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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明学者的正统与异端之辨(4)

    发布时间: 2019/9/9 0:06:1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国学文化
    文字 〖 〗 )
    三、焦弱侯的论说

        焦弱侯师从耿定向(字在伦,号天台,又号楚侗,1524-1596)、王襞(字宗顺,号东崖,1511-1587)、罗汝芳(字惟德,号近溪,1515-1588),并曾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在南京亲聆过龙溪的讲席,在晚明不仅是一位阳明学的中坚,还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鸿儒,所谓“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18]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焦弱侯在当时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望,被誉为“钜儒宿学,北面人宗”。[19]四方学者、士人无不以得见弱侯为荣,所谓“天下人无问识不识,被先生容接,如登龙门。而官留都者自六官以下,有大议大疑,无不俯躬而奉教焉。”[20]并且,焦弱侯曾著《老子翼》、《庄子翼》、《楞严经精解评林》、《楞伽经精解评林》、《圆觉经精解评林》以及《法华经精解评林》等,更是当时会通三教的一位思想领袖。[21]

        弱侯在给其师耿定向的信中曾经说:

        士龙逓至手书,知拳拳以人惑于异学为忧。某窃谓非惑于异学之忧,无真为性命之志之忧也。学者诚知性命之真切,则直求知性而后已,岂其以棼棼议论为短长,第乘人而斩其截哉!佛虽晚出,其旨与尧、舜、周、孔无以异者,其大都儒书具之矣。[22]

        如果说这一封信主要是不以佛教为异端的话,那么,弱侯同样还为道家思想进行了辩护:

        老子,古史官也,文先圣之遗言,闵其废坠,著五千言以存之,古谓之道家。道也者,清虚而不毁万物,上古南面临民之术也,而岂异端者哉!古道不传,而世儒顾以老子为异,多诎其书而不讲,至为方士所託。于是黄白男女之说,皆以传著之。盖学者之不幸,而亦道之辱也。[23]

        在此基础上,弱侯明确指出:

        学者诚有志于道,窃以为儒释之短长可置勿论,而第反诸我之心性。苟得其性,谓之梵学可也,谓之孔孟之学可也。即谓非梵学、非孔孟学,而自为一家之学可也。[24]

        无疑,弱侯平等看待儒释道三教的立场,必然导致其不以佛老为异端。并且,如果说从阳明到龙溪虽然日益显示出对佛老的吸收与容纳,但还不免以儒家为依归的话,弱侯则显示出了超越儒家本位的趋向。

        晚明阳明学者不再以佛道二教为异端的这种变化,罗汝芳的首座弟子杨起元(字贞复,号复所,1547-1599)曾经有过明确的说明,所谓“二氏在往代则为异端,在我朝则为正道”。[25]杨起元的这句话,既指出了明代朝廷共同提倡三教的社会现实,更透露了大部分阳明学者不以佛老为异端的心声。对于晚明思想界的这种变化,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1557-1627)曾经指出:

        盖异端可驳也,而以驳异端者驳时事,则为越俎。异端可辟也,而以辟异端者辟宋儒,则为操戈。此尤人情之异流、学术之隐痛,不可不亟辨也。[26]
     
        显然,倾向于朱子学的冯少墟已经敏锐地感受到,随着中晚明阳明学的展开,阳明学者已经开始入室操戈,排斥异端的锋芒在相当程度上由佛老转向了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儒。对少墟这样的学者而言,这种异端观的转变决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所谓“人情之异流、学术之隐痛,不可不亟辨”的话,鲜明地流露出少墟对这一思想动向的重视与焦虑。

        由以上对王阳明、王龙溪和焦弱侯相关论说的讨论可见:传统的正统与异端之辨在阳明学者的思想中发生了重点的变化,正统与异端之辨由传统的儒家与佛道之间更多地向真儒与俗儒、身心之学与口耳之学之间倾斜。这一点在整个中晚明的阳明学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构成三教融合之下中晚明阳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下面,我们将分析阳明学者在正统与异端之辨问题上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其所具有的意义。

        四、正统与异端观念变化的原因与意义

         在中晚明阳明学的发展中,发生这种正统与异端之辨的重点转移并不是偶然的。儒释道三教的深入互动与高度融合,是中晚明阳明学出现这一特征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以龙溪为代表,将正统与异端之辨的重心转移到儒学内部真伪之间的阳明学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提倡三教融合或至少对佛道两家持较为开放的态度。其他许多阳明学者对佛道两家涉入的深浅容或有不同,但与以往理学传统普遍地明确斥佛道为异端相较,采取包容甚至肯定的态度则是其一致之处。对这些阳明学者来说,要么象龙溪那样不主张在儒学与佛道两家之间轻易地论同辨异,而以能否自得于心、有所受用作为评判取舍的标准。如当有人问周汝登(字继元,号海门,1547-1629)“象山阳明之学杂禅是否”时,海门便回答说:“子还体认见之?抑随声和之者?夫禅与儒名言耳,一碗饭在前,可以充饥,可以养生,只管吃便了,又要问是和尚家煮的?百姓家煮的?”[27]焦竑在解释自己为何主张三教本一时也说:“仆非左袒释氏者,但以学者不究明己事,日棼棼二氏之辨,所谓如人数他宝,自无半钱分,故一为晓之耳。”[28]要么直接指出佛道两家并无危害。如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1508-1576)就不仅不以自己习禅为讳,反而以自己的切身体验论证禅不足以害人,他在答友人的书信中说:“夫仆之为禅,自弱冠以来矣,感欺人哉?公试观仆之行事立身,于名教有背谬者乎?则禅之不足以害人明矣。仆盖以身证之,非世儒徒以口说诤论比也。”[29]杨起元则在以儒学与佛道两家“其教虽异,其道实同”的前提下不仅认为佛道两家不会造成人心的沦丧,甚至认为学习佛道两家之说乃是良知本心的内在要求,排斥佛老者不过是执着于名称而已,所谓“学之者本心之良,而辟之者名义之束也。”[30]这些学者之所以大都对佛道两家持较为开放的态度,自然是因为他们比以往理学传统中的儒者对佛道两家有着更为深入的涉入。龙溪与佛道二教的因缘笔者曾有专门的探讨,此处不赘。[31]而这在阳明的第一代传人与后学中并不是个别现象。如萧蕙好佛老,魏水洲长期修炼道教养生术,罗念庵习静等等。而龙溪之后许多阳明学者与佛道两家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如周海门、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1562-1609)与禅僧的交往,焦弱侯对佛道两家经典的研究等等。对佛道两家的深度涉入,尽管并不必导致儒家基本立场的放弃,却无疑使得这些阳明学者对佛道两家的了解远比以往的儒家学者来得深入。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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