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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家思想传统的现代反思(3)

    发布时间: 2017/9/12 0:20:0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三、法家思想传统的负面因素 
        (1)重刑政策法家主张使用重刑,不单是对重罪予以重刑,而且要"轻罪重罚"以收阻吓作用,杀一儆百。《商君书》说:"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韩非子》对此 问题 有进一步的 分析 : 
      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 
      从被处罚者的角度看,轻罪重罚,意味者他受到的处罚是与其犯罪严重程度不相称的、超过其罪有应得的,因此是不公平的。即使旁观者也会对这样的被处罚者寄予同情。法家的重刑政策是为统治者的方便和所谓国家整体利益服务的,不惜牺牲个人的权益,这是与 现代 人权思想背道而驰的。 
      (2)愚民政策为了有效统治、富国强兵的需要,法家不惜实行愚民政策,否定人民的个性、创造力和自由思想。《商君书》说;"民愚则易治也";"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韩非子》说:"民智之不可用也,犹婴儿之心也。"正如梁启超所指出,这样的思维,等于把人民﹙相对于统治者而言﹚视为劣等人种: 
       谓治者具有高等人格,被治者具有劣等人格。殊不知良 政治 之实现,乃在全人类各个人格之交感共动互发而骈进。故治者同时即被治者,被治者同时即治者。而慈母婴儿,实非确喻也。此中消息,惟儒家能窥见,而法家则失之远矣。 
      (3)压制议论为了把法的权威绝对化和为法的实施提供最大的保证,法家主张压制民间关于 法律 的议论,这便是所谓"法而不议"。《管子》说:"令虽出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者也",因此主张"(对法令)作议者尽诛"。《商君书》说:"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 由此可见,法家的"以法治国"完全是由上而下的,统治者一声令下,人民便须绝对服从,像机械人一般,连议论的空间也不准存在。 
      (4)文化专政法家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基本上是实行政教合一的文化专制政策,不容许有与国家法律规范有抵触的道德、思想、文化、价值和观念的存在。用现代的话语来说,这是一种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慎到说:"士不得背法而有名。"《商君书》说:"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韩非子》指出:"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不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赏者有诽焉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因此要"赏誉同轨,非诛俱行",使"有重罚者必有恶名"。韩非还提倡"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  历史 证明,法家这种以国法为唯一是非标准的、否定人类 社会 的道德、思想、知识和文化的价值的态度是十分危险的。对于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行,法家思想实在难辞其咎。 
      (5)狭隘的社会目标法家是在战国乱世中为君主出谋划策、寻求富国强兵之道的思想家。国君的利益在于增加生产、加强兵力、扩张领土以至征服天下,这和人民对安居乐业的要求是有矛盾的。法家的法制设计的目标在于鼓励农业和军事活动,而非人民的整体物质和精神文明的 发展 ,因此,法家为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可说是狭隘和扭曲的。《商君书》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韩非子》主张以富贵奖励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和勇于战斗的人,从而富国强兵:"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贵也。"  
        (6)极端君权论正如西汉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特征是"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然尊君思想不是法家的专利,在 中国 古代其它思想流派中也存在,但是,法家思想中没有像儒家"贵民"的概念,在君与民的平衡上,是向君的那方一面倒的。当然,这也是与法家所身处的 时代 有密切的关系,正如欧洲从中世纪过渡至近代的阶段,主权论随君主专制国家一同兴起,在战国时期,君权的强化及其 理论 上的论证有其时代意义。 
      《管子》说:"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等之势,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商君书》指出"君尊则令行",而君尊令行的条件是"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权制断于君则威"。慎到说:"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君立则贤者不尊";"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 
      《韩非子》则指出,君主无论好坏,都必须服从,正如帽子无论好坏,都要戴于头上,不可与鞋子易位:"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 此外,法家思想中同时包涵着重"法"﹙以商鞅为代表﹚、重"势"﹙以慎到为代表﹚和重"术"﹙以申不害为代表﹚的看法,直至韩非主张"法"、"势"、"术"的结合使用。"势"是权势,"术"是权术,都是用以强化君主个人的权力的技术,因此有人把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与西方近代的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主要著作包括《霸术》﹙ The  Prince﹚一书﹚相提并论。《韩非子》提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观点,而"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这类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态度,在人类历史中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 
      (7)片面的法律观从比较法学和现代法治的视野出发,法家的法律观是有严重的局限性和不足的。首先,在法家的构想中,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所有国家权力都是集中在君主一身的,至于法律怎能对君主的专横构成制约、法律怎能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法家不但没有建设性的具体思考,而且由于它否定法律以外的道德伦理,所以把对君权的道义性制约也一扫而空。 
      其次,法家的法律观完全是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即法律的唯一渊源便是君权的行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与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法学相通,但它毕竟是片面性的,否定了民间习惯法等多元法律渊源的应有位置。法家的法最终来说只是君主的统治工具,而不一定是在社会中被普遍接受和遵守的、被人民视为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 
      再次,正如不少论者所指出,法家所重的法几乎全是刑法﹙当然还有规定奖赏的法﹚,他们对于民法及其他法的概念缺乏认识。 
      最后,法家对于程序法也缺乏认识,在强调重刑的同时,他们未有考虑怎样设立公正和合理的程序性安排,以保证不会滥杀无辜。他们只知从统治者的角度去看严刑峻法为统治者带来的好处,却从来没有尝试站在正被控告的人民的位置,去了解严刑峻法所可能带来的苦难。 
      (8)偏颇的人性论法家强调人的趋利避害的心理,这是无可厚非的,即使是现代功利主义哲学 家也有类似的看法。但是,和现代功利主义不同的是,法家并不是为人类社会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而是要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去设计相应的赏罚制度,从而使人们的行为受到统治者的操纵,使人民在利害的驱使下为统治者富国强兵目的服务。就是以法制导引人们全力投入农和战的活动,放弃其它任何福利的追求。但是,人性中除了避免受到统治者的惩罚和得到统治者的赏赐的动力外,就没有其它东西吗?在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所衍生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宗教哲学、风俗习惯,就能这样被一小撮统治者所任意订下的法律一笔勾销吗?人类是否甘心像蚂蚁、蜜蜂或机械人般生活?人是否能被强迫放弃其理性、良知和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这些问题所反映的,便是法家的肤浅之处。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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