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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儒对孟子人性论的修正(2)

    发布时间: 2019/8/19 0:18:4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山大学哲学系
    文字 〖 〗 )
    二、  唐儒的有限“思量”
     
        先秦之後,“時”、“命”觀念流行,個人的日常行爲以俟時安命爲則,不思道德修養上的努力與精進。受此影響,孟子的人性說不得彰顯。    


        要使個人的內在修養與外在世事相聯繫,就不能使個人的行爲停留在養生修身俟時安命之上。唐代有韓愈的《原道》、《原性》,李翺的《複性書》,其目的便是要改變俟時安命的無爲觀念,扭轉儒學與人的日常生活脫節的局面。韓愈在《原道》中說,先王之道從堯開其端,一直傳到孔孟,從不間斷,惜乎“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韓愈以繼接“道統”自命,重新檢討流行於漢代的“生之謂性”之說。韓愈雖也說:“性也者,與生俱生也。”但他緊接著又說:“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1]這顯然是在重申孟子的人性說。這樣,養性盡性、講求心性功夫,便不會淪爲與“經世”、“外王”無涉的空虛之談。


        韓愈把仁義禮智信規定爲“所以爲性者”,所以,修性與現世人倫生活之間是完全一致的。修性並不是發展爲個人的養生,而是發展爲家國的經世,這就是像孟子的人性論一樣,把仁義禮智信規定爲人性的內容,然後說遵循仁義禮智信並不違反人性而是人性的完成。故明道先生說:“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而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2]孟子以此說明人爲與自然的統一,韓愈以此說明內聖與外王的統一。幾於韓愈同時的另一位儒者李翺在其《複性書》中也肯定“人之性皆善”,但他並不像韓愈那樣直接把仁義禮智信規定爲人性的內容,李翺是以《中庸》、《易傳》爲根據,建立起心性學說。李翺正是把天人所共同之序,規定爲人性的內容。這樣,修心性則不會局限在個人的小天地裏,而是外聯于家國天下萬物。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3]。這就是說,聖人能盡性而內在地合天地之序,性是天之命於人的,是天地之德內在於人的,性即是人心中的天地之序,所以,對此性的體認,即是對天地萬物存在之序、存在之性分的體認。即“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4]。


        因天人同序,故體認到天人所共有之序也即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體認到大人所共有之序是“所以能參天地”的關鍵。因爲天人同序,所以“盡性”必然産生兩個結果,一是“贊大地之化育”,二是“齊家治國平天下”。


        由上可見,韓愈、李翺重新申定人性的內涵,增強了人們在修心養性時的道德感和入世意識,指明了“內聖”的目標是“外王”,指明了人在人世間及宇宙間的地位和責任。因此,宋儒對韓愈、李翺屢有贊辭,如明道云:“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5]朱子云:李翺“有些本領”,其《複性書》“有許多思量。”[6]


        韓愈、李翺的“原性”、“複性”工作,自有其時代意義,但他們依然無法解決性善論的理論困難,即性善論在論證人的行爲(踐履禮義)的自然性時出現的“循環論證”現象。此中原因乃在於人性只能揭示人的存在的“所以然”,而並不揭示人的行爲的“所當然”。因此,宋儒對唐儒雖屢有贊詞,但還是不得不指出其“言語有病”之處。朱子說:“韓退之只曉得個大綱,下面功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疏”,“如韓退之雖是見得個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卻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7]。因此,有必要對“所以然”和“所當然”加以區分,或者,爲了確立人的行爲的自然性、必然性,有必要著重闡釋人的行爲的“所當然”。“理”作爲理學的一個重要哲學範疇,即是要說明人的行爲的“所當然”。 
    编辑:秋痕

    宋儒對孟子人性論的修正(1)
    宋儒对孟子人性论的修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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