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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之道:构建以“三纲八目”为核心的道德修养体系

    发布时间: 2019/8/27 1:11:1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思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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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在早期儒家典籍中可称得上是一篇结构严谨、体系完整的作品,尽管历代学者对《大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大家认可的,那就是,历代学者都认定此书是儒家嫡传所著,是正宗的儒学作品,最能体现儒家的精神价值。《大学》作为儒家思想的经典作品,在借鉴和吸收孔孟荀思想的基础上,有目的有意识地建构了一套以“三刚八目”为核心的道德修养体系,这套道德修养体系对中国未来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
        一.三纲领:对道德主体实践的指导
        《大学》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修为之道进行了从内到外的总结,《大学》统篇所阐释的是一种修己治人之道,亦即儒家思想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之道。《大学》一开始便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把“修身”作为其整个道德修养体系的价值目标和根本目的,并且成为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出发点。具体说就是,《大学》明确提出了两条最基本的儒家道德修养思想原则,即“三纲领”说和“八条目”说,而“修身”正是《大学》“三纲八目”说的核心。这两条思想原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纲领之一:明明德
        《大学》一开篇就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在注释中把这三者称为“大学之纲领也。”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1] 很显然,后人认为这三点是理想人格实践的“纲领”可能是与朱熹对《大学》的重视与推崇相关联的,如果没有朱熹对《大学》的竭力推崇以及他在宋明理学上的权威性地位,“三纲领”学说就不会受到后人如此的重视。“三纲领”学说所要阐述的精神实质是和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人学思想一脉相承的,“明明德”重在“明德”,而“德”的思想在周初时便出现了,周人“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的观念深刻影响了后来儒学思想对“德”观念的认识,此时“德”是指先王圣哲的政治行为或高尚的个性品德。孔子和孟子也讲“德”,但“德”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政治意义上的特征逐渐弱化而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比重则逐步加强。朱熹认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民,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敬,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2] 从朱熹对“明德”的解释来看,有两点是应该值得注意的:一是“明德”的内涵是人本来所具有的,是一种先验的理解万事万物的内在的心理状态;二是由于“明德”被个人气质或人的欲望所迷惑,这样一来,“明明德”便成为道德主体通过学习、修为努力来恢复本性的过程,个体后天的活动都是为了能找回自我、寻求本来善良的内在特性,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孟子先验的“性善论”的影子。在《大学章句》里还有一段有关于“明德”的解释。“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9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康诰、大甲、帝典分别是从周书、商书、虞书等上古先王圣哲的典籍中概括出来的,显示出《大学》对早期儒家思想继承性的一面。这一段文字中我们要注意的是“自明”,这是理解《大学》“明明德”的关键,实际上这也是朱熹所持的观点:人固有之善性被欲望所迷惑,所以要自己来解放自己,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自明”。“自明”就是说要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通过积极的学习,最终达到恢复自我本性的目的,别人是无法代替你自己的,一切要靠你自己。做到“自明”的主导因素还是主体自身。这里强调了“德”这种伦理意义上的自我对道德修养的重要意义。它由周初之“德”到孔子之“德”,再到《大学》之“明明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变历程。在这一漫长的转变历程中,始终有一条以政治-伦理为思想的主线贯穿其中。 “三纲领”以简明扼要的语言表明了“明明德”的先验性,给试图接受儒学思想的人以正确而深刻的价值引导,甚至我们也可以说给群体或个体一个内心的道德规定,《大学》所要做的也是给人一种“明明德”的道德设定,要恢复人之本性,就要从儒学经典中、从儒家思想中去寻找,这就是《大学》的“明明德”所昭示于我们的基本思想倾向。
        三纲领之二:新民
        “三纲领”中的“新民”之“新”,旧版本作“亲民”,“亲”字有两解:一释为“爱”,“亲民”即为“爱民”;另一解为“新”,程子认为“亲,当作新”,[3] 那么,《大学》中的“新民”究为何意?为什么能够列入“三纲领”中?《大学》中有这样一段话: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做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4]《大学》在这里所表述的“新”代表的是一种“革新”的政治作为,也就是朱熹所说的“新者,革其旧之谓也。”[5] 朱熹在解释“作新民”时说:“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6] 鼓舞民众的志气,振奋民众的精神,称为“作新民”,在这里,《大学》所说的“作新民”是从政治角度来讲的,朱熹还说:“言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7] 这是对“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的解释。如果说“明明德”所注重的是对个体主观精神状态的一种规定或启发,那么“在新民”则涉及个体道德完善之后如何运用到群体的外用之道。由个体之善扩充至天下万民,这正是孟子由“修心”、“养性”到“仁政”思路的总结,《大学》在这里以一种更精炼的表达来说明这个原则的重要性。自春秋以来,“民本”思想成为社会发展的一股思潮,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无论是《管子》中提出的“以人为本”,还是《孟子》中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都是对民众力量的一种肯定,都是呼唤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大学》充分借鉴吸收了早期儒家这一优秀的思想成果,把“新民”作为其“三纲领”之一,使之成为是否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评判准则和道德修养纲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新民”这一纲领性的规定,才有“八条目”中“治国、平天下”的出现,二者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三纲领之三:止于至善
        《大学》的第三条纲领是“止于至善”。 “止”在这里有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境界,遵循某种道德准则的含义。它始终应保持或致力于“至善”方面的道德追求和修为。“至善”显然是指一种最高的道德目标和道德境界而言,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最根本规律就体现为一种“至善”,实际上此处“至善”既有社会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含义,又有政治生活方面具体的行为规定,它所针对的对象既可以是一般道德个体或大多数“士”阶层,也可以是上层贵族或封建统治者,所以朱熹注解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8]“至善”的道德境界和准则当然是最高的,是“明明德”和“亲民”二纲领的最终发展归宿,也是对二者发展的目标要求,要求在实践中把“明明德”的内在修为和“新民”的外在事功这两方面的个体主动性行为都发挥到最高点。所以朱熹又说:“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9]“尽天理”、“绝私欲”正是朱熹理、欲之辩的核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政治势力的干预以及对“人欲”的压制,人学的发展没有走上一条真正关心人、尊重人的道路,理论上的提倡与社会的现实具有极大的反差。《大学》所标榜的“至善”完全从政治统治的角度出发的,从思想上、行为上对封建知识分子进行全面控制。他们可以在“至善”道德的遮掩下,堂而皇之地要求社会各阶层人士服从于宗法统治的各种规范,谁要是脱离了“三纲领”的规定,就是“离经叛道”,这实在就是儒家思想能够成为中国两千年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通过对《大学》中“三纲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的一种递进的逻辑关系。这一关系表明了道德主体“从明明德”出发,经过“新民”的发展,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这种对主体修为实践活动的规定直接引发出“内”“外”两种相联系的具体修为方式,儒家同样以逻辑发展的合理结果提出了“八条目”的具体实践之道。
        二.八条目:个体道德修为的具体步骤
     
        《大学》在提出了“大学之道”即“三纲领”说之后接着又提出了“八条目”之说。一般来说,我们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作为道德的内在修为,而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道德的外在修为。
        修身的步骤:正心诚意和致知格物
        《大学》提出的“修身”途径主要是指“八条目”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步骤:正心诚意和致知格物。《大学》认为,修身的起点是致知格物,《大学》对致知格物没有作过多的解释,通过历代一些学者的注疏,我们可以看出,所谓 “格物”就是指“对自然外界进行研究”的意思, “格物”、“致知”是联系紧密、层层递进的两个步骤,“格物”的逻辑结果是获得了对万事万物运行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而这正是“致知”的内在含义。而“致知”的来源首先是个体对客观外界事物的认知,所以《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致。”朱熹解释说:“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0] 刻苦地研究探讨事物的道理达到穷尽的地步,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也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这是“致知”、“格物”所要达到的高度。朱熹在对“致知”、“格物”进行阐释时强调的是理想人格在“修己”时应时刻注重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学习、研究,以丰富自身的知识,以便为“诚意”、“正心”做准备,从这一点上看,朱熹的观点是符合人的一般认识规律的。没有对外界事物的研究考察就不可能获取丰富的知识,外界的万事万物是人的认识的唯一源泉,只有通过主、客观的互动才能达到真正“修己”的目的。朱熹强调的是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他注意引导人们勇于探索、善于学习的兴趣,抓住人们为修身而努力提高自身道德水平的特点,促使人们对自身及外界事物进行必要的研究。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大学》与早期儒家思想一样,所提倡的“格物”、“致知”主要还是侧重于社会伦理道德方面,他们的致思取向主要是放在社会生活中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上,而不是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对于自然界万物的探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目的还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这充分反映了儒家人学思想的政治性、伦理性特点。个体在“致知”上的“修己”功夫也多表现在仁、礼、智、信、孝悌等道德层面,服从于群体关系,其实并没有使个体得到发展和成熟,只是成为了心中的“圣经”不得随意摆脱而已。
        “格物”、“致知”是修身的重要方式,它从社会伦理的层面丰富和限定了人们的认识范围。在修身的第一步完成之后,《大学》又逻辑地提出了“诚意”、“正心”的行为步骤。关于“正心”、“诚意”,《大学》做了详细的解释:“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8,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11] 在《大学》看来,恐惧、忧患等不良情绪深深影响着“心”发挥其正常的认识功能,因此,所谓“正心”就是摈弃外界干扰和不良情绪的影响,使“心”能正常发挥其辩知事物的功能,一句话,就是要做到专心致志、精力集中。儒家所强调的“正心”主要是指伦理道德所规定的各项行为规范,知识分子只有按儒家或正统社会所提倡的要求来做才是正当的,否则便是不正当的,这种引导人们克服私欲,削除不合理、不健康的欲望和情绪才能修身的提法表明道德主体主观努力的极端重要性,只有主观内心自觉自愿地接受道德修养的熏陶才能产生具体的行为动力。
         对于“诚意”, 《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12]“欲诚其意,先致其知。”先有对社会伦理的深刻认识,才能在个体内心树立真正“修己”的诚意。 “……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13]“诚意”就是不自欺欺人,就是独善其身,就是表里如一,在精神上感到极大的满足。在通过“格物”、“致知”的步骤后,个体已经认识到事物发展的高深道理,认识到自我在社会中应注重和施行的内容,如果自己下决心追求理想人格境界,就得在心里首先设定追求目标的美好愿望,在日常行为中自觉地以理想人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这种完全个性化的行为是萌发于个体内心,然后表现在外在具体实践中的。这里最重要的是“慎独”,何谓“慎独”?《大学》解释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8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14]“慎独”所要表明的是在闲居独处、没有别人监督的情况下更要谨慎地反省自我,进行实践性道德修为,因为诚与不诚、欺与不欺,虽发于内心,但必然会表现出来。朱熹对此解释说:“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15] 这实际上是提倡一种道德自律,把修己作为自我主观意识较强的一种修养行为,不完全依赖于外界条件的约束,也不自欺欺人地借修为的幌子而专做给别人看,钓名沽誉,这些都是个体修为中的大忌。这一点完全体现了《大学》的理论特点,重视内心道德的严格自律,调节自我情感,坚持所选择的修养之道。后世大儒对“慎独”都是非常看重的,明代王阳明、清代曾国藩等都对此有过精辟的见解。在现代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关系中,“慎独”仍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道德要求和人生修养原则。
        由“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体现的正是主体道德修养的层次,然后经由主体来加强这种内在的向最高道德境界的追求,最后落实到外在的治国平天下的层面,这种由内到外的递进式的修为之路是主体道德修养不断加强的过程,也是由观念到行动的具体实践过程,很显然这里更侧重于内心情感的实践体验。对于外在的具体实践之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样是递进式的、渐进的过程,这一切都经由“修身”而引发。“修身”是指在心中保持一贯的良好作风,时刻注重把自我调适到社会伦理所要求的规范中来。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主观的意志力强制性地移向了能否遵循宗法礼教的规定上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大学》与孟子提倡的“内圣”之道的继承关系,内心道德体验的程度直接导致了“修身”效果的好坏,故而朱熹论曰:“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16] 心里要“常存”什么呢?常存的是通过“格物”、“致知”所得到的关于社会伦理方面的道德规范,这是“修身”的关键点。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修身”直接来自于道德主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把这四项内心的道德修为做好了,“修身”的目的也就可以达到了。
        修身的价值目标:治国平天下
        我们说,“修身”既是《大学》人学思想的根本目的,同时又是《大学》“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由内到外、由小到大、由家到国乃至天下的实践之路是有先后顺序的。《大学》又提出了“齐家”之论:“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17] 人之感情易被一时之好恶、贵贱之情所蒙敝而不能以正当全面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对事物的片面性理解。这一段话旨在说明“齐家”与“修身”之间的关联。从现代社会学的角度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细胞,而人又是组成家庭的最基本元素,只有社会中每一个独立个体在自身的整体素质方面有了全面的提高,才能可能维系家庭的内部稳定,最终也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保持社会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从这一层面来讲,《大学》所谓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的理论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齐家”的重要作用要依“修身”的情况而定,“治国”必须以“齐家”为基础,为此《大学》又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其机如此。……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18]“一家作风的好坏影响了一国的兴亡大事”这种论调充分说明了“齐家”对于“治国”的重要性,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家”、“国”具有同质同构的特点,“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因此,“家”、“国”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家”之不齐,“国”必将不治。实际上一人、一家的状况反映的是道德主体在日常事务中的所作所为,出发点的好坏当然会引起相关联的反映。若以良好的出发点去行事,引发的好的结果就可能多些;若以邪恶的心态去行事,那就必定引起坏的结果。《大学》强调“齐家”对“治国”的重要性目的是要引发人们对“修身”、“齐家”的重视,以便更好地做到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稳态结合和统一。那么,“齐家”如此重要,应该如何“齐家”呢?在这一问题上,《大学》提出了“齐家”的行为准则:“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19] 孝、悌、慈这些概念都是孔、孟、荀在他们的人学理论中反复提到的,孔子的“忠恕”之道以“孝悌”为中心;孟子的“仁义”学说也以“孝悌之道”为根基。至于说“慈”也是“人性善”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孝、悌、慈作为德育教化的手段在“齐家”和“治国”中都可以运用,用在“小家”之中可以取得家庭和睦、井然有序的效果,扩而充之,在治理国家中运用起来可以使君王的形象更加完美、统治更易进行。实际上,《大学》的这一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时时刻刻都在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这种以内制外,以德教化的做法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治国之准则,这一思想的运用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中“国”“家”不分的特有的政治现象,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对于中国正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来说,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外用之道的最高目标,同时也是道德主体修为的最高境界,历代一些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无不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宽大胸怀激励自我,追根溯源,这句至理名言正是从《大学》的“八条目”中引伸而来。《大学》有言:“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88之道也”。[20] 从《大学》的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上”指的是君王、统治者。这样看来儒家所提倡的理想人格修为之路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实现,作为一国之君主或一国之统治者要治理好国家,在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同时,还要对广大民众予以教诲,把“老老”、“长长”、“恤孤”作为“治国”的前提条件,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治国平天下”就有了坚实可靠的社会基础和保障,“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也才有了实现的可能。《大学》这段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与孟子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之掌上”的思想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综上所述,《大学》一书以简练而内涵丰富的语言涵盖了早期儒家人学思想的精神内涵,揭示了儒家理想人格修为的一般过程。“三纲领”引导人们注重修为目标;“八条目”指示人们修为应该怎样做。“八条目”的内容是一个由内到外、相互关联、不能任意颠倒的统一的整体,是一个穷尽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以“格物”为起点,以“平天下”作为其奋斗目标。尽管《大学》中使用的这些范畴都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但在具体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道德实践中却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对调适人们的心态、稳定社会关系、保持思想上的连贯性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朱熹如此推崇《大学》正是看到了它对稳定社会、重塑道德人格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潜力。从当代社会的角度来看,《大学》一书中所阐述的某些思想观点,仍有重新认识、重新评价的必要,对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来说,挖掘《大学》中有价值的思想内涵同样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8380字)
        注释:
        [1]《大学》第一章
        [2][宋]朱熹:《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3][宋]朱熹:《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4]《大学》第二章
        [5][宋]朱熹:《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6][宋]朱熹:《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7][宋]朱熹:《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8][宋]朱熹:《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9][宋]朱熹:《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10][宋]朱熹:《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11]《大学》第七章
        [12]《大学》第六章
        [13]《大学》第六章
        [14]《大学》第六章
        [15][宋]朱熹:《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
        [16][宋]朱熹:《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页
        [17]《大学》第八章
        [18]《大学》第九章
        [19]《大学》第九章
        [20]《大学》第十章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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