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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起八代之衰,韩愈及其“道统”为主的哲学思想

    发布时间: 2019/3/7 0:13:01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北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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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愈高擎起影响中国文化近千载的古文运动的大旗,留给历史的是一代文宗的形象。“文死谏,武死战”,文人的死谏需要的是骨气,武将死战需要的是勇气。佞佛成风,独有他敢犯颜直谏;盗匪横行,独有他敢只身深入虎穴。韩愈既有文人的铮铮铁骨,又具武将的大智大勇。他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韩愈是一个思想观点、政治态度都非常复杂的人,也是一个极富个性与个人主见的人。他既读儒家,又取百家;既坚持儒家道统,又不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这也就形成了他合儒墨,兼名法,以儒为主,杂取百家的丰富思想。然而,在儒释道并行的唐朝,尤以释道之风愈演愈烈的中唐时期,韩愈思想的赞同者,却是寥寥无几也。 


        生平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4岁以前。韩愈三岁的时候父亲便过世了,他在文中几乎未曾提到母亲,有人说他的母亲改嫁了,有人说他的母亲在韩愈出生两个月后就病逝了。韩愈有四个兄弟,老大韩会、老二韩介、老三韩?、老么是韩愈,和大哥年纪相差三十岁。自幼父母便不在身边,因此韩愈便由长兄嫂收养。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长兄在韩愈十二岁时便因病过世,自此之后,家中的教养、生计的重担,便全部落在大嫂的肩上。韩愈生于忧患无依的环境中,从小便用功读书。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他胸怀大志,希望能有一番作为,可惜一直未被朝廷重用;直到贞元十二年(796),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节度使,于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韩愈进入仕途之后,因为忠心耿直,常常直言无忌,影响他升官得机会,甚至惹来无妄之灾。


        第三阶段,36至49岁。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一起担任监察御史,负责弹劾百官的任务。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他看不惯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作风,又批驳李实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因而引起一股政治势力向韩愈反扑,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仅管是降职,但韩愈依旧是尽忠职守,爱护百姓,因而美名四起。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他就在这时期写了一篇《劝学解》,引圣贤不得志的事实来勉励自己。唐宪宗读了之后,心有所感,于是晋升他为吏部郎中,累迁中书舍人。改河南令,迁职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就在韩愈不可一世之际,却惹来了杀身之祸。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作《谏迎佛骨表》,表中措辞严厉,直言无隐,于是惹恼了宪宗,将他处以极刑。幸好朝中大臣权贵纷纷相救,才化解了一场危机。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卒于长安。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


        韩愈一生,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终于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诗歌有独创成就,对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韩愈的集子,为其弟子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庆元魏怀忠所编刻的《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它保存了不少原本已失传的宋人旧注,今有影印本。


        主要思想


        韩愈首先是一位思想家。中唐时期,国家已基本上处于藩镇割据的状态。朝廷中宦官把持朝政、牛李党争、政治极为腐败。而李唐历代统治者都“不重经术”,佛、道思想横流,更是从经济、思想上威胁着唐王朝的统治。韩愈从维护国家统一出发,在思想上大力倡导儒学,并对之进行了发展。他发挥儒学中大一统、正名分、反僭乱、明纪纲的思想,提出反对分裂割据、维护安定统一的要求。在孔孟关于“仁”的基础上,韩愈将“圣人之道”的本质定位于“仁与义”。他用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来对抗佛老,大力反佛,这在佛教猖撅的中唐时期、思想上有着重大意义。韩愈的思想,也是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意识。但是当时的文风并不能表达这种内容。韩愈继承了前代人的成果,适应当时思想领域斗争的形势,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古文理论。他明确地解决了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以明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用古文阐发正统的孔孟之道,强调形式服从内容。“文”应为“道”服务,反对离开“道”片面追求形式华美。


        “道统”说及治世主张的延伸


        “道统”一词是由朱子首先提出的。朱子虽然最早将“道”与“统”合在一起讲“道统”二字,但道统说的创造人却并非朱子,而是千百年来众所公认的唐代的儒家学者韩愈。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自居,在《原道》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从尧舜到孔孟以来的儒家道统。他力斥佛老,排摒异端,“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力图维护儒道的纯洁性。他认为儒家道统由周公、孔子传至孟轲,孟轲以后,未能流传。因此他要“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使儒家道统发扬光大,传之久远。


        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韩昌黎全集》卷十一)。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同上)“道”,概括地说,也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传承儒家此道者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同上)这个传承系列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就是朱子所说的“道统”。 


        自从韩愈提出道统说以来,历来解说道统者都未能超出韩愈道统说的框架,即从“道”与“统”两个方面来理解道统。前者是逻辑的,后者是历史的。甚至可以说,直到现代,人们对于道统的理解也并未超出韩愈的水平。韩愈以及儒家学者所强调的道统,其哲学上的内涵究竟为何,或者说当儒者强调道统之时其用意如何,这些都尚有待于做出说明。 


        对儒家道统说进行哲学的分析,可以把儒家的道统归结为三个方面: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道统的基本内涵,应该包含以上三者。自孔孟始,儒家思想中便有了一些道统的因素。关于后世儒家列为道统之传道谱系表中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大都以崇敬和赞扬的语言提到。可以说,道统因素在儒家思想中是自始至终都存在的。而韩愈更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传授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矣。”(《原道》)而这个具体的道统谱系把道统所包含的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和弘道意识也具体地表达出来。认同意识、弘道意识不必说,就正统意识而言,韩愈道统说中也有之。韩愈说:"孔子之道,大而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正而皆得性之所尽。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益分"(《送王秀才序》)韩愈以为:"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同上)这表明了韩愈对于儒家本质的理解,即儒家创始人的思想当以孟子的发挥和解释为标准.另一方面,韩愈虽未明确把自己列入道统,但其谓圣人之道"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与孟尚书书》)不仅有继任道统的意思,而且还有学为正宗的味道。


        第一,韩愈的“道”,是主张“忧天下”而不赞成“独善自养”的,也即是主张“兼济天下”而不赞成“独善其身”。可以看出,他虽然继承了儒家“兼济”的思想,却又有所不同。应该着重指出,这在当时是相当积极的一种政治态度。其《上宰相书》至于再三,固然是为了做官,但他做官确有行道的目的。为了行道,韩愈还曾希望做个谏官。他在《龊龊》诗中说:“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做个谏官,这是唐宋两代一些忧国忧民的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因为谏官的地位虽不高,却有言事进谏的机会。韩愈写《争臣论》一文,就曾以言责批评谏议大夫阳城。当他自己一旦做了御史,有了言责,便立即上书言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是一篇体现韩愈行道的重要文章。


        第二,韩愈之道也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他反对藩镇割据,还不仅因为自幼身经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生活困苦,主要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藩镇割据给国家造成的危害。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言行是明显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他积极主张讨伐淮蔡,并且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淮蔡平定之后,韩愈还奉命写了《平淮西碑》,此碑行文鲜明地表达了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其文有云:“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这是维护皇朝的大一统思想,立场是明确的。反对藩镇割据是个重要的政治态度,也是韩愈行道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韩愈的道又是关心社会现实、反对佛老的。在唐代,反对佛教虽不始于韩愈,但批驳佛老,则以韩愈为最。一篇《原道》竟然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还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这是十分激烈的主张。当然,韩愈更激烈的言论还是《论佛骨表》。他在表中首先历数自古帝王长寿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大都短命。这话和当年傅奕所言者似乎相同;但因讲话的时间不同,对象不同,韩愈这话就有更强的针对性,也冒更大的风险。


        第四,韩愈之道又是主张重视人材、选拔人材的。重视人材,这是韩愈为人行道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终其一生,始终注意培养人材、推荐人材。《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不但自己培养人材,也向别人推荐人材。《行难》一文反复说明选拔人材的重要;《与祠部陆员外书》曾推荐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等。韩愈认为,为国家选拔人材,乃是一种“深思长虑”,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在唐代,选拔人材也是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韩愈培养人材、重视人材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隋唐以前,在贵族世袭的制度之下,庶族地主子弟很少参与政治的机会。韩愈当时重视人材的言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重视人材,这是韩愈行道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他在《原道》中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这些理论,显然都是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韩愈所大声疾呼的“道”,实际是他对于封建国家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等绝对原则的概括,是饱含封建伦理的意味的。他的世界观,即他所谓“道”的具体内容,无疑对他的散文创作是有不良影响的。但是又应该看到,韩愈的思想,还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维护“道统”,又往往不自觉地破坏了“道统”。譬如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更突出的是,他在著名的《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思想。他不但承认伊、周、孔、孟等等“道统”以内的善鸣人物,而且也承认杨、墨、老、庄等等“道统”以外各种不同流派的善鸣人物。显然,他认为一切文辞、一切道,都是不同时代不平现实环境的产物。那么,所谓古文,就不仅是传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鸣不平、反映现实的工具。


        “性三品说”


        韩愈也宣扬了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糟粕。他的《原性》继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把封建统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被剥削人民的人性则视为下品,而且认为这种封建等级制以及等级性的人格是天理自然,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韩愈从唯心主义天命论出发的“性三品说”在哲学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韩愈认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也。”就是说,人性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情是后天产生的,人性也是秉天命而成。性的内容表现为仁、义、礼、智、信(五德),情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性情人人都有,但程度不同。韩愈认为,这种差异也是天生的,因而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是善的,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下品的人是恶的。情是性接触到外界事物后而产生的内心反应,相应的情也有三品。性是先天的,情是后天的,两者是有区别的,不仅性是有品级的,而情也有品级的,虽然情是人皆有之,但有所不同,上品产生的七种情感无不合于中庸之道,中品人产生了七种情感虽有过与不及,但自知随时会求合于中庸之道,而下品人却纵情行为,漫无节制。


        韩愈不仅把人之性与情区别开来,同时又将两者联系起来。他说:“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于性,视其品”。就是说,性之品与情之品是互相联系的,两者的倾向是完全一致的。根据这种理论,韩愈提出对上等人用“教”的办法,对下等人用“制”的办法,使之“畏威”。他阐述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认为学习与教育对于中品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属于中品之性的社会大多数人,在顺性克情,以求善行的过程中,有必要接受仁义礼智信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教育。决定人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人性,由于人性先天就存在着等级差别,这种等级差别又是不能改变的,教育只能在这种等级差别之内发挥作用,决不可能改变这种等级差别。也就是说,教育不可能改变人性,不能使下品转为中品,中品转化为上品,只能在品内发挥作用。因此,对于不同的人性,教育所起的作用是不一致的,对于上品的人,教育能使其先天具有的仁义善性得到发扬光大,使君为圣明之君,臣为忠孝之臣;对于中品的人,可引导他向上品靠拢,也可引导他向下品靠拢,这部分人存在着被改造的可能性,教育对这部分人的人性改造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下品的人是低贱的,他们天生就是顺情而行的,其言谈举止、行为规范总是与封建的道德规范格格不入,他们不会接受教育,教育对这部分人的人性改的变化也起不了作用。总之,韩愈一方面肯定了教育在促进人性变化中的积极作用,号召大多数人要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又认为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人性三品是不可变更的,教育只能在品位之内发生作用。


        韩愈的“性三品”理论同董仲舒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的学说一脉相承,必然导致英雄史观。韩愈认为,历史由“圣人”创造,这是性三品说的必然逻辑结论。
    “德主刑辅”


        韩愈持儒家的“德主刑辅”观点,他说:“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他认为,秦“传二世而天下倾者”,就是因为先王之道衰,纪纲亡;治国当“先仁义”,以德教化;只要用先王之教,加强个人修身养性,就可使人“顺而祥”、“爱而公”、“和而平”,顺从封建统治者,不破坏封建社会秩序。但是,韩愈也不忽视刑的作用,特别强调绝不可“惮于行刑”,如果劳动人民不尽力“奉事”封建统治者,就要使用刑罚, “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执法应当“经、律无失其指” 韩愈认为封建执法活动不仅要依据法律,而且应当与儒家的经义相合;律是“圣人”制定的、符合儒家经义的;但执法者不能都是“圣人”,因此需要以经义“制有司者”,使执法活动与经义相合。对于法律无明确规定的疑难案件,“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即根据儒家的经义处理。他在论述如何论处复仇案件时说,法律没有这方面的条文,是因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即与儒家经义不合;“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对于这种案件,即可“酌其宜而处之”,使“经、律无失其指”。 


        名句: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不必贤于第子,弟子不必不如师。
        --选自《师 说》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物之谓德。
        -- 选自《原 道》
        其责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 选自《原 毁》
        麟之为灵,昭昭也。
        -- 选自《获麟解》
        龙须气成云。
        -- 选自《杂 说》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 选自《马 说》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 选自《进学解》
        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
        -- 选自《违 辨》
        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
        -- 选自《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灾害外者,皆已宾贡。
        -- 选自《后二九日复上宰相书》
        千百载乃一相遇焉!故高才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
        -- 选自《与于襄阳书》
        若俯首贴耳 ,摇尾而乞怜,非吾志也。
        -- 选自《应科目时与人书》
        惟陈言之务去。无迷其途,无绝 其源,终吾身而已。
        -- 选自《答李翊书》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 选自《送孟东野序》
        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为也,我则为之。
        -- 选自《送李愿归盘谷序》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
        -- 选自《送董昭序》
        大丈夫文武忠孝 ,求士为国,不私于家。
        -- 选自《送石处士序》
        伯乐一过翼北之业,而马群遂空。
        -- 选自《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杨之道,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
        -- 选自《圬者王承福传》
        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
        -- 选自《祭鳄鱼文》
        言有穷而情不可终。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
        -- 选自《祭十二郎文》
        士穷乃见节义。
        -- 选自《柳子厚墓志铭》


        学界影响


        韩愈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比较复杂,主要渊源于儒家,但也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他一方面谈仁义,谈性三品,继承孟轲、董仲舒的儒学传统,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原道》),僧徒返俗,佛经焚毁;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命和鬼神。一方面赞扬孟轲辟排杨、墨,“功不在禹下”,认为“杨、墨行,正道废”(《与孟尚书书》);另一方面又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一方面主张“宗孔氏”,“贵王贱霸”(《与孟尚书书》);另一方面又盛赞管仲、商鞅的事功,指斥后人“羞言管、商氏”为“不责其实”(《进士策问》)。一方面诋毁王□、王叔文集团的改革;另一方面却追随另一个比较进步的政治家裴度,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因此,韩愈虽然以儒学的卫道士自居,可是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他是“为文所得处多”,但对儒家之道“却倒学了”(《二程遗书》),“其论著不诡于圣人盖寡矣”(杨时《送吴正子序》)。韩愈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的人性论也是错误的。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中却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是值得我们肯定的。韩愈把性与情明确的区别开来,这是对儒家人性论的一个发展,在中国古代心理学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尽管韩愈“道统”论的出发点在于反佛,但更为重要的是,“道统”论也为儒学教育哲学注入了新的内容。这就是:从此以后,儒学教育哲学在涉及到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问题时,都毫不犹豫地将“道统”作为立论的依据。韩愈的道统说好似晴空一声霹雳,唤醒了儒家沉睡的道统意识,使儒家学者从较长时期的昏沉中惊醒。由于韩愈道统说的影响,儒学发展至理学,道统意识犹为凸显。正是出自对于儒家学说的本质的理解不同,以及学派之间相互竞争而争夺道统正宗的需要,朱子与象山引发了道统之辩。


        社会影响


        韩愈极力主张加强儒家思想的控制,维护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和等级制度,这在本质上有消极的作用。但也应该肯定,他主张和宣扬儒家的道统,排斥佛老,提倡古文运动,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在教育方面,提出了许多思想主张,如强调英才教育,提倡尊师重道,主张因材施教,以及有关于学习思想与治学方法的论述,都极富有新意,仍有较大的价值。

    编辑:秋痕

    李翱教育过程本质的"复性"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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