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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期的“三楚”文学(1)

    发布时间: 2009/8/18 15:57:2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作者:刘跃进
    文字 〖 〗 )
    一 楚人文化特点 

      
        《左传》称楚国为“南国”或曰“荆”。《诗经·商颂·殷武》有“奋伐荆楚”之语。战国鼎盛时期的楚国,其疆域几乎涵盖了大半个中国,所以苏秦对说楚威王说:“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1]《淮南子·兵略训》也说:“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谿肆无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为甲胄。修铩短鏦,齐为前行。积弩陪后,错车卫旁,疾如锥矢。合如雷电,解如风雨。”所以,苏秦称“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2]《汉书·地理志》也称:“观兵周室,并吞江汉之间,内灭陈鲁之国。”[3]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秦、楚对峙,双峰并立,故时人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之说。
      

        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受到严重挑战,屡次迁都,故其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亦时常处在变化之中。楚国故都原本在郢(今湖北江陵),秦将白起灭郢后,公元前278年,顷襄王东迁至陈(今河南淮阳),称陈郢。楚考烈王十年(前253),又迁都于巨阳(今安徽阜阳)。十二年后的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再迁寿春(今安徽寿县)。几次迁都选择在淮河流域,也有一部分人到了江南,如项燕。因此,不仅江淮地区,就是黄淮地区的南部,也与荆楚文化有着重要的关联。从总体来看,楚国的范围大致集中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地以及河南、山东南部地区,江苏、安徽、浙江、江西、陕西、四川等地也有部分疆域归其所辖[4],而江淮流域则为其核心区域。当然,江淮地区,范围至广,涉及很多郡国,归属也时有变化。秦灭楚置楚郡,其地广大,后又分置九江、长沙、东海、泗水、薛郡等五地。《汉书·地理志》所说楚国还包括淮阳国,亦属楚郡。汉高祖四年(前203),改九江为淮南国,进一步明确了地域方位。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将淮南国改为九江郡。王莽时期曾短暂改名延平郡,但是东汉建武元年(25)又复旧名称九江郡,其辖区主要还是江淮地区。又譬如亳州(古称谯县),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谯县先后隶属于砀郡和泗水郡。两汉时期设置十三刺史部,谯县又属于豫州刺史范围。这个地区,既有吴国的传统,又有齐鲁文化的影响,当然,更与楚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里以长江为主干,把江淮地区放在荆楚文化圈内论述,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看,也自有其道理。
      

        依据战国后期乃至秦汉之际的政治格局,上述地区又可以具体分为东楚、西楚、南楚。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即淮河以北的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的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项羽欲都彭城,故自称西楚霸王。这代表了秦汉时期的基本看法。《史记·项羽本纪》集解引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5]江陵、吴、彭城乃是楚人的核心地带。[6]笼统地说,“三楚”主要涵盖了楚国强盛时期的地理范围,但是后来,这个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文化概念,直至东汉时期,依然为时人所使用。因此,很难从地理学的意义上作出明确无误的界定。文化的传承,民俗的演变,有着相对的承袭性和稳定性。其实道理很简单,民俗文化特征,并不会简单地就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发生质变。一次战争,或者一个条约就可以改换一个国家的君主;一种很厉害的瘟疫也许可以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还没有一次骤变,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大部分人的生活习惯、民俗风情和典章制度。[7]
      

        譬如,《荀子·议兵》:“楚人剽疾”。《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对刘邦说:“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周亚夫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老子》一书,就是其中的理论代表。《老子》充满辩证思想,用在军事上,就是一部兵家著作。他主张在战略上以“柔弱胜刚强”。他说“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故曰“上善若水。”他主张在战术上 “以奇用兵”取胜:“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些主张,都有其深邃的哲学基础和广泛的实用价值。秦灭六国,楚最感冤枉,因为连国王(楚怀王)都被扣在秦国。即便被灭之后,楚人依然怀念不已。结果,最终灭秦的还是楚人。《汉书·陈胜项籍传》就曾记载南公的话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对于这八个字的具体理解目前尚有很多分歧,一说是指三户人家,一说是地名,也许这并不很重要,关键是“亡秦必楚”四字。因为陈胜、吴广、以及刘邦、项羽、萧何、曹参等均是楚人。而且他们所立傀儡君主也是楚王后代,说明楚人对于自己国家在六国中最后被灭实在不甘心,伺机而起也在所必然。秦二世胡亥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兵于蕲。九月,沛人刘邦起兵于沛。同年二十四岁的项羽亦起兵于会稽。“三楚”子弟同时起兵,显示出楚人对秦衔恨之深。
      

        又譬如,楚人好巫,每事必卜。在这种浓郁的巫术氛围中,崇拜天体,崇拜太阳,崇拜月亮,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九歌·东君》就是表现太阳神的诗篇,而《离骚》中的“望舒”则是为月神驾车的神。不仅如此,天上的众星,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等,也时常引起楚人遐想;当然,这又不仅仅限于楚人。面对着那些无法预知、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我们的祖先往往把它纳入到社会生活中加以解释,从而形成所谓的星占术。而楚人特别擅长这类知识谱系,《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甘公,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及《岁星经》等。甘德的学说,大量保存在《开元占经》中。1942年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出土帛书有九百多字,分《四时》、《天象》、《月忌》三篇。近年在楚地出土的文献中,多《日书》、《天文气象杂占》等,就多与星占有关。如前所述,这些学说当然不仅仅掌握在楚人手里,但为什么后来的文献考古发现却以楚地为多呢?这可能与中原文献的流失有关。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周朝内乱,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等奉周室典籍奔楚。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楚灭鲁国,也携走一批资料。而此时的秦国,推行商鞅学说,对这类典籍多所禁止。因此,楚、齐则保存较多的传统文献。这也是楚地不断发现先秦古籍的重要原因。如近年在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就发掘了大量的汉简,包括《脉书》、《引书》、《奏谳书》、《盖庐》、《算数书》、《二年律令》、《历谱》及汉律等[8],对于我们了解认识中医古籍的源流,有莫大的意义。这些著作多属于阴阳家著作、医书和数学书,反映了当地导引星占之风兴盛的事实。
      

        对于天人之际的众多现象特别关注,楚人在文学创作方面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宇宙意识。《论语·微子》记载楚狂人接舆的话:“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屈原《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诸如此类的意识,正是楚人影响于后世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一点。冯衍《显志赋》:“往者不可攀援兮,来者不可与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无不缘于这种意识。
    编辑:雪竹

    试论汉代文人的政治退守与文学私人性
    秦汉时期的“三楚”文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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