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网-- 简述近代后期诗歌的艺术创作

近代后期诗，改良派作家大体笼罩在“诗界革命”之下，个别作者仍固守同光体，革命派则以高昂的激情发出民主革命的高歌。改良派的作家除黄遵宪外，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蒋智由、丘逢甲等，陈三立、刘光第、林旭则属于同光体，严复、林纾也颇受同光体影响。康有为、丘逢甲的诗歌成就尤为突出。康有为作为改良派的政治领袖，表现出横扫陈腐诗坛、开拓诗歌新境的叱咤文坛的气概：“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著元明”，他要创造一种“悱恻雄奇”的境界，“飞腾作势风云起，奇变见犹神鬼惊”（均见《与菽园论诗……》），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胸怀与气势，如《出都留别诸公》其二：
　　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这是他第一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出都抒怀之作。面对国势阽危、壮志受挫的现实，他没有自馁，而以天龙为骑，万灵为仪卫，独立高山之上，抚剑长号，千山风雨都以呼啸与他呼应。在雄浑的意象中，有一个自负可以呼唤风云、旋转乾坤的高大的诗人形象在。其他如《秋登越王台》的“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过昌平城望居庸关》的“云垂大野鹰盘势，地展平原骏走风”；《登万里长城》其二的“清时堡堠传烽静，出塞山川作势雄”等，无不表现出这种雄浑磅礴的意象。此外，他的《苏村卧病写怀》、《闻邓铁香鸿胪安南画界撤还却寄》、《戊戌八月国变纪事》、《闻意索三门湾……有感》等，都富有现实感，充满忧国伤时之情。他流亡国外后，写下许多登临之作，即景生情，结合外国风物以抒慨。如《望须弥山云飞……》、《罗马访四霸遗迹》、《过比利时滑铁庐……》、《登巴黎铁塔顶……》等。《登巴黎铁塔顶……》结尾写从高俯瞰大地之感说：“汤汤太平洋，横海谁攫。我手携地球，问天天惊愕。”构思奇伟，感慨深沉。康有为的诗富于浪漫主义色彩，重在抒发主观感受，而在抒情写怀中，高视阔步，气魄宏伟，感情奔放，艺术上又出以雄奇的想象，瑰丽的语言，磅礴的意象，有一种雄奇壮丽的美。所以梁启超说他的诗“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一），汪国垣也说其诗“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光宣诗坛点将录》），颇有屈原、龚自珍的影响。
　　丘逢甲（１８６４～１９１２）是台湾省人，清廷割让台湾，他抗日失败内渡，所写诗歌突出反映了失台的悲愤和光复乡国的心志。诗中的切肤之痛，啼血之悲，填海之志，感人至深。如《送颂臣之台湾》八首，其一云：“故乡成异域，归客作行人”；其五云：“鬼雄多死别，人士半生降”；其六云：“弃地原非策，呼天傥见哀。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非台湾故土之人身经抗战、亲历漂泊不易有此深切之言。又如《春愁》与《去岁秋初抵它江，今仍客游至此，思之怃然》其二两首绝句：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沦落天涯气自豪，故山东望海云高。西风一掬哀时泪，流向秋江作怒涛。
　　前首有杜甫“感时花溅泪”之境，写出台湾四百万人失台之悲愤。后一首以隐约的意象表现出作者如江涛海潮般汹涌澎湃的恢复之志。其他如《铁汉楼怀古》、《往事》、《秋日过谒张许二公及文丞相祠》、《梦中》等，无不如此。所以柳亚子评他的诗说：“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论诗六绝句》其五）丘逢甲自言“笔端浩气满乾坤，桑海归来义愤存”（《林氅云郎中鹤年寄题……遥答》其二），所以诗笔雄健凌厉，气足势刚，很受当时人的称誉。梁启超称他为“诗界革命一钜子”（《饮冰室诗话》），柳亚子甚至说：“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论诗六绝句》其五）。
　　２０世纪初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革命诗人，有章太炎、秋瑾、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黄节、马君武、周实、宁调元等。其中突出的是革命巾帼英雄秋瑾、南社领袖柳亚子和社员苏曼殊。秋瑾（１８７５～１９０７）是近代妇女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先锋，她在新思潮的鼓荡下，以一女子只身留学日本，投身于革命事业：“雄心壮志销难尽，惹得旁人笑热魔”（《感时》）。她的诗激荡着挺身救国的激情：“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杞人忧》），“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感事》）。她二十馀岁即怀抱为救国而不惜牺牲的壮志，曾说自庚子以来，已置生命于不顾。又说男子为革命而献身如沈荩、史坚如、吴樾“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致王时择书》），其献身精神与谭嗣同前后辉映。这种精神使她的诗充满壮烈情怀，常常表现出一种勇往直前，誓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撼人心魄的力量。如《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挤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其他如《吊吴烈士樾》、《宝刀歌》等无不显示了这样的特色。她的诗洋溢着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激情，既有坚定的理想追求，又有凌厉的气势，独具一种巾帼英雄的雄豪气概。所谓“朗丽高亢”，“有渐离击筑之风”（邵元冲《秋侠遗集序》）。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益高涨，为了团结革命文学力量，“作海内文学之导师”（高旭《南社启》），宣统元年（１９０９）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发起，成立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以“南”名社，对北而言，寓有对抗清朝政府之意。第一次雅集有１７人参加，其中１４人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前，社员发展到二百馀人；辛亥后，更剧增至一千多人，网罗了绝大多数革命文化人，成为民主革命派的文化大军。
　　南社的代表作家是柳亚子（１８８７～１９５８）。作为革命文学家，柳亚子在文坛上表现出极大的革新勇气。他对晚清几个守旧的诗派，无不给予尖锐的批评，指斥以王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派的刻板拟古“古色斓斑真意少”；以郑孝胥、陈三立为代表的同光体“枯寂无生趣”；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淫哇乱正声”（见《论诗六绝句》其一、其二）。他主张在革命洪流日益汹涌澎湃的时代里，应将“国恨家仇”“发为文章，噌镗答，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天潮阁集序》），也就是应使诗歌成为唤醒民众、鼓吹革命的武器。他之提倡唐音，就在于唐诗风调适于表现蓬勃的革命豪情，同时又可与当时遗老派诗人宗尚的同光体相对抗。
　　柳亚子的诗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号角，集中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充满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激情。作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的《放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衰弱的根源在于专制统治：“上言专制酷，罗网重重强。人权既蹂躏，天演终沦亡。”他在诗中呼号吸收卢梭思想，实行民主革命：“《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秕与糠。”他的诗中充满对革命的焦灼渴望与期待。《元旦感怀》云：
　　希望前途竟若何？天荒地老感情多。三河侠少谁相识，一掬雄心总不磨。理想飞腾新世界，年华孤负好头颅。椒花柏酒无情绪，自唱巴黎革命歌。“巴黎革命歌”即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战歌《马赛曲》。为激励革命精神，他甚至超越一般局限，讴歌太平天国的革命业绩：“旗翻光复照神州，虎踞龙蟠拥石头。但使江东王气在，共和民政自千秋。”（《题太平天国战史》）他的《吊刘烈士炳生》、《吊鉴湖秋女土》于对革命烈土的沉痛哀悼中寓有奋发继成大业的豪情。如《吊刘烈土炳生》中说“尚有椎秦遗恨在，闻鸡起舞亦因缘”，“何时北伐陈师旅，拨尽阴霾见太阳”。辛亥革命后，他一心捍卫革命果实，当袁世凯愈来愈猖狂地向革命进攻时，诗人写下横眉冷对的诗作《孤愤》：
　　孤愤真防决地维，忍抬醒眼看群尸？美新已见扬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直刺阴谋称帝的元凶以及谄附群小，不啻一篇讨袁的檄文。
　　柳亚子在南社成立的虎丘雅集上赋诗说：“莫笑过江典午鲫，岂无横槊建安才！”柳诗的基调正有横槊赋诗的气概。他的诗以近体为主，尤以七律七绝为多，喜欢用事，文辞典雅，但在严整的格律中有一股激昂豪宕之气，富于革命浪漫主义气息。
　　苏曼殊（１８８４～１９１８）是南社诗人中更富诗人气质的作家。他以小诗见长，或抒慨时之情，或写自然风物，清灵隽永，柔婉动人。前者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后者如《淀江道中口占》：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孤村隐隐起微烟，处处秧歌竞种田。羸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欲上吟鞭。
　　诗情意缠绵，画面鲜明，但多感伤情调。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前后，近代后期的一些学古诗派在诗坛上更加活跃起来。陈衍从光绪九年到十二年，日渐鲜明地打出“同光体”的旗号。光绪十二年王运在长沙创立碧湖诗社，汉魏六朝派开始壮大。同年，易顺鼎在苏州创立吴社联吟，一时颇盛，他与樊增祥齐名，皆以学晚唐香艳体为主，于是晚唐诗派也角逐诗坛。其中同光体诗人最多，影响最大，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白话诗兴起，仍以旧体诗的代表与之对峙发展。
　　“同光体”的代表作家有沈曾植、陈三立、陈衍等。陈衍（１８５６～１９３７）又是这一派的理论家。“同光体”是指“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一派诗人。所谓“不专宗盛唐”，有两方面含义，一是隐隐与专宗盛唐的明七子相对，所以它是道光、咸丰以来宋诗运动的继续；一是指其诗歌宗尚大大扩展，超逸盛唐，上探晋宋，下及中晚唐、北宋。陈衍提出“三元说”（《石遗室诗话》卷一），即上元盛唐之开元，中元中唐之元和，下元北宋之元。沈曾植提出“三关说”（《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即作诗要通过宋之元、唐之元和、南朝刘宋的元嘉三关。这个诗歌流派学古的主要宗尚在宋，而其学古的主要精神则强调创造。陈衍说“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馀地”（《石遗室诗话》卷一），“力破馀地”就是他们要发扬的主要精神。所以他们强调学古而不呆板摹古，要有开拓创造。同光体诗人因其具体宗尚不同，又有闽派、浙派、江西派之分（钱仲联《论同光体》）。陈衍将道光以来宋诗运动的诗歌分为“清苍幽峭”和“生涩奥衍”两派，前者“体会渊微，出以精思健笔”；后者“语必惊人，字忌习见”。（《石遗室诗话》卷三）大体说来，闽派近于前者，浙派、江西派近于后者。同光体的突出作家当推江西派的陈三立、浙派的沈曾植、闽派的郑孝胥。他们都同情和拥护变法维新，也都写下一些富有现实内容的诗作，如陈三立（１８５２～１９３７）的《园馆夜集闻俄罗斯日本战争甚亟感赋》、《晓抵九江作》；沈曾植的《夜哭》、《简天琴》等，表现了忧国伤时的感情。艺术上则各有不同的特色。陈三立被近代宋诗派诗人推为宗师，他赞赏黄庭坚“刻造化手，初不用意为”（《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其三），追求一种精思刻练、奇崛不俗而又能达于自然不见斧凿痕迹的境界。其《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月江舟行》曰：“露气如微虫，波势如卧牛。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比喻、描写都超逸庸常，而又如出自然，不见刻炼之迹，反映了这种艺术努力的成果。不过，他的诗多数奇奥难读。沈曾植（１８５１～１９２２）曾被陈衍称之为“同光体之魁杰”（《沈乙庵诗序》）。他学识渊博，诗作突出体现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合一。张尔田说他的诗“以六籍百氏叶典洞笈为之溉，而度材于绝去笔墨畦町者，以意为︼，而以辞为辖”（《寐叟乙卯稿后序》），颇能得其要点。他的诗“雅尚险奥”，大多“聱牙钩棘”，其“时复清言见骨，诉真宰，荡精灵”（陈衍《沈乙庵诗序》）之作，颇能体现他作诗的功力。如《道中杂题》其一：“榆叶乾青柳叶黄，淡云斜日蜀东冈。秋心总在无人处，坐看凫翁没野塘。”用笔沉炼而文不奥衍。富有诗情意趣。郑孝胥（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在闽派中艺术成就最高，陈衍说“清苍幽峭”一派，以他“为魁垒”（《石遗室诗话》卷三）。他主张诗歌要“兴象才思两相凑泊”（陈衍《海藏楼诗叙》），其诗富于兴象，而笔墨清隽峭硬。如《十一月二十三日出京道中杂诗》其十七：“扬州在何许？帆影乱烟树。南风且莫竞，我欲过江去。”
　　王运（１８３３～１９１６）是标举汉魏六朝的领袖人物。他认为“诗法既穷，无可生新”（《论作诗之法》），摹古是必然的，而认为汉魏六朝诗法最高，合于“以词掩意，托物寄兴”，而非“快意骋词”，“以供世人之喜怒”（《湘绮楼论诗文体法》），故以之为典范。但他主张模拟的是“诗法”，非全袭古意，所以提出“不失古格而出新意”（《论作诗之法》），故“其所作于时事有关系者甚多”（陈衍《近代诗钞·石遗室诗话》）。如名篇《圆明园词》即反映了英法联军侵华的大事件。但其诗毕竟规古过甚，面目陈旧，所以柳亚子批评他“古色斓斑真意少”（《论诗六绝句》）。汉魏六朝派诗人还有邓辅纶等。
　　晚唐诗派的代表人物是樊增祥和易顺鼎。他们都是有才华的人物，易才尤高。他们的诗主要是学晚唐香艳体，对仗工巧，辞藻华美，喜欢用事。二人亦有爱国情怀，不乏感伤时事之作。如樊增祥的《闻都门消息》写庚子事变，句云“犬衔朱邸焚馀骨，乌啄黄骢战后疮”、“娥眉身世唯青冢，貂珥门庭但落花”等，属对精工，不过笔墨过于雕琢刻镂，用以反映惨酷的现实，情味并不完全相宜。易顺鼎诗多为行役游览之作，反映时事的诗以甲午战争为最突出，如《感时四首》云：“有客南冠甘效死，泪痕盈毗血盈腔。”（其四）《自关入都道中八叠韵》之一曰：“薰天媪相空持国，割地儿皇尚纪年。”感情激愤，词语激烈。其诗过于追求对仗、用事等技巧，有时几乎流于文字游戏。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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