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网-- 武侠文化哲理精神的出场

　如果把武侠剧的创作定义为一种既非主流又非精英的大众文化，那么，这不仅消解了它本应有的历史深度、情感深度和生命深度，而且，随着武侠剧的步步升温，其呈现的为大众提供精神娱乐消费的正价值也日益萎缩，对受众人格精神误导的负价值正迅猛膨胀，不客气地说，武侠剧在大陆的勃兴是一场武侠文化价值由正到负的灾难，一场颠覆武侠文化深层哲理、扭曲人性本真、催生畸形情感的灾难。

一

　　民间出身的边缘身份，重体能轻思维的外在表现，反叛社会主流的特殊作用，都给武侠文化贴上了俗文化的标鉴。其实不然，武侠文化恰恰蕴含着与俗文化缺乏深度的浅薄完全相反的哲理精神层面：生命复归自然的诉求。

　　事物的起源决定了本质，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是一种诗性文化，即以原逻辑为特征的原始思维支配下的文化，主客不分的模糊性、与自然互渗交感的神秘性、重直观感性轻理性思考的直觉性，都凝结成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自然情结”。生存需求的多层次性，决定人类首先要满足生活下去的物质需求。而拥有强健的体魄。超自然神秘力量的整理都被寄托于武术这种人类身体动作的行为活动。但是，在思想上对人类挤压最严重也是最根本的终极命题却是死亡的恐惧。面对浩瀚的历史长河，苍茫的宇宙空间，人类都不能不被个体的渺小脆弱与自然的无限永恒所震撼，因此，习武承担强身健体的宗旨背后，应是人类内心最深处的对生命绵长乃至永恒的渴求与梦想。这是尚武文化的精神本体。由于初民采用的是一种非理性思维的原始直观思维方式，必然以直觉方式把死亡融为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通过超脱感性躯壳的畏惧死亡，这也是中国武侠文化的独特之处：凭借张扬现实与乐观生存的情趣，压抑和消解个体必死的苦痛与焦虑。实现的途径是尽可能地把人融入自然达到回归母体，消除主体化导致的个体独立，泯灭客体化导致的自然对立，解除个体生存时间有限的焦虑和空间上受自然阻隔压抑的痛苦。因此，武功的终极并非是技艺上的至上，而是人格精神回归自然的质朴与生命永恒的执著。

　　极明显的两个例子，一是武术名称与招式大都源自自然，勇猛刚强多取于虎豺熊狼，灵巧迅敏多取自鹤雁猴鹿，清新飘逸多来自云虹星月，二是处处彰显阴阳合一的自然运行法则，人物命名多用天上星宿且强调对应互补，剑术威力讲究阴阳交合。在武侠文化中，自然万物皆有灵性，与自然交感互渗可以使功夫更具有威力，这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典型的“万物有灵论”与“神秘互渗律”，它们是原始神话思维的产物。其最终所指在于追求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即达到“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物我交感”消除内部矛盾的至高境界与自由状态。但是，今天人们对武侠文化本体的定位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层面：“天人分二”“物我差异”“物我排拒”过分强调习武行为是人类凭借自己的主体实践力量，向骄狂不驯的大自然进行抗争的产物，突出人类从自然界中分离出去的独立主体化倾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所有武侠至尊都把“无招胜有招”做为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消除现象界，归隐于自然无形的理念恰恰是与“天人分二”的观念相背的，因为凡与天做对者皆亡，而归隐江湖顺其自然才是武侠文化哲理精神的基调。

　　即使从科学与理性思维的角度去审视，把从“天人合一”到“天人分二”看成人类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一种标志，那么，在今天高唱原始思维下的“天人合一”，要求再从“天人分二”回归到“天人合一”，也是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的，武侠文化中的闯入江湖——江湖仇杀——退隐江湖的圆形回归模式正好是历史“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如果对“天人合一”作表层的消极的理解，宣扬精神领域里出世与退让，则把武侠文化逼入江湖红尘缘为空的佛家虚无观，如果强调现实的批判性，突出“天人分二”的抗争自然的历史意义，则完全消解了该文化中的生命哲理深度，把形而上的精神本体诉求置换变形为形而下的感官刺激，又将武侠文化逼入江湖猎艳夺宝的庸俗论调，而这恰恰是当前武侠文化在精神本体迷失后的现状。

二

　　在消解了武侠文化的哲理深度以后，武侠影视的创作一开始就背离了生命执著与回归自然的主题，而是把武侠文化推向猎艳、娱乐、情爱为内核的平面化的俗文学。

　　第一次在大陆掀起武侠热的当属电影《少林寺》和随后的香港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其引起了轰动效果远远超过艺术创作本身的魅力，前者兴起了全民习武健身的狂潮，后者达到家喻户晓。如果探寻二剧的文化内涵，那么精忠报国，维护民族利益的政治教化是情感基调，值得注意的是，以国家为重的集体利益的宣扬是以压抑或泯灭个性为前提的。《少林寺》泯灭的是情爱，《射雕英雄传》泯灭的是个性张扬，画面都注重打斗的激烈场景以吸引观众。陈旧的主题却能吸引最多的观众，这不在于艺术质量的高低，而是八十年代初中国这一特定的时代，经历十年噩梦的人性压抑，看腻了《地道战》的单一模式，人们急需呼吸一口人性得以释放的新鲜空气，而凶杀斗狠男欢女爱正好满足了大众情感渲泄的愿望。

　　与上述二剧中政治说教的大雅与打斗场面的大俗不同的是，弥漫了整个九十年代的江湖风云完全是一场低俗文化的泛滥，最有代表性的是《小李飞刀》和《笑傲江湖》。文化的定位完全摆脱了政治化的倾向，走向了张扬个性的极端。李寻欢纵欲酒色，令狐冲背叛世俗都得到了最大张扬与肯定，传统意义上的遵守规矩的正价值被彻底打翻，取代之的是“侠”的放荡怪异，所有在八十年代初羞答答地欲做而不能的反传统行为在这十年可以肆无忌惮地完成，英雄、夺宝、美女成了此类武侠剧的取悦观众的三个支撑点，尤其是过分的美女艳影充斥剧情，显示了武侠剧已彻底走入矫揉造作低级俗滥的情色文化圈。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世纪之交的第三次武侠文化的革命，《卧虎藏龙》《英雄》堪称代表。在饱受武侠片注重凶杀暴力情色渲染的批评以后，导演们祭出杀手锏——文化品牌，企图把武侠剧从俗文化的圈子中拉出来，还原诗性文化的本来面目。于是避开凶杀场面讲完诗情画意，减少夺宝猎艳增加色彩铺张，不注重情节离奇而关注人性发展，然而，剥去高科技的华丽外衣之后，却实在找不到武侠文化最本真的内涵，血腥暴力，男欢女爱固然庸俗，故意伪装添加色彩难道不是媚俗吗？武侠文化的美在于习武出于人性本能与自然，武功至上乃是对去除人为，返于天然的人性本真追求，自然的、非有意的人性率真行为与狂暴、血腥的情欲放纵是武侠剧俗与野的分水岭，寄希望于高科技手段，最具人气的明星助阵，以及动人的音乐效果和画面就宣称找到文化内涵，岂不是很可笑的事？一边要满足大众俗文化的胃口，一边要找什么文化内涵，注定此类剧只能是一锅不伦不类的武打杂烩。

　　武侠文化的正价值既然无法得到肯定，其负价值便会获得更多的补偿，回归自然的生命本体精神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武侠剧尚可以保住大俗大雅的底线，相反，由于一开始就背离了“天人合一”的哲理探寻，武侠剧就无法逃掉一步步堕落为纵情放欲的庸俗感官刺激的厄运，同时，武侠剧在完成了对武侠文化内涵的否定与消解之后，也给大众带来更为可怕的人格裂变：以惩恶扬善为借口可以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以救危扶困为理由可以尽情占有美女红颜，以张扬个性为幌子可以任意践踏社会秩序；武术不再是一种强身健体。生命执著的形式，而是巧借宝典秘笈迅速达到至上境界的巫术仪式，侠士不再是正义光明的化身而是唯我独尊反叛文化的巫师。这，也许才是丧失了生命精神文化本体后的武侠剧留给大众的真正礼物。

编辑：王馨

梁羽生vs金庸vs古龙

人趣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