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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5)

    发布时间: 2019/6/19 0:23:4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民俗网
    文字 〖 〗 )
    范仲淹从《易经》所讲的“造化之真筌”中,领会出“天道益谦之义”。在他看来,“天道”与“人事”是相通的,天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圣人君子效而法之,就应该在为政、养民中“称物平施”,“裒多益寡”。这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和社会改革意识。他希望君主能够认识“贵必始之于贱,益乃生之于损”的道理,从而“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在他所作的《君以民为体赋》中,他也强调君主应该“每视民而如子,复使臣而以礼,故能以六合而为家,齐万物于一体”(《范文正公集·别集》卷三)。


        范仲淹还作有《老子犹龙赋》、《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赋》等等,在他晚年还作有一篇《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记其在陕西任宣抚使时,偶得佛书《因果识见颂》,“其字皆古隶书,乃藏经所未录”,此书“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读后“胸臆豁然”(《范文正公集·别集》卷四)。这表明在范仲淹的思想中也有吸收佛老因素的倾向。


        从经学史上说,范仲淹所讲的经旨、经义算不上有什么地位,即使是“宋初三先生”也只是初启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庆历新政的“慎选举,敦教育”所确立的方向,它改变了“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的学风,将认明“经旨”、“理道”置于“墨义”、“辞藻”之上,从而开辟了经学历史的“变古时代”。王应麟说: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困学纪闻》卷八《经说》)


        《七经小传》作于刘敞,他于庆历六年中进士,其书一反汉唐章句注疏之学,多以己意而论断经义,后来朱熹曾评论“《七经小传》甚好”。刘敞的学风当正是庆历新政对学人发生影响的反映。王安石继范仲淹之后,批评科举考试“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王安石全集》卷六十九《取材》),熙宁变法时“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策论试进士”,并把《三经新义》颁布于学官。至此,“视汉儒之学若土梗”,这一重大转变应该溯源于庆历新政。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将庆历以后称为“经学变古时代”,他据王应麟所说,“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又引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之所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0页)。这一重大转变始自庆历新政,“诸儒发明经旨”即钱穆先生所说宋学之“创通经义”,“其事至晦庵而遂”,朱熹成为宋代经学和理学的集大成者。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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