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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述明代后期传奇的繁荣

    发布时间: 2007/5/10 15:02:2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摘自中国文学史
    文字 〖 〗 )
    明后期传奇概述 高濂的《玉簪记》 孙仁孺的《东郭记》 周朝俊的《红梅记》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1644),传奇创作进入了高潮期和繁荣期。以汤显祖为杰出代表的传奇作家,成为明代文学史上的一支重要方面军。以沈为带头人的吴江派,在传奇的创作和理论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从剧目建设上看,本时期涌现出的数百种传奇作品大多较好。从声腔发展上看,昆腔传奇的创作一枝独秀,大部分传奇都是比较典雅的昆腔作品,具备较高的文学品位。

      此外,明初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的弋阳腔与各地的地方戏结合起来,也上演了丰富多彩的传奇剧目。但在一百二十馀种弋阳腔演出剧目中,许多剧目是对宋元南戏乃至昆山腔、海盐腔作品的方言化、本地化之后的“改调歌之”。加上弋阳腔剧目的作者大都是民间艺人和名不见经传的下层文人,所以他们的作品保留下来的较少。除了以折子戏方式保留下来的剧目片段外,流传下来的弋阳腔整本大戏只有《高文举珍珠记》、《何文秀玉钗记》、《袁文正还魂记》、《观音鱼篮记》、《吕蒙正破窑记》、《薛仁贵白袍记》、《古城记》、《草庐记》、《和戎记》、《易鞋记》、《刘汉卿白蛇记》、《苏英皇后鹦鹉记》、《韩朋十义记》、《香山记》、《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等十数种。在明代四大声腔中,昆山腔和弋阳腔彼此争胜,分别满足了雅与俗、上流社会与大众百姓的审美需求。从剧作精神上看,本时期最为突出的创作倾向是张扬个性,批评封建专制。市民阶层的崛起与市场经济的萌芽,在文化精神上以个性解放的要求为基点。个性解放通常以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作为具体演绎,批评封建专制又往往以对抗僵化的伦理教条为基本冲突。像《牡丹亭》、《娇红记》,就远远超越了一般才子佳人的恋爱俗套。《织锦记》中的七仙姬在《槐荫相会》中主动追求董永,“愿做铺床叠被人”(《万曲合选》)。清初的《万锦清音》所收《槐荫分别》,更写出了七仙姬与董永这对百日夫妻被迫分离时对封建权威最高代表天帝的控诉:“玉皇呵玉皇,你好坑陷杀人!”《长城记》、《杞良妻》写孟姜女与范杞良因为长城徭役而生离死别,《同窗记》表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生死不渝的爱情,都是对封建暴政和顽固家长制的血泪抗争。

      当然,这些婚恋戏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统治者寄予了希望,例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就需要皇帝来证婚。《破窑记》中的穷书生吕蒙正虽然侥幸接到彩球,与相府千金结为夫妻,但还是被嫌贫爱富的宰相岳父赶出门外。不管这对小夫妻怎样在饥寒交迫中保持着忠贞不渝的真情,吕蒙正最终还是要以中状元来解脱苦难,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营垒之中。徐霖的《绣襦记》根据唐传奇和数种宋元戏剧改编,写妓女李亚仙和郑元和的婚恋故事。李亚仙雪地救郑、剔目自残,激励郑元和发愤攻书的场面动人至深。元和也只有通过中状元、获官职的渠道,才能与亚仙成为被家族承认的合法夫妻。

      倡导爱国主义的剧作在本时期也为数不少。李梅实、冯梦龙的《精忠旗》写岳飞抗金受害、卖国贼秦桧终遭冥诛,张四维的《双烈记》讴歌韩世忠、梁红玉的黄天荡大捷,沈应召的《去思记》表彰王铁的抗倭战事,都是民族精神的发抒和时代忧患的曲折反映。歌颂清官、诅咒奸臣的剧目次第涌现: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包拯,在《珍珠记》、《剔目记》和《袁文正还魂记》等剧中都成为拯救弱小、纠正冤屈的青天大老爷,这从侧面揭露了明代吏治的黑暗。《金环记》和《金杯记》分别歌颂了海瑞和于谦,《忠孝记》与《壁香记》集中赞颂了沈炼。明末的《冰山记》、《不丈夫》、《清凉扇》、《广爰书》等剧都是对宦官魏忠贤的直接抨击,这类题材的剧作只有范世彦的《磨忠记》还留存于今,明显地带有急就章印记。

      道德说教剧与宗教演示剧在本时期也颇成规模。《忠孝记》、《全德记》、《四美记》都充满着陈腐的封建道德劝戒。宗教剧更是极尽弘法之能事,屠隆的《昙花记》和《修文记》分别写夫妻乃至全家都成就正果,这是宗教世俗化的最好演示。《香山记》叙观音形迹,《归元镜》演净土三祖行传,要求观众像参加宗教仪式一般看戏,都是佛教戏剧化的例证。由郑之珍汇编整理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长达100出,上接宋杂剧《目连救母》,融汇了以安徽南部为中心的各地目连戏传统,全力渲染刘氏因丈夫病死而怒烧佛经,从而在地狱中遭受到各种磨难,阐扬孝子目连为救母亲而往西天求佛、遍游地狱寻母的赎救苦行。该剧将佛教教义与中国伦理结合起来,情节曲折,体制博大,想象丰富,既充满了因果报应的种种恐怖场景,又吸纳了生动新鲜的世俗故事,成为在老百姓中流播甚广的宗教大戏。其中一些充满自由活泼精神的插曲,诸如《思凡》、《下山》等反映爱情憧憬的小戏,至今还深受观众的欢迎。

      明代后期的传奇创作中,一些带有喜剧色彩的作品也较为知名。徐复祚的传奇《红梨记》演赵汝州和谢素秋的情爱史,这对以诗相爱的情侣直到半部戏过去之后才得以首次谋面,谢素秋直到邻近剧终时方显露出其真实身份,许多喜剧性的场面由此而生。汪廷讷的《狮吼记》写陈忄造之妻柳氏的种种“妒妇”情状,带有明显的大男子主义倾向。

      爱情喜剧《玉簪记》脍炙人口,饶有风趣。作者高濂,字深甫,号瑞南,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主要活动期在万历年间。该剧题材源于《古今女史》。《孤本元明杂剧》中的《张于湖误宿女真观》以及《国色天香》中的《张于湖传》小说都对高濂有所启发。《玉簪记》将潘必正与陈妙常的恋爱故事作为全剧主体情节。南宋书生潘必正在临安应试落第,到金陵女贞观探访身为观主的姑母。大家闰秀陈妙常因避靖康之难,已投至观中为女道土。在琴声和诗才的相互感发下,潘、陈二人互通情愫,成其好事。观主遂逼侄儿再赴科考,并亲自送其登舟起行。陈妙常急忙雇舟追赶恋人,两人在江上互赠玉簪和鸳鸯扇为信物。后来潘必正考中得官,与陈妙常结为夫妻。全剧叙小儿女之情井然有序,通过茶叙、琴挑、偷诗等情节不断营造自然温馨的氛围,在羞涩与谨慎的彼此试探中逐步涌现出爱的暖流。正是在这对情侣欲言又止、表里不一的心理活动与情态表现的反差之中,观众才渐次领略到其青春的律动、初恋的喜悦、猜疑的可爱以及痴情的有趣,从而不断发出会心的微笑。即便是《秋江送别》那一场生离死别般的苦恼,陈妙常痛感“秋江一望泪潸潸,怕向那孤蓬看也,这别离中生出一种苦难言,自拆散在霎时间。心儿上,眼儿边,血儿流,把我的香肌减也。恨杀那野水平川,生隔断银河水,断送我春老啼鹃”,仍然能使观众在深切同情中哪怕是珠泪暗落,仍不改盈盈笑意。这出戏直到今天还盛演不衰,成为中外观众喜闻乐见的轻喜剧。

      万历年间的喜剧作家孙钟龄亦值得一提。钟龄字仁孺,号峨眉子、白雪道人,生平事迹不详。所作《东郭记》和《醉乡记》,合称为《白雪楼二种曲》。《东郭记》撷取《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再汇之以王、淳于髡、陈仲子等人的事迹衍化而成。齐人等吹牛家依靠诈骗手段居然步步高升,爬上了齐国将相的宝座,这正是对明末的荒唐吏治和黑暗官场的变相讽刺和深刻揭露。在《妾妇之道》一折中,陈贾和景丑为了讨好王,竟然争着拔掉胡须,作妇人媚态斟酒讨好。这正是官场上溜须拍马、无所不至的丑恶嘴脸与变态行径。《醉乡记》写乌有生和毛颖才情过人,却在醉乡之中屡遭磨难。铜士臭的高中导致乌有生事业上失败;卓文君的妹妹嫁给胸无点墨的白一丁,又使得乌有生在婚姻上败北。钱财权势大于真才实学,这正是明代科考中黑暗一面的真实写照。

      本时期的著名爱情悲剧中,《红梅记》和《娇红记》这两部“红”剧值得重视。《红梅记》作者周朝俊字夷玉,浙江鄞县人,主要活动在万历年间。所作传奇十馀种,只有源于瞿佑《剪灯新话·绿衣人传》的《红梅记》成为传世之作。

      《红梅记》由两条爱情线索交织而成。一条线叙裴舜卿与卢昭容的婚恋关系,另一条线则写李慧娘与裴舜卿的生死之爱。奸相贾似道意欲强娶卢昭容为妾,裴舜卿随机应变,以未婚夫婿的名义加以阻止,因此被拖进贾府囚禁起来。在李慧娘的帮助下,裴舜卿才得以逃出贾府,加入了参劾奸相的斗争,应试得中后与卢昭容完姻。李慧娘作为贾似道的姬妾,敢于在西湖游船上当着众人之面赞扬裴舜卿的青春风采,表达自己的倾慕之情:“呀,美哉一少年也!真个是洛阳年少,西蜀词人,卫、潘安貌!”就因为这“一念痴情,十分流盼”,贾似道便大施淫威,以一儆百。他挥剑斩慧娘后,还丧心病狂地把美人头放在金盒内,让众姬妾逐一观览。然而阴险毒辣的贾似道决没有想到李慧娘“一身虽死,此情不泯”。李慧娘鬼魂见到在府内幽禁的裴舜卿后,先是主动而热烈地与之欢会,后来又掩护裴郎远走高飞去赴科考。在《鬼辨》一折中,李慧娘当面怒斥贾似道的无耻,挺身救出了蒙冤的众姬妾。身处贾府的污泥浊水中,李慧娘始终保持着纯洁的情感与清醒的判断,并以生命消亡作为情爱陶醉的终点和热烈追求的起点,最终成为一名追求美、爱护美和捍卫美的护花使者;其明快坦荡的性情意趣,是对人世间儿女私情及其恩恩怨怨的超越与升华。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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