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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4)

    发布时间: 2019/6/19 0:23:5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民俗网
    文字 〖 〗 )
    “明体达用之学”不同于进士场屋之学,其意义又可解析为二:


        其一,“明体达用之学”虽然是为政教立本,但因其不是为了功名之苟得,所以它亦有相对独立于科举、政教的性质。也就是说,它的价值不必非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入帝王之“彀”中才能实现,它自身亦有“道义之乐”的内在价值。这一点在科举制度下实非常重要,因为国家官僚机构的职位有限,科举取士毕竟只能考取士阶层中的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士人免不了终身是一寒儒、白衣、处士。以往的儒门之所以淡薄,正是因为科举竞争的激烈,使“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当功名之心磨练得淡泊之后,就免不了归佛入老,闲适山林。“明体达用之学”要将儒家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此其所以不同于佛老;同时,它也为未能进入仕途或从仕途遭贬的士人提供了一种能够安身立命、自有“道义之乐”的思想境界,此其所以把广大士人从佛老吸引到儒门。宋明新儒学就是以此来排斥佛老,“收拾”人才。


        范仲淹虽然27岁登进士第,但他不图富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当其晚年,子弟要为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他说:“人茍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年谱》)这正是宋明新儒学为广大士人提供的一种不同于佛老的思想境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此“二者”即:“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以及“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这“二者”或感人生际遇之悲,或喜心契自然之乐,实是喻指佛老。宋明新儒学开出了一种有异“二者”的思想境界。


       孙复四举而进士不第,受范仲淹的激励而“安于学”,至庆历二年他50岁时才以处士为国子监直讲,他也正是其所谓“挺然特出、不徇世俗之士”。石介既为学官,作《明隐篇》,以语于朝曰:
    孙明复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独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举而不得一官,筑居泰山之阳,聚徒著书,种竹树桑,盖有所待也。古之贤人有隐者,皆避乱世而隐者也。彼所谓隐者,有匹夫之志,守硁硁之节之所为也,圣人之所不与也。先生非隐者也。(《宋元学案·泰山学案》)


        于是范仲淹、富弼推荐孙复“有经术,宜在朝廷”。庆历新政改革科举,意在鼓励孙复这样的学人,把其中的佼佼者选拔到朝廷的大臣和郡守队伍中,但这样的学人只是“宜”在朝廷,其中的大多数仍免不了“有所待也”。因此,确立“道义之乐”的内在价值,对于这些士人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虽然没有进入仕途,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者”,而是“探索圣贤之阃奥”、忧国忧民而又有“道义之乐”的儒家之士。


        二程早年受学于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周敦颐后来被尊为理学之开山,他让二程所寻的“孔颜乐处”就是一种“道义之乐”的思想境界。
    程颐“始冠,游太学”,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程颐之作,“大惊异之,即请相见,遂以先生为学职”。程颐在此论中说:“颜子所独好者,何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河南程氏文集》卷八)程颐体会出,要得到“孔颜乐处”,就必须“正其心,养其性”,具有“中正而诚”的思想境界。注重心性修养并且开掘儒家的心性理论,这是庆历新政为宋明新儒学启示的一个发展方向(范仲淹劝张载读《中庸》,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范文正公集》卷二十有《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亦是启示这一方向)。《安定学案》载黄百家案:胡瑗对程颐“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程颐敬礼胡瑗,而胡瑗曾与孙复、石介同学,此所以《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宋元学案》序录)。


        其二,“明体达用之学”不同于科举场屋之学,从经学发展的意义上说,就是贬斥“墨义”(汉唐章句注疏之经学),而直接领会儒家的经旨、经义,从而开辟了经学历史的“变古时代”。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宋史·范仲淹传》)。其所谓“泛通”,就是领会六经之大旨、大义,而不是矻矻于经书的章句训诂。他著有《易义》一篇,解释了乾、咸、恒、遁等二十七卦的卦义,另有《四德说》、《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易兼三材赋》、《天道益谦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等等。其易学著作以义、说、赋的形式写出,这也很见范仲淹的学风特色。在《易兼三材赋》中,他说:


        昔者有圣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观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卦于彼,将以尽变化云为之义,将以存洁静精微之理。(《范文正公集·别集》卷三)


        他所注重的就是“大易之旨”,认为《易经》兼天、地、人三材之“道”,包含了“变化云为之义”、“洁静精微之理”。“旨”、“道”、“义”、“理”,这是范仲淹易学著作的几个关键词。在《天道益谦赋》中,他说:


        士有探造化之真筌,察盈虚于上天,虽秉阳之功不宰,而益谦之道昭宣,万物仰生,否者由斯而泰矣。……原夫杳杳天枢,恢恢神造,损有余而必信,补不足而可考。是故君子法而为政,敦称物平施之心;圣人象以养民,行裒多益寡之道。……究至理之本,贵必始之于贱,益乃生之于损。既人事之在斯,又天道之奚远。高者抑而下者,举一气无私;往者屈而来者,伸万灵何遁。……我后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实兆民之是赖,无一物之不遂。贵退让而黜骄盈,得天道益谦之义。(《范文正公集·别集》卷三)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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