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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其教材论(1)

    发布时间: 2018/9/14 0:54:3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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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颖达(公元574—648年),字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冀县)人,是隋唐之际的著名经学家和教育家。

        他自幼学习勤奋,很有才智。“八岁就学,诵记日千余言……及长,明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诗、礼记、王氏易,善属文,通步历。”(《新唐书·儒学上·孔颖达传》)曾师从于当时著名经学家刘焯,学成之后,便居家兴办私学,以教书为业。隋炀帝大业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今河南新阳)博士,后又被任命为太学助教。隋末,炀帝曾召天下儒官集于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其时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补太学助教。入唐后,太宗平王世充,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授国子博士。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擢升国子司业。岁余,迂太子右庶士,乃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又与魏征撰《隋史》。十一年(公元637年)又与朝贤修订《五礼》,所有滞疑咸咨决之。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升为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因年老辞官。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孔颖达一生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经学教育,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隋唐时期的文教事业。从乡村儒师、河内郡博士、太学助教、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国子司业,一直到国子祭酒,他经历了从一般学者、教师到教育家、教育界主要行政长官的所有主要阶梯,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教育实践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孔颖达重点在经学方面,也旁及史学、天文历法学及文学等,是个博学的大家。在讲经中,孔颖达又以《礼》、《春秋》和《易》的研究为主,兼及其他各经,在学术界有着较高的水平和声望。

        唐太宗李世民对孔颖达十分器重,他适应政治统一的要求,认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训解不一,应对经文有统一的解释。于是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命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撰定《五经》义训。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五经义训》撰成,合一百八十卷,命名为《五经正义》。唐太宗对孔颖达这一工作十分赞赏,曾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旧唐书·孔颖达传》) 

        关于《礼》,他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者:上谓公卿大夫,下谓士也。君父南面,臣子北面,公卿大夫列位于上,士则列位于下。兄前弟后,唯礼能定也。”(《礼记正义·曲礼上第一》)因此,他说:“礼者体也,履也,……顺之则宗祐固、社稷宁、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则纪纲废、政教烦、阴阳错于人,人神怨于下。故曰:人之所生礼为大也。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辩君臣长幼之位,是礼之时义大矣哉。”(《礼记正义·序》)就是说,学习《礼》的意义与作用,在于固宗祐、宁社稷、序君臣、正朝廷,维持现存秩序和政治安定。这是对孔子“不学礼,无以立”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还认为,《礼》有“化性”的作用。他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恋之心,于是乎在。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浮燥者实亦无所不为。是以古先圣王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于德义,犹襄陵之侵修堤防以制之,覂驾之马设衔策以驱之。”(《周礼正义·序》)在他看来,人生来的天性本是静的,接触外界事物后产生了动的念头,即产生了“喜怒哀乐”等情感,从而做出动静爱恶的选择。“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而“浮躁者”却“无所不为”了。因此,为了训化人性,节制情欲,使之变好而不变坏,就不能不借助教育作为“堤坊”和“衔策”的手段,而“礼”就正是起这种作用的。在这里,他同董仲舒一样,从人性情欲的角度说明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中人之性可上可下”,这显然是儒家传统的人性观。但孔颖达“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的思想,是明显接受了玄学和佛学影响的。这是时代思潮特点的必然反映。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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