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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08/10/8 10:33:0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作者】钱建状

      一种文化传统的存在,必有其内在的依据和合理性,但当世易时移之后,传统的惯性亦往往成为阻力,从而遮蔽我们的目光,让我们视而不见,乃至于用想象来对抗现实。金元两代历时二百五十余年,共“计词二百八十二家近七千三百首”(唐圭璋《全金元词·前言》),具有相当可观的创作规模。但自金代至近代,词学研究者或拘于夷夏大防,或因“馀分闰位”之理念,或认为“一代有一代之胜”(清人焦循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对金元二代词的存在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语焉不详。以至于到二十世纪末,以金元词为研究对象的海内外学术专著,屈指可数。①有鉴于此,浙江大学陶然博士在金元词研究领域潜心钻研,终于撰成《金元词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版,以下简称《通论》)一书,该书观点新颖,视野开阔,立论甚高而又持之有据,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词学研究专著。《通论》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金元词研究向纵深发展。
      相对于其它几部金元词研究专著而言,《通论》之体系更庞大,结构更完整。所论从金元词的断限、演进轨迹、历史定位至金元少数民族词人、域外交往词、金元全真道教词,乃至于词与诗的文体互动、词人群体、金元词论,内容丰富,涵盖了金元词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既从历时态勾勒出金元词在二百四十馀年中的流变与演进过程(借才异代期、气象鼎盛期、遗民悲歌期、延续传承期、曲终奏雅期),又从共时角度将金元词人归并为七大文人群体(金元之际东平词人群、真定词人群,宋元之际江西词人群、杭越词人群,以及大都词人群、元代中后期的浙西苏南词人群)。既有基于共同文化背景而展开的群体原生态研究,又有因个体生命生存环境的差异而所需的知人论世的个案研究。既能见微知著,由精微、感性的鉴赏上升为深刻、理性的批评,又能由博返约,由认知层面最终归宿为价值评估层面。在研究方法上,则力求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论由史出,文因情生。
      一种学术研究,要想赢得发展,其主要途径不外有二:一是开辟新领域,在“面”上有所拓展;一是使用新方法,从一个侧面或角度去迫近研究本题,从而在“点”上有所深化。作为一部后起的金元词论著,在兼顾点面从而有所突破与发展方面,《通论》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就面的拓展来说,《通论》的成果是显著的。因历史和观念的原因,金元词的研究空间尚存较多前人着意无多而又很有研究价值的领域。正如著者所指出的:“由于时代的变化、文化的差异以及历史立足点的不同等诸多原因,金元词坛中存在着不少新的因素,是两宋词中所没有的或比较少见的”(127页)在金元两代,一方面,包括政治体系、人材选举、文化心理及习俗等在内的金代整体性的汉化趋势,另一方面,因元代的混一天下而致使的域外与中原的文化交流的大大增强,是这一时期的新质因素。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金元词坛很有意味、也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同前)女真、契丹、畏兀、回回、高丽等少数民族词人的大量涌现,以及金元词中所体现的对外关系与域外交往活动,正是新质因素起作用而烙下的印记。此外,金元时期集中出现的一大批道教词人与道教词,也是词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这些道教词数量巨大(约占金元词的一半),且多为全真教道士所作。故《通论》设专章予以讨论,一方面从文人化、诗词传道、内丹教旨等方面考查道教词的兴盛,另一方面,又从创调、改调等角度来定位道教词的词史价值。这些开拓,既带有原创性,是金元词研究的新收获,就大文学史观来看,又是对整个词史的补充与深化。
      点的深化,《通论》是借助于检讨学术传统而得以完成的。发古人未发之覆,既尊重传统,又努力超越传统,是《通论》的基本历史态度,也是本书得以成功的关键。《通论》对传统词学观的再检讨,首先开始于金元词的断限方法。历史上关于金元、宋元之际文人归属标准主要有四种类型,即依政治态度而定,依作家年齿而定,依时间断限而定,以人系诗从宽收录。这四种代表性的断代标准,尽管都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依据现代史学眼光来看,不仅难以执一驭万,统摄万有,并且因各执一端而显得有些教条。因此有必要突破正统观念,作出更为科学的界定。基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通论》认为,或以创作为主导,或依事迹而推定,或原心迹为辅助,乃至于取两存以兼顾的模糊化标准,要之,既本着“以宋归宋,以金归金,以元归元”的原则,又不妨灵活通变,从而在视角的转变中对金元之际、宋元之际、元明之际等三类跨朝代词人进行了重新界定和合理评价。
      对传统词学观的再检讨,其本身并非目的。而是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将研究推向深入。因此,《通论》的检讨历史,其步骤往往有三,即(一)找出对金元词影响深刻的“传统观念”;(二)指出生成此观念的客观文化背景;(三)借此批判将问题引向深入。如“金词的历史定位”一章,《通论》著者首先论道,“正统观念往往使历代词评家们只注意到南宋词而忽略了金词”,或“由北宋讲到南宋,再回过头论金词”(73页)。其次,这是一种偏见,其产生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汉族中心意识”。再次,作者指出:金词与南宋词应互为坐标与参照系,其基础是共时性与同源性。以金词为参照系,有助于对南宋词作出正确的评价。从对北宋词的继承与发展来看,金词的存在使十二世纪的词坛更为丰富多彩。这样的论述,如抽笋剥蕉,层进层深,委婉道来,切中肯綮。既比较辩证,从历史的分裂中看到了统一,又相当客观,在肯定金词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南宋词的成就。
      批判地继承,充分吸收传统词学观的合理内核,是《通论》极具方法论意义的创新。对有元一代文学的评价,自清代扬州学派中人焦循提出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之后,王国维推其波,胡小石助其澜,于是言词必说两宋,言元必说“元曲”,“至后代摹拟之作”如元词,“便成了馀气游魂,概不足道。”①面对深入人心的传统文学观,一方面,《通论》从姜张词派在元代的完成、咏物寄托的极至在元代方始出现、宋代不少词派在元代都有延续与馀波等角度论述了元词的历史价值,从而用事实批判了“馀分闰位”的传统词学理念的片面性。另一方面,《通论》并不满足于对传统的批判,而是注意到,“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观念,虽然对后继者所作的发展重视不够,但这种学说重视文学的创造精神,以元曲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并不为过。以元曲为参照,则元词“词调之贫乏”“歌法之失坠”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而从创新性来看,元词与元曲的互动则于两种文体皆有裨益。以词调入曲、以词境入曲、以词事入曲,既充实了词乐,又赢得了上层的接受者,而元词在内容、语言、风格的曲化,则显现了“元词求变的努力”,从文学的创新性角度来看,这是“词史的发展”,“并不能一笔抹杀,仍有其适当的位置”(275页)。这些精警之论,不是就事论事,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跳出一步,高屋建瓴地注意到对文学精神与规律的探讨,故能启人心智,发人深省。
      《通论》既能入乎内,从微观的角度深探金元词的内在意蕴,复能出乎外,由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抽绎出金元词发展的特殊规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论》的金代文学研究,将十二世纪的南北文学置于同一平台上,治本期文学史,能纵横比较,“二史兼治”,使其相得益彰,颇具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原载】 《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
    编辑:秋痕

    《赵氏孤儿大报仇》
    赵维江著《金元词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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