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研究，自新时期起步至今，已走过10多个年头，涌现了不少成果。但就其性质和程度而言，大体还处在历史(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的梳理和评介阶段。可喜的是，近年有了新的突破。杨匡汉主编、集体撰写的《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以宏观的视角，对海峡两岸现、当代文学进行多向度的比较研究，史论结合，气象宏阔，标示着大陆台湾文学研究所达到的新水平。

    本文仅就后著简评如次。

    品读此著，你首先会为主编和撰写者高远的立意所感染。他们有一个强烈的共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血肉相连的重要一翼。透过全书的分析，比较，论述，人们会清晰的看出，今日两岸看似风貌迥异的文学存在，原本是“同根同源”的；它们的“分流”，只是由于异族侵略和民族内部政治分野的结果；因此，其相异，不仅不是绝对的，而且也不会是永久的，随着两岸敌意的消除、交流的加强，和统一的实现，中华民族统一繁荣的文学局面必将再度出现。也许正是基于此种认识，编著者们把探讨的目标确立为“寻求点燃整个民族文学的心火”，并沿着这一方向展开艰苦的求索。杨匡汉先生在“导论”中指出：“今天，当海峡两岸文学界都强调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强调文学应当具有开放品格和融合功能的时候，通过比较和互补，为多难的文学中国作整合、超越地域和政治，凝聚时空与才情，正是中国新文学勃兴和希望之所在。”(17页)他还深有感慨地写道：“前人把整整一个世纪的焦灼和苦痛留给了我们，也把文学百年的悲凉和弥合的责任，留给了文学界。”(1页)这里所传达的，不止是编著者的卓识，更显示着他们的远见和对祖国文化建设事业高度的责任感。这其实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忧患意识、使命意识的生动的传承再现。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心血呼唤着“大中国文学交响曲”的奏鸣。

    两岸文学的相异，主要是由彼此之间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人文环境所致。目前这种状况并无根本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欲“寻求点燃整个民族的心火”，必须超越长期形成的政治心理定势，和彼此孤立的地域限制。为此编著者采取了两项策略：一是开展比较研究，二是采用历史一美学一文化的批评方法。如此，一方面，可以自由地把发生在中国现当代时期的两岸不同风格的文学拉到一起，进行仔细的多角度的对照、观察；同时，以文学为聚焦点，将视野伸向历史和文化层面，伸向20世纪世界文学一文化发展的总体背景。这就为编著者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从而使比较研究进入更深的境界。

     例如第二章探讨“两岸文学之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共同背景，并向前“寻踪”至明清之际由大陆赴台的文人士大夫如徐孚远、沈光文等人的创作活动，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感。在此种历史文化氛围中，经过比较研究，不仅确证了两岸文学在主题和文体方面所具有的共同性，而且进一步发现“两岸文学间更深刻的联系，还在两岸知识者的意识深处”(24页)。循此又指示出鲁迅的“精神气质”在两岸后代作家中的“薪传”。这就把人们的认识引向两岸文学之“根”。文学作为“人学”，归根结底是人类意识潜能外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同的民族，由于所处自然、社会及人文环境的差别，会形成不同的意识“积淀”，或曰“集体无意识”，铸就与众不同的民族“魂”。正是这个隐藏于意识深处的“魂”，决定着一个民族文学的底蕴，风骨，独特风貌。由知识者的深层意识论及两岸文学的“同根同源”，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此章作者思维敏捷深沉，常常将触角伸向问题的关节处，如所说两岸文学在文体上更深刻的联系，“在文体与意识形态内容的连接处”等。虽是轻轻一点，但言简意赅，令人忽有灵悟触发、茅塞顿开之感。

    又如，第四章论“文学母题及其变奏”，作者将目光投放到我国和世界文学广阔的视野，首先点明，“中外文学的一些基本母题。都同人类的两个基本话题一一政治与性有关”(99页)，进而指出中国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无论是谈“天”还是说“性”(“爱”)，都同现实的政治生活有关，所谓“性”学，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学。屈原式的自我放逐，庄子式的逍遥追求，其源盖出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政治情节。作者的这种认识，穿越大千世界繁乱的生活表层，直逼社会和人性的深处，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如就人性的基本层面而言，除性欲外尚有物欲、智欲等要素)，但堪为一家之言，由此论及两岸文学的“母题”，颇多独到之处。作者认为，海峡两岸的现代文学是那些在19世纪末留下来的“废墟”和“荒坟”中生长起来的“叛逆的勇士”们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而这些“勇士”们都患有“精神分裂症，那根源在於“理想同现实、灵魂同躯体的不能妥协”(118页)。如此识见，剔肌析髓，从创作主体的精神心理深处找到了两岸文学共同“母题”的根源，远非一般目力者所能及至。此章对“走出”母题、“围城”母题、“放逐”母题，都有比较精彩的论述。

    再如，第九章“两岸文体风貌”的比较，专论文体形式的变革，同样将其置于同文学思想内容变革关联互动的格局中进行。这就避免了一般就形式论形式的轻漂与肤浅而达致内蕴的丰厚与深入。因为，文体、文学、思想文化，原本互相依存共处于人类精神之生命链中，离开它们之间的关联，是很难把问题说明白的。文体的发展是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而文学的繁荣则受制于思想文化，受制于意识形态的状况。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它成为正确认识两岸文体变化的秘密所在。正是在这里，作者表现出目光的深邃。他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体的解放起步于“五四”时期，而那时，“文学思想的解放同文学形式的解放是并行的，是互为条件的”；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民族灾难的日益深重，革命的内容和战斗的情思，成了社会对文艺的主要要求，也成了文艺家自觉追求的目标，“形式的探求就不能不退到较为次要的地位”；1949年以后，两岸从各自的现实出发，互由相反的角度强调政治对文学的制约作用，限制文学创作的自由度，也妨碍了文体的发展，“思想的禁锢导致文体的凝固”；当着“思想禁锢”消解之后，相对自由的意识形态环境，才再次推动了文体的解放与发展。作者从“语言体式”、“叙述方式”、“修辞手段”、“结构方式”等不同层面，对两岸文体风貌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其中对大陆新时期以来文体变革，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这种比较和探讨，是一个很有意义而又资料匮乏难度较大的课题，作者不避艰辛，论述相当扎实，难能可贵。

    上述三章，均系两岸文学研究中首次涉及且有较为深入开拓的内容，与此具有同类性质的，还有第十章：“同源分流的理论批评”。作者由台湾地区“政治环境、地理环境、历史环境、人文环境的特殊性”，论证两岸文学、文论异同的根源，从外部条件的角度对前述强调知识者主体条件的认识作了有益的补充。当然这些外部条件也需要通过知识者主体才能最终起作用。作者指出，20世纪，特别是下半叶，决定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存在态势和前行路向的，是“政治需求、民族利益、艺术规律三要素”。这“三驾马车”，“有时三合一形成合力，有时二合一、二比一形成有主有偏的分力”(<03页)。如此论述，生动而富见地。证诸两岸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很值玩味。

     本书其余诸章，都能遵循既定的宗旨和研究方法，辛勤探索，各成一体，在资料与见解上自有贡献。通过编著者共同努力，该书走出非A即B的二值判断思维模式，从一种更高的视界对两岸文学进行整体互动的观照比较，由异察同，又由同观异，穿越意识形态的歧异和文学陆块的切割，于作品个体“潜意识”深处，发现了各自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认同”，于两岸文学“非连贯性和特异性”的背后，发现了“基本同质的元素”，并进而提出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呼唤与谋求整合”。显示出编著者可贵的史识、时识与学识。

     在结构体式上，该书也别具匠心。它对两岸现当代文学的比较是历史的，全面的，但在章节设置上，却避开文学的表层线索，而着眼于史与论的结合，用一个个互相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专题前后衔接。全书凡１1章，首章“导论：寻求点燃整个民族的心火”，末章“余论：世纪之交的远航”，是对著述宗旨、使命的论述与展望，高屋建瓴，情理并茂，似两支灯火将主体照亮。中间9章，共同以两岸文学为观照对象，每章有独特的视角，或论二者之“缘”，或论“分流与叠合”，或论“母题及其变奏”，或论“乡土与寻根”，或论“现代主义”，或论“女人笔下的女性世界”，或论“新生代”，或论“文体风貌”，或论“理论批评”，各在自己的领域深耕细作，由文学事实出发，以美学分析为中心，旁及历史、文化，尤其是政治，由表及里，由浅人深，由此及彼，构建出一幅相对完整的画面，一题一系统，一章一境界，互相连贯，环环相扣，如一座巨型雕塑。远观有立体相，前后左右，文体论评，尽收眼底；近察有纵深感，层层深入，曲径通幽，直抵文心。精读细品，别有一番情趣。可谓用心良苦。

     自然，在资料并不详备的情况下开展这样宏阔深入的比较研究，难免会有疏漏不当之处；而且由于长期阻隔，对台湾文学的某种误读、误解也完全可能，但这些，随着资料的积累和了解的加深，都是会逐步得到解决的。关键的是已经比较成功的迈开了这一步。这是值得庆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