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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小说中的花园意象(1)

    发布时间: 2015/11/17 0:11:4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摘 要:明清之际,是中国社会主体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商贾阶层地位日盛,形成了对“士子”阶层的强大冲击。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和当代大众文化学者约翰·菲斯克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理论,对深入研究《聊斋志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本文意图通过“士子”与“商人”间的“博弈”或“角力”关系研究,将“蒲学”研究由单纯的文学文本研究,拓展到社会文化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之中,为传统的研究方法注入一种新的活力。
      
      近年来,《聊斋志异》研究日趋活跃,研究范围涉及《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创作动机和人物形象等,而对蒲松龄创作思想研究一直是“蒲学”研究的重镇。这些研究的中心大多集中于蒲松龄的哲学、宗教、鬼神思想、孝文化传统、“绮思遐想”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已有论者将研究的主体拓展到了蒲松龄及《聊斋志异》中所透露的商品经济思想的领域,这种研究虽然是刚刚起步,但确实为“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开阔的文化社会学视野,而且蒲松龄生活的时代——明清之际,正是中国社会主体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余英时先生曾指出:明清之际“商人在中国的社会价值系统中正式地上升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渐渐转变为士、商、农、工的新秩序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十五六世纪以来,许多‘士’竟成为‘商’的代言人;所谓商人的意识形态其实是通过‘士’的笔或舌而建立起来的”①。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同时也是建构性(Constructed)的,其必然反映在蒲松龄的创作思想中,众所周知,蒲松龄的父亲就是当时“弃儒从商”的一员。本文运用了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和当代大众文化学者约翰·菲斯克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理论,展开对《聊斋志异》中“士子”与“商人”关系的研究,通过二者间的“博弈”或“角力”关系解析,将“蒲学”研究由单纯的文学研究,拓展到社会文化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之中,这种研究不仅会有许多饶有兴味的新的体验,而且也为传统的研究方法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
      
      一、“文化资本”和“商人”形象进入文本
      
      当代法国文化社会学巨擘布尔迪厄在其代表作《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文化资本”,他指出,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一,经济资本,它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二,文化资本,它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三,社会资本,它以社会声望、社会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三种资本分别存在于不同的领域,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化,布尔迪厄还指出在各种鉴赏趣味和社会等级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上的同源关系,但这种同源关系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完全一致或对等的。“所谓‘同源’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场域都体现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但这种关系在每一场域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每一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等级秩序。”②
      这里有几个关键点对于研究十五六世纪中国社会结构及蒲松龄创作思想特别重要。首先,“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等的,并不是“经济资本”越多,“文化资本”就越多,也不是“文化资本”越多,“经济资本”就越多。 这一点在蒲松龄身上有着真实的反映,蒲松龄因其著述而与刑部上书、诗坛领袖王士祯,当朝名士李渔都有交往,王士祯还为其多篇小说作过序,可以说拥有相当丰厚的“文化资本”,但其一生贫困潦倒,教书为业,“经济资本”无从谈起,这些人生际遇都必然反映在其创作之中。
      其次,“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和家庭环境、学校教育有密切联系,拥有雄厚经济资本的家庭可以将一部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即通过良好的家庭、学校文化教育,可使其子女或家庭积累起丰厚的“文化资本”,反之亦然。十五六世纪中国社会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实际就是这种转化的表征。明清之际,儒家和商家都已重新估量了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明末何心隐在《答作主》中说:“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③,即明确厘定了新的社会阶层等级,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商人是士以下文化教育水平(“文化资本”拥有)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科举竞争的无望,部分士人转投“商贾”,另一方面“商贾”本身的兴起,也成为了“士子”阶层的最大竞争对象。《聊斋志异》中有大量的篇幅揭示了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聊斋志异》全书“士子”形象最多,达300多个,其次是女性(狐女、闺秀、侠女、村姑、妓女等),再次是“商人”。“士子”形象最多是因为蒲松龄的士人身份,女性形象是源于作者创作中寄托感情的所谓“绮思遐想”,“商人”形象在书中的大量涌现不能不说是时事使然。
      
      二、“士子”、“女性”、“商人”的三角叙事结构
      
      因为蒲松龄本人的“士”的角色和立场,面对“异端蓬起”的商人集团,其内心感受必然流露在笔端纸上,我们看到蒲松龄在作品中不自觉地将“士子”与“商人”摆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展开德性的“博弈”和财富的“角力”,而这种“博弈”和“角力”都是经由“女性”这个特殊的纽带来实现的。在一场场或凄美、或悲壮、或团圆的种种悲喜剧中,实际上潜藏着一个基本恒定的叙事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三者的关系并非局限于传统的三角恋爱的俗套,而是朋友、知己、腻友、恋人、情敌等错综复杂的结构呈现。
      举例如图:
      
      《连城》故事梗概:乔生,少负才名,为人有肝胆,史孝廉有女,字连成,征诗择婿,女得乔生诗喜,对父称赏,父贫之,生叹曰:“连成我知己也!”倾怀结想,如饥似啖,无何,女许字于鹾贾王化成。未几,女病,沉痼不起,需男子膺肉合药,史告王生,王生不允,笑曰:“痴老翁,欲我剜心头肉耶?”于是,史对外称:“有能割肉者,妻之。”乔生舍身以膺肉送上,连成服药痊愈,乔生欲娶连成,王生怒而不允,欲告官并要娶连成,史乃重金谢乔生,乔生曰:“仆所以不爱膺肉者,聊以报知己耳,岂货肉哉!”连城不久即死,生往临吊,一痛而绝,二人九泉之下,得故人相帮,相与重返人间,王生无奈何,二人终成眷属。
      《黄英》故事梗概:马子才,世好菊,至才有甚。陶姊(黄英)陶弟,应马邀约,居其地南荒圃,为马治菊。陶弟视马家不丰,欲为马卖菊为生。马闻言,甚鄙之,曰:“仆以君风流雅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为求贫也。”自此,陶弟、黄英种菊为业,一、二年间,村外治膏田二十顷,甲第益壮,后马妻死,娶黄英。初,马耻以妻富,于园中筑茅茨自居,不愿以裙带而食,久之,终复合居。一日,陶弟豪饮,醉化为菊,黄英拔置地上,复归人形,马方知陶弟乃菊花精,一日,陶醉卧,又化为菊,马如法拔之,却根株已枯,痛绝而死。九月化为菊花,名曰“醉陶”。
      《细侯》故事梗概:昌化满生,设帐余杭,偶遇娼楼贾氏女细侯,终宵冥想,往投以刺,相见言笑甚欢,相与私订终身,即叮咛,坚相约,然满生贫困,往湖南寻友相助赎金,因故被逮囹圄,三年未归。细侯自别满生,杜门不纳一客,有富贾慕细侯名,求见不得,细侯曰:“满生虽贫,其骨清也,守龌龊商,诚非所愿。”富贾使人诣湖南赂当事吏,使久锢满生,并欺瞒细侯满生已死,细侯不得已,遂嫁贾,年余,生一子。无何满生还,细侯大悲,方知贾之诡谋,乘贾他出,杀抱中子,携所有以归满。
      关键词:明清小说 花园 意象
      摘 要:意象批评多用于诗歌,在小说方面则相对薄弱,事实上意象的使用亦是古代小说中常见的叙事手段,文章尝试以明清小说中的花园意象为例,解读该意象的审美意蕴,分析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在明清的小说创作中所形成的叙事模式及其独具的艺术功能,以期对该意象在明清小说中的使用情况有一较为全面的把握,并由此略窥意象的使用对于小说的重要意义。
      
      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复合体,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既是有意义的表象,又是有表象的意义,是对作品有着整体性意义的美学范畴。①在明清小说中,花园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场所,涉及到情爱的作品往往伴随有花园的出现,在这些作品里,花园或作为叙事的背景,或作为抒情的触媒,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方”,而几乎是一个结构性的意象,以至于一提到花园,常会令人联想到才子佳人、密约偷期、私订终身等情节,花园与情爱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一种意象的形成必然要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生成,“它往往连同既往主体对特定物象,情景表现的‘有意味的形式’,神韵风味,一并扎根,且在一次次重新体验及欣赏创作时增加”②。花园意象亦是一个在传统文化的演进中得以不断充实并不断更新的审美范畴,这种历史继承的结果使得花园意象的文化蕴涵日趋丰厚,从而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作为一个整体意象,常出现在园中的有花草、山石、流水、亭台楼阁、短墙园门等,这些都是花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花园所拥有的各种象征意义,均离不开这些根植于各自的文化土壤中的具体意象,它们以其自身蕴涵深厚的文化能量,共同建构了美丽的花园意象。 
      花园虽然是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地方,但又与残缺混乱的现实不同,它力图摹仿自由的大自然,让园中景物保持着自然的形态,它把自然景物中能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完美的理想之地。而“花园之所以能成其为花园意象,就在于它与实际生活的分离,其实质就是要创造出一个可以卸载或逃避沉重的尘世生存的飞地”③。因此花园意象的审美意蕴在园中各种景物的交互作用下,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花园内外的对比中得到呈现。尽管自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出来之后,商讨质疑的呼声从未消歇,但大观园的理想性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它未必如余先生所言那般,是“清、情、真”的乌托邦世界,但与园外的庸俗丑陋相比,已堪称是理想世界了。作为贾宝玉和众女儿的理想栖息之地,这里成了他们展现至情至性的理想天地,只有在这里,宝玉和众女儿们才得以自由呼吸,个性才得以彰显,她们通过结社吟诗、赏花填词展现她们的才气性情,追求真实的生命感受。相比之下,园外的世界则充满了肮脏与堕落:男子或求仙访道、或僵化腐朽、或恣酒纵欲以至通奸乱伦、无恶不作;女子则忙于家族事务,工于筹划算计。第四十九回湘云曾告诫宝琴:“你除在老太太屋里,就在园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回无妨;若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这种告诫确实让人触目惊心,但它足以说明大观园内外两个世界的对立与冲突,《红楼梦》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既写出了大观园的理想性,也写出了它的现实制约性以及它的毁灭,这才使这部作品在理想和现实的两个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④。
      相比之下,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花园尽管也充满了诗情画意,园中之情也可谓风雅缠绵、浪漫多姿,然而正是由于对浪漫诗意的过度追求,描绘的是脱离了现实生活的理想蓝图,完全忽略了花园的内外之别,使得本来蕴涵深厚的花园意象在其中也只沦为了一个功能性的符号,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量失败的记录。至于《金瓶梅》中的西门花园,因其强烈的讽刺意味而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但人们从张竹坡对月娘未能履行正室职责过问园中事务的指责中,多少也能得到这样的印象:花园是正常的社会伦理约束力鞭长莫及的地方。
      在花园意象的生成过程中,戏曲花园的作用显然是无可代替的。元明戏曲中,作家常设置花园作为背景,以园中美景引发女子的伤春情感,使之不由得悲叹自身的青春易逝红颜易老,渴望早日遇到如意郎君,于是便有英俊书生出现在花园中,或有多情才子倾诉爱慕之情,接着便是花下结盟、私订终身等情节,花园在这些作品中,往往象征着青春、自由和爱情,是“与人现实中审美意识,人们感物而发、物我相生的艺术思维及与较直接的生活感受相关的意象”⑤。它对青春少女的启悟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西厢记》、《牡丹亭》均堪称此类作品的代表。在传统戏曲小说里出现的花园,大都是作为男女相爱相恋的背景,其中出现的景物像游鱼戏水、鸳鸯、并蒂莲等,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园中的这些具体事物往往能以其独具的文化意蕴激活人们的联想,成为男女相悦的独特言说体系,因此园中景物常以意象的方式暗示着人的情感欲望:“园中盛开的花朵象征着女性柔弱的美,奇异的山石则隐喻着男性阳刚的力量,而那小桥流水的雅致、清风拂面的甜美、月色溶溶的静谧,以及特殊情境下暗香浮动的神秘气息……后花园的气质是复调式的层层叠叠的完美,这无疑是一个理想的爱与欲的场所。”⑥因此在戏曲和小说里面,随着这一意象的反复出现,花园实际上已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成为人的原始欲望生发的隐喻式场景。《牡丹亭》、《西厢记》、《娇红记》、《刘生觅莲记》、《飞花咏》、《快心编》、《定情人》等诸多作品里面描绘的情人盟誓相爱都发生在花园,不仅是因为地点的相宜,还在于花园本身与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性爱问题上的话语有着密切的联系。
    编辑:秋痕

    理想与现实的疏离(2)
    明清小说中的花园意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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