹击的基础上,中国该向何处去的探讨空前热烈,关于社会性质、社会历史分期、现代化和唯物辩证法等问题的争辩沸沸扬扬。许多与此相关的哲学思想便被进一步引入与引发更加深层次的研究和学习。如贺麟就曾指出当时之所以将黑格尔的思想引入中国,“与其说是个人的兴趣,毋宁说是基于对时代的认识”[9](P377)。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黑格尔的时代——都是政治方面,正当强邻压境,国内四分五裂,人心涣散颓丧的时代。……黑格尔的学说于解决时代的问题,实有足资我们借鉴的地方”[9](P200)。同时,基于对当时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思虑,“我们要现代化,对于西洋哲学的认识,遂有一种特殊的需要”[10](P2)。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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