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网-- 宝钗新论——《红楼梦》探索之一

薛宝钗，《红楼梦》中复杂的形象，这个形象的复杂外观上表现为人们看法上的截然对立以及贬钗倾向流行已久的情况下，人们对已有结论的极为不满。长期以来，这个形象始终未能得到公允的评价，而总的说来，人们多是持贬斥态度的。且不说解放以前对宝钗评价的片面，单说解放以后对宝钗的评价，便存在着许多不公正的地方。^五四年围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唯心论的批判，开始了用马列主义指导红学研究的根本转变。但由于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倾向的影响，此时出现的评钗文章多是针对俞先生“钗黛合一”论而写的，仅为了达到批判的目的而未免有失偏颇，正如蔡义江先生所说：“那时，俞平伯的名字就是谬误的代词。你只要能批俞就好，批得对不对倒是次要的。”⑴以后一段时期，人们对宝钗的认识似乎一直停留在五四年的水平上。七四年由批林批孔而再次掀起的评红热，宝钗更是遭到了贬斥。宝钗成了这次评红热中的“红人”，直接论述她的文章相当于在此以前发表的与最近几年发表的评钗文章的总和。但这些文章多是出于政治上的某种需要，是与反儒紧密相联的，诸如“克己复礼的活标本”、“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等帽子统统加在了宝钗头上，给人们留下极坏的印象。从此，人们似乎建立了某种坚定的信念，很少再有专文论述这个“已有定论”的形象了，而宝钗也便成了“封建卫道士”的化身。自从关于真理问题讨论以来，红学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一些同志不满以往对宝钗的偏见，并试图重新评价这一形象，注意到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人物，但也许出于急于反驳的原故，这些同志的文章又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全面称颂”的倾向，冠之宝钗以“完美无缺”、“十全十美”⑵、“完人”⑶的美誉，有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历史经验表明，对宝钗的评价必须防止极端化、片面化，必须能够正确运用马列主义历史与辩证的观点切实地考察作品。比如，宝钗身上确有许多封建落后的东西，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新的时代产生新的人物，宝钗身上也包含了一些时代的新因素，正是这些新的因素才构成了宝钗形象的异常复杂性。以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新因素还是我们研究作品的突破口，是更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因为在辩证方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⑷
   一、宝钗身上的时代新因素
   作为一个富贵小姐，宝钗身上具有一定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的萌芽。她不夸富贵，不讲究穿着，不喜于擦脂抹粉；是主子，较少有主子气；是贵族，难见其贵族气派；有势力，从不借势压人。
   其一，宝钗在追求一种淡雅、和谐、均衡、自然的境界，与传统封建贵族小姐时时显出一种贵族的威风是大不相同的。作者写她不爱“花儿粉儿的”，时常穿着家常衣服，“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第八回宝玉问她衣服上“熏的是什么香?”而她却说：“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烟燎火气的。”“真真骂死一干浓妆艳饰鬼怪!”(甲戌脂批)⑸宝钗身上富贵气的淡薄，与凤姐的夸耀富贵、显示威势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二，宝钗是一个阖府上下众口赞誉的人物。作者说她“大得下人之心”，她所以能够这样，在于她能够体贴于人。香菱倍受薛蟠的欺凌，而宝钗百般照顾之，并接她到大观园住。无论什么人，宝钗都一视同仁，就连深受歧视的赵姨娘母子也不另眼看待，哥哥外出带回的礼物，她也要分给贾环一份，使得专爱挑剔的赵氏也不得不连声夸好。此外，宝钗身上还劅?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博爱思想的萌芽。她急人所急，乐于助人，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送燕窝安慰黛玉，设宴席帮助湘云，赎衣物关心岫烟……。也许有人说，这一切都是宝钗为了向上爬所采取的一种独特手段，即善于笼络人心，这未免有些主观。其实宝钗的打成一片是为了给她那颗孤寂的心带来一丝温暖，也反映了她思想性格中的某些新因素。当然，这些新因素有着它一定的局限性，不分是非的民主，过于严己的平等，近似虚伪的博爱，常成为评论者攻击的把柄，也是构成她与黛玉矛盾的原因之一，反映了她性格的软弱与双重性。^作为一个满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大家闺秀，宝钗却是很有才学的。她表面上“不以书字为事”，实际上在暗暗地博古通今。她广学宏览，诸子百家无所不知，唐诗宋词元曲无所不通，甚至连书中提及过的草木之名也无所不晓；论诗论画，见解独特；言谈自如，鞭僻入理；笔挥海棠诗，讽和螃蟹咏，案翻柳絮词，诗才之敏捷不亚于黛玉，他人更是难与之“争衡”。脂砚斋赞她“真有学问”、“胜诸才人”；杂学旁收的宝玉说她“无书不知”，奉之为“一字师”。我们知道，封建阶级推崇的是“郎才女貌”，“女子无才便是德”，而宝钗却是才貌双全，“才”与“德”是发生矛盾的。这种矛盾反映了她思想性格中的矛盾，即一方面在封建思想的束缚下，她不得不拿“三从四德”一套要求于别人，而另一方面她在新时代新思想的影响下，又一定程度地背离了这些教条，表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精神状况。作者正是通过对这种矛盾的描写，来说明封建约束力的衰弱，并由此寄托了自己反男尊女卑，反“臭男人”腐朽统治的政治理想。作者不仅极力宣扬了宝钗的才学，而且赋予了大观园所有青年女子以独特的才能。妇女的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一把天然尺度。作者为改变妇女的地位所作的抗争，在宝钗身上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反映；作者反男尊女卑、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在后来李汝珍《镜花缘》里得到了更充分地表现。
   作为一个在男子面前较为庄重的青年女子，宝钗也向往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具有近代女性的某些性爱因素。以往在人们心目中，宝钗是无爱情可言的，说她是一个由里到外都冷的“冷美人”；又说她对宝黛爱情怀有野心，为了登上宝二奶奶的宝座，加强薛贾两家政治势力，她使尽了各种卑鄙的手段。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宝钗因上京“待选”才住进贾府的，而这种“待选”又是身不由己的，“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宝钗若是为了势力，那她更应当在“待选”问题上打注意才是，京中自有她的后台。而况她生得鲜艳妩媚，又很有才华，倘若被上面看中，自不愁有元春一样的荣耀与威势，何把一个区区宝二奶奶的位子看得很重呢?我们还知道，黑暗贾府里有一块光彩夺目的宝石——贾宝玉，他的存在为沉闷的大家庭带来了一股清气。这样一个人物，谁见了不爱，黛玉爱、晴雯爱、湘云爱、袭人、妙玉也爱，众多青年女子都爱，宝玉之所以得到这么多青年女子的爱，在于他给了她们许多深厚的爱。所以，我们说宝钗爱宝玉，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子，封建传统观念在她那里并不是根深蒂固的，并未发展到不可救药的程度，她的心中仍燃烧着青春的火焰，仍有对爱情生活一种不甚大胆的追求。
   一般说来，宝钗的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初到荣府，尚未萌发爱情。“宝钗日与黛玉迎春姊妹等一处，或看下棋，或作针黹，倒也十分乐业。”而此时的黛玉已爱上宝玉，宝玉姊妹间“无亲疏远近之别”使她担心，加上众人对宝钗的称好，更使她心起嫌疑，而“有些悒郁不忿之意”，但尚未知情的宝钗，便是“浑然不觉”(第四回)。
   第二阶段，未察宝黛两人心性，开始萌发爱情。时间长了，宝钗也渐渐地为宝玉所吸引，开始亲近宝玉，常往怡红院去了，但在黛玉面前尚不知避嫌。第八回“比通灵”是宝钗爱情火花的第一次闪现。作者由她反复视玉、念念有词、打发莺儿等一系列动作和反应，细致微妙地表现出一个初恋女子的复杂心理过程，即心有所爱，却怕别人知觉，引起笑话而有失体面。属于这种情形的至少可以限到第二十回，如第二十回中宝玉在宝钗房中，听说湘云来了，拔腿就走，你看宝钗怎么说：“等着，咱们两个一齐走”，并不知道黛玉会起嫌的。果然，黛玉为此和宝玉呕了气，而宝钗也并不理会，反来相劝，把宝玉推走，使得黛玉“越发气闷。”对此，庚辰脂批曾曰：“此时宝钗尚未知他两人心性，故来劝；后文察其心性，故掷之不闻矣。”
   第三阶段，已察宝黛两人心性，深深埋藏爱情。善于察言观色的宝钗，渐渐发现二玉之间存在着非常微妙的爱情关系，感到自己正充当第三者而干预了他们，明白了由自己而引起的一系列误会性的冲突。宝钗不愿做“其间拨乱”的“小丑”，不愿人家说她品德败坏，因而她决定跳出这“三角恋爱”的旋涡，愿意把自己刚萌发的爱情埋藏在心底。于是，宝黛不合，她不再去劝，所谓“掷之不闻”，宝黛在一起，她便躲开，所谓“装看不见”；黛玉讥讽，她能忍便忍，所谓“装没听见”。第二十七回祭饯花神，宝钗来寻黛玉，忽见宝玉先进了潇湘馆，便止步而想：“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想必抽身回来。事实表明，宝钗并不是宝黛爱情的阴谋破坏者，相反对别人的有意撮合，她是不满的。第二十八回宝钗因往日听母亲向王夫人等提过金玉之事，便“总远着宝玉”，其远实为近，即怕“成远离之端”(庚辰脂批)，而不是什么别有用心；而当元春的赐物，独她与宝玉一样时，她心里就便“越发没意思起来”。当然，作者说宝钗远着宝玉，并不是说她与之断绝来往，偶尔为了解闷儿，她还是要往怡红院去的；偶尔受到某事物的触发，她爱情的火花还要闪露。第三十四回宝玉“大承笞挞”后，宝钗手执丸药来看视，见他“不象先时，心中也宽慰了好些”，并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痛，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痛。”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红着脸低下头来，真是“行云流水语，微露半含时!”⑹再比如第三十六回“绣鸳鸯”，宝钗为“红莲绿叶，五色鸳鸯”的兜肚所打动，情不自禁地拿起针来，替袭人代剌。从她那失常的情态中，我们仿佛看到了“戏莲”的鸳鸯所激起的爱的浪花。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宝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而是一个新旧因素互为渗透、充满矛盾的人物；宝钗的性格并不是单一化的性格，而是富于多层次、多侧面的性格。再拿爱情来说，宝钗对宝玉的爱，不象黛玉那样热烈执着，不象晴雯那样曲而又直，也不象袭人、妙玉那样一往情深，而是委婉含蓄，曲而又曲，作者更多地描写了她爱情火花的一时闪现。就爱情基础来说，宝钗的思想性格是与宝玉相冲突的，其内向性格的软弱性不适宜宝玉外向性格的抗争性，其思想上的一定保守性不适宜宝玉思想上的强烈叛逆性，加上她的爱还时时伴有“金玉良缘” 的封建阴影，因而更容易引起叛逆者的猜疑、误会、甚至恼恨，尽管她的爱是真诚的，但其爱的基础却是薄弱的。黛玉爱宝玉那颗不甘束缚的心，宝钗也爱；前者放纵其自由而后者仅恐其遭致毁灭。于是，二玉之间思想性格的共同反抗性，使得他们能够结为知己，心心相印；而二宝之间思想性格上的差异，致使他们总保持着一种敬而远之的关系，常常是有心反被无心恼。其结果，黛玉虽在“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悲惨死去，但却得到了宝玉真正的爱；而宝钗虽在封建家长的撮合下最终与宝玉结合了，但仍是爱的渺茫，只落得个凄苦的境遇。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便否定宝钗的爱，而应当予以肯定。宝钗爱情上的主动性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背离，尽管这种主动性较为吞吞吐吐，不是那样地强烈，但它至少可以说明宝钗不是一个“封建礼教的绝对拥护者”，一个“封建社会所要求的完人”。⑺且宝钗的爱也不是以往郎才女貌、金榜题名式的爱，不象崔莺莺爱张生，杜丽娘爱柳梦梅，如此等等，一见钟情，仅为了感情上的某种满足而未免带有很大局限。宝钗爱宝玉不是看中他的相貌，也不全是欣赏他的才华，而是出于新时代新形势下两人身上部分新因素的构通，这正是作者打破传统爱情写法的地方。^
   二、宝钗性格的形成与发展
   上述宝钗在爱情等问题上所呈现的复杂性，是由她思想性格中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而其思想性格的复杂，又是与那特定的时代以及人物所处特殊的家庭环境紧密相联的。具体地说：
   首先，宝钗复杂思想性格的形成，有其深远的社会根源。宝钗所处时代，正是封建末世，一度被摧残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又开始复苏，“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成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各种不同感情、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⑻反动的封建势力，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不得不向下一代大量地灌输封建毒素，而新的思想新的思潮又不断地冲击着旧的封建堡垒，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给予年轻一代以积极的影响，致使他们在思想性格方面出现了异常复杂的情况。有的深受封建毒害，已完全站在了顽固势力一边；有的接受新思想多，终于走向了叛逆；更有许多人受到新旧思想的同等作用，正处在动摇不定、随波逐流、十分矛盾的状态之中。宝钗便属于后一种人，作者说她“随分从时”，整天抱着一种“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动三不知”的处世哲学，反映在待人接物上，便是“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音；可喜之人亦未见体蜜之情，形诸声色。”(庚辰脂批)而实际上她是有爱憎感情的，所谓“可厌之人”不见其“冷淡之态”，并不是说她不讨厌“可厌之人”，而是说她怕与世人发生磨擦；所谓“可喜之人”亦不见其“体蜜之情”，并不是说她不喜欢“可喜之人”，而是说她处世小心，不轻易流露自己的感情。且她的“不开口”是以“不关己事”为前提的，当她处境难堪之时，她也是要说话的。第三十回宝玉无意间把她比作“杨妃”，说她“体丰怯热”，她便“不由的大怒”，但“待要怎样，又不好怎样”，便借丫头靛儿寻扇之机，将宝玉以及正“心中着实得意”的黛玉都奚落了一顿。这就是所谓的“借扇机带双敲”，在脂砚斋看来，宝钗的“敲双玉”实为了“金蝉脱壳”，即摆脱困境。有人说，这是宝钗在忌恨宝黛爱情，是不对的。因为宝钗并没有宝玉那样的思想境界或者说并没有作者那样的思想水平，历史上的杨玉环在她眼里仍是一个坏人，是“祸水”?宝玉当着众人面的比方，当然要触伤她的自尊心。宝钗是受到多种思想影响的，但每种思想的影响程度又是不尽相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人或作者的观点去苛求于作品的人物。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宝钗受到了何种思想的影响，而在于怎样的思想对她究竟是怎样一种影响。以儒家思想为例，应当说它对宝钗的影响是很深的，但我们能否就象批林批孔时那样对宝钗进行无限上纲，当然不能，而应该以客观的态度，去细心研究这种思想怎样影响的。
   儒家思想，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在清代便是程朱理学。理学是儒家思想的后期发展，其发端于唐，成熟于宋，蜕分衰落于明清，自身又有着一系列的变化。拿“温柔敦厚”来说，理学是继承了儒家传统思想的，无奈封建末期，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徒有虚名，即在这个时期(尤其是在清代)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温柔敦厚”。宝钗性格中似乎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温柔敦厚，而这却是一种夹杂着许多非温柔敦厚因素的温柔敦厚。宝钗是温柔的，却有点近似虚伪，贾母真心问她爱吃何物，爱听何戏，而她偏总依着老太太素喜者说出；宝钗是敦厚的，却有点近似卑下，凡事都忍让，压抑自己的人性，王夫人要她协助探春理家，内心明明不愿，但碍着面子又“只得答应”，正如第五十六回庚辰脂批道：“宝钗此等非与阿凤一样，此则随时俯仰，彼则逸才逾蹈。”此外，在读书方面，理学也是继承了传统看法的，有其合乎事理、启迪心智的一面，如朱熹说过：“学不是读书，然不读书又不知所以为学之道。圣贤教人只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⑼朱熹的这种思想显然对宝钗是有影响的，如第五十六回宝钗便讥笑过探春把朱子“看虚浮”，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她的处世态度和对宝玉的规劝上。
其一，宝钗对当时社会追名求利，一心为了富贵荣达的读书坏风气是不满的。第三十八回她写的“螃蟹咏”，小题目寓大意，直刺现实中象贾雨村这样“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的无耻之徒，使得众人“不禁叫绝”，一致评定其为“食螃蟹绝唱”，只是感到“讽刺世人太毒了些”。蔡义江认为，这首诗是曹雪芹为讽剌时事在借宝钗“打掩护”。⑽又说它是宝钗“自我嘲讽”，未免有点臆断，其实它是与宝钗的思想性格合拍的，是宝钗在大观园相对自由天地里一次感情的激发。
   其二，宝钗是每每对宝玉“见机劝导”的，但她的劝导除出于担心外，还是与她思想性格密不可分的。第四十二回宝钗曾对黛玉讲过：“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固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可见，宝钗并不是一味地主张读书，而是反对读死书，反对仅为了功名富贵而读书。同样，宝钗对宝玉整天在家“无事忙”，做“富贵闲人”，也是不满的。她要宝玉去做“明理”的读书人，能够“齐家治国”；要宝玉能成为一名“清官”，能够“辅国治民”。可是宝钗并不了解宝玉是怎样一种人，并不晓得他在向全社会叛逆，与一般醉心富贵的人是不同的，因而她的规劝便是要宝玉妥协，当然要被宝玉骂作是“混帐话”。
   其次，宝钗复杂思想性格的形成，与其特殊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宝钗出身皇商家庭，这个家庭来往于上、下层社会之间，较之贾府更易于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如薛家就藏有许多“禁书”，宝钗很早就读过，而宝玉看《西厢》、《牡丹》，还是由手下小厮偷劁?从府外找来的。薛家的这种条件，对形成宝钗的双重性格关系极大，谁叫她有那么好的处境接触新事物呢?谁又叫她是一个封建大家的闺秀呢?且薛家和贾家一样，也正在露出“下世”的光景，挥金如土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宝钗自幼丧父，哥哥又不争气，“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母亲又是一个教子无方，整天无所事事的人，诺大的家庭一片冷落、凄凉的景象。难怪宝钗要自叹“命小福薄”，说自己与黛玉“同病相怜”，孤寂的家庭促成了她孤癖性格的形成。她“沉默寡言，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不愿多说、多动，如第二十二回贾母等一处猜谜，贾政在座，众姊妹均感拘束，惟宝钗“原不妄言轻动，便此时亦是坦然自若”。此外，由于薛家是一个开放式的家庭，因而宝钗较之其他姊妹要显得世故精通、人情炼达一些。她稳重和平，行为豁达，具有留神看的功夫，如第二十九回宝玉贺物中有块金麒麟，贾母问好象谁也有这么一块，众人不知，惟宝钗笑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有人拿此例来说明宝钗的爱情野心，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由宝钗性格所决定的。宝钗的这种性格特点，还决定她能够看清这个欺下瞒上、附炎附势的虚伪社会，但其性格的软弱性，又促使她不得不也屈从于社会，迎合投好，人云亦云，从而构成了她性格中虚伪的一面。对宝钗的虚伪，五十年代曾有人持“非自觉虚伪”论；今天却有人持“自觉虚伪”论，把宝钗的虚伪简单地看作是她“品德的低劣”，⑾两者都缺乏辩证的观点。前者过分强调了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后者仅为了说明宝钗是反面人物，便把她的性格全部归结为虚伪了。其实，宝钗的虚伪只是她多侧面性格的一个侧面，忽视或过分强调这个侧面，都是不对的。
   再次，宝钗复杂性格的形成，不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且有着具体的发展过程。一般说来，它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宝钗性格的外向性。这在书中揭示很少，但仍可窥测一斑。宝钗自小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当日有她父母在日，酷爱此女”。富贵的家庭与父亲的宠爱，使宝钗成为一名满身娇气的女孩子，正如第四十二回她自己说的：“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所以，淘气调皮，活泼开朗是宝钗早年性格的特征。^第二阶段，宝钗性格的内向性。这是全书描写的重点，其形成除社会、家庭两大因素影响之外，还与封建家长的直接摧残有关。第四十二回宝钗曾透露，说她家“也算是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在这番话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仿佛看到了封建家长的威严目光，看到了年轻一代的痛苦表情，看到了一颗颗幼小而纯洁的心灵所遭受的无情摧残。原来宝钗也是个“最怕看正经书”的人，喜欢接触新事物，无奈代表着封建阶级利益的封建家长，用打骂这样的强制手段，不让她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淘气而娇嫩的心灵又是最脆弱的，宝钗迫于封建家长的威势，不得不低头。然而，燃起的青春火焰，又不是一时就能扑灭的，宝钗表面上规规矩矩，绝对服从，实际上她仍在不断地接受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从而造成她“才”与“德”的矛盾，形成了她装愚守拙、表里不一的性格特征。
   综上所述，宝钗的思想性格是复杂多样、充满矛盾的，许多问题正有待于作进一步地研究。比如宝钗性格的内向性，由于大观园民主气氛的熏陶及宝黛叛逆者的影响，似乎也存在着某种不甚明显的发展。宝钗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宝钗形象的典型意义会体现于此。
   三、宝钗形象的典型意义
   鲁迅在谈到《红楼梦》价值时说：“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曹雪芹的伟大，就在于他敢于正视现实，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某种简单抽象的概念出发，去把握人物的思想性格，去刻划人物的活的灵魂，即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真的人物才能反映真的社会，才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宝钗便是这样一个人物，她性格上冷中有热，思想上若即若离，行动上小心谨慎，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命运似顺实惨的悲剧性人物。在她的身上融合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容纳着作者对社会的思考与认识，包含着社会发展的过去与未来，因而这是一个不朽的社会典型，中国封建末期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十八世纪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凝聚着两种不同社会力量的激烈斗争，即暴露着现实的黑暗又反射着新时代的曙光。
   宝钗形象与宝黛形象的不同，并不在于他们是否都是封建人物，而在于他们思想上的一定差距(但不是根本性的对立)以及在体现时代精神上的程度不同。写宝黛仍是封建人物，似毫不会贬低其作为叛逆者典型的价值，相反则更能加深人们对他们的真实理解，因为宝黛远远还没有实现由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变，他们只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脱离本阶级而去的历史趋向。同样，不写宝钗是封建顽固者，也似毫不会削弱作品的反封建意义，相反则更能有力地深化作品的主题，因而宝钗是全书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不把她写得很坏，便能在选择伴侣上更加鲜明地突出宝玉的叛逆精神来，从而加强全书的悲剧性。“在芙蓉与恶草二者之间选择芙蓉，不算什么稀奇，在芙蓉与牡丹二者之间选择芙蓉，这才是‘涉江采芙蓉’的风流高格调。”芙蓉与牡丹都是好花，而宝玉更喜欢“出污泥而不染”的芙蓉；黛玉与宝钗都是好女子，而宝玉更是选择了志同道合的黛玉。何谓作者的“大手笔”，这就是大手笔。^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当然不是某一个女性的悲剧，但宝钗的悲剧更能显示那个社会青年女性的普遍悲剧，进而揭示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因为妇女问题是个社会问题，妇女的痛苦更能反映社会的罪恶，所以作者才以更多饱含血和泪的笔墨，极其同情地描绘了大观园女子的悲惨遭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甲戌眉批)作者在哭泣，在为黛玉这样的叛逆者而哭泣，也在为宝钗这样的不幸者而哭泣，更在为一切深受封建专制残害的青年女子而哭泣，作者在哭泣，读者也在哭泣，哭泣中充满着对旧社会的仇恨!
   注释
   ⑴蔡义江：《对批判“新红学派”的再认识》，载《北方论丛》1980年第一期。
   ⑵聂绀弩：《略谈红楼梦的几个人物》，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一辑。
   ⑶吴戈：《评薛宝钗》，载《江淮论坛》1980年第四期。
   ⑷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六三一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12月校订版。
   ⑸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下引脂批除注明外，均出自此书。
   ⑹陈毓罴、刘世德辑：《蒙古王府本〈石头记〉批语选辑》，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一辑。
   ⑺本社编：《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第三集，第二九七页，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六二九页。
   ⑼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一八。
   ⑽蔡又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第二一三页，北京出版社1975年版。
   ⑾王宜山：《评当前对薛宝钗的评论中的一种错误认识》，载《柳泉》1983年第四期。
   ⑿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八卷，第三五○页。
   ⒀舒芜：《“谁解其中味”?有关红楼梦的若干问题讨论》，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一辑。

编辑：j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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