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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述四大南戏及其他南戏的艺术影响

    发布时间: 2007/4/28 15:51:1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国学网
    文字 〖 〗 )
    元代南戏较著名的作品还有《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等,后人称为四大南戏,在明清时期传演甚广,影响深远。这些剧本,明徐渭在《南词叙录》“宋元旧篇”内有著录。它们最初大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成就不高。由于戏曲是一种舞台艺术,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因观众的反馈,这些剧本通常受到戏班和艺人不断的修订和改编,从而带有世代累积型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南戏影响的扩大,文人作家开始加入到南戏创作和改编的行列,经过他们的加工和重新创作,原来稚拙的剧本变得较有文彩,有较强的可读性,从而构成一种基本的写定本,流传后世。这参与写定的文人也就被看作是剧本的作者。在早期南戏作品中,这种情况尤为常见。而到明代以后,随着新的声腔剧种的兴起和观众审美观念的变化,这些成为“经典”的剧目,为了适应明代社会和明代观众的需求,在流传和刊印过程中,又经受了新的改动。而流传至今的宋元时期的南戏作品,大多属于晚明刊本,它们并不完全保有旧貌。这也是戏曲文学特有的现象。 
      《荆钗记》,一般认为是元末柯丹邱所作。现存多种明刻本,以温泉子编集的《原本王状元荆钗记》较近原貌。剧是叙穷秀才王十朋和大财主孙汝权,分别以荆钗和金钗为聘礼,向钱玉莲求婚。玉莲重才而轻财,留下了王十朋的荆钗。成婚后,十朋赴京考中状元,因拒绝万俟相招其为婿的好意,被改调至烟瘴之地潮阳任职。而他邀请母亲带领玉莲前往任所的家书,却被孙汝权套改为“休书”,继母因此逼迫玉莲改嫁。玉莲不从,投江自尽,幸被钱安抚救起。十朋得知玉莲死讯,设誓终身不娶;玉莲也听到了十朋死于瘴疫的误传。后来两从在钱安抚舟中以荆钗相认,重续前缘。另一系统传本则作夫妇在玄妙观追荐亡灵时,意外相逢,得以团聚。
      据《紫桃轩杂缀》、《瓯江逸志》记载,故事原型写的是十朋负心抛弃玉莲,玉莲投江自尽,与《王魁》、《赵贞玉》属同一类型。今传本改为歌颂“义夫节妇”生死不渝的夫妇之爱,与《琵琶记》改蔡二郎的不道德为蔡伯喈的纯孝,强调“关风化”的倾向是一致的。这体现了元末把书生作为歌颂对象的风气,也与在南方戏剧圈中,较多强调伦理道德的总体倾向相一致。不过,《荆钗记》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儒家的价值观,像王十朋在误闻玉莲死讯后,守情不移,甚至宁无子嗣,也不再娶,就突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纲常观念;钱玉莲重才而轻财,为了自己的信念,甘赴一死,她的“节”,虽有封建贞节的因素,但更多体现了“富贵不能动其志,威逼不能移其情”的品质。剧中涉及如何对待贫贱,如何对等富贵,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继母与前妻子女的家庭关系等等,这些都是旧时代下层民众深为关切的社会问题。因而,它的出现,吸引了广大观众的注意,王世贞称“《荆钗》近俗而时动人”(《曲藻》)。所谓近俗,正好说明它具有贴近现实生活的一面。
      《荆钗记》情节结构颇为精巧,戏剧性较强。它利用荆钗这一道具贯穿全剧,层次分明地展开冲突与纠葛,因而“以情节关目胜”(徐复祚《曲论》),特别适宜于舞台表演。此外,作者驾奴语言的能力也比较高,吕天成说它“以真切之调写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曲品》)。
      《刘知远白兔记》,永嘉书会才人编。刘知远是五代后汉的开国皇帝。以一个流浪汉而登上皇帝的大位,他的传奇经历为民间所喜闻乐道。平话、诸宫调、杂剧都有同题材作品。此剧写刘知远落魄流浪,被财主李文奎收留,充当佣工。李文奎因见刘知远睡时有蛇穿其七窍,断定日后必然大贵,就将女儿李三娘嫁给他。李文奎死后,刘知远不堪妻兄李洪一夫妇的欺侮,被迫从军,入赘岳帅府,享受高官厚禄。三娘受尽兄嫂折磨,在磨坊中产下一子,送至刘知远处乳养。15年后因儿子追猎白兔,与生母相逢,终于惩处李洪一,全家团圆。故事表明了作者“贫者休要轻相弃,否极终有泰时,留与人间作话题”的创作意图。
      刘知远的发迹变泰,这是旧时代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所羡慕和向往的。李家父女能够慧眼识英雄,扶掖他于草莱之间,使他改变了命运,这样的处理,与《荆钗记》钱玉莲识王十朋于贫贱之时一样,都体现了下层人民的愿望。剧中突出地描绘了刘知远身处贫寒时备受欺凌的屈辱,和最后扬眉吐气的情境,笔调痛快淋漓,引人入胜。剧本对李三娘的描写也很成功。这是一个善良的妇女形象,她在无可奈何之中,只能承受种种非人的磨难,只有等待着丈夫的归来,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她的身上,体现了旧时代广大妇女的悲惨遭遇。
      《白兔记》富有民间文学的特色,文字上质朴通俗,如“报社”、“祭赛”、 “保禳”等出,还保存着一些古代农村风俗和情趣。
      《拜月亭记》相传为元人施惠所作。原本已佚,以明世德堂刻本较近原貌,其他传本则多题作《幽闺记》,经过明人较多改动。世德堂体剧终〔尾声〕说是 “书府番誊燕都旧本”,可知它是根据关汉卿同名杂剧改编而成的。
      《拜月亭记》写金主诛杀主战派大臣陀满海牙一家,派尚书王镇向敌国求和。海牙子兴福在逃亡途中与书生蒋世隆结为兄弟。敌军入侵,金主适都汴梁。世隆和妹瑞莲、王镇的夫人和女儿瑞兰都在兵乱中失散。瑞兰遇见世隆,在患难中结为夫妻。瑞莲也被王夫人收为义女。后王镇出使回来,在旅店中遇见瑞兰,不愿女儿嫁给患病的穷秀才,强行将瑞兰带走。敌兵退走后,王镇一家在汴京团聚,瑞兰在拜亭前对月祷告,祝夫婿平安,被瑞莲窃听,方知彼此实为姑嫂。后来朝廷开科取士,兴隆、兴福分别考取文武状元。王镇奉旨招两人为婿,夫妇兄妹相认团聚。
      《拜月亭》的全部情节是在蒙古族入侵金国的战争乱离背景中展开的。在这特定的条件下,穷秀才蒋世隆才得以和尚书之女王瑞兰偶然相识,患难相依,进而相羡相爱,私结百年之好。作品歌颂了青年男女的坚贞爱情,批判了王镇的挟权仗势、嫌贫爱富的行为,最后让有情人终于成为眷属。与一般才子佳人儿女风情题材不同是的,作品还写出了广阔的社会风貌。通过重大的事变,让上自朝廷大臣,下至招商店主人、小二的形象,按照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在舞台上显现,把兵荒马乱的岁月,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这悲欢离合的故事具有深刻的意义。
      《拜月亭记》的起伏跌宕,关目生动。在悲剧性的事件中,巧妙地插入巧合、误会的关目。机智有趣的对话,使全剧带上喜剧的色彩。如写乱离中兄妹、母女惊慌失散,瑞兰、瑞莲音近,世隆喊妹“瑞莲”,瑞兰误以为母亲喊她,结果与世隆相遇,在旷野中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得要求与世隆同行;而王夫人喊“瑞兰”,却喊来了瑞莲,两人同病相怜,认了母女。正是这种巧合,使人物的命运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驿中相会”出中,王夫人寄于驿舍廊下,因思女彻夜啼哭不眠,同宿驿舍的王镇被吵得心烦,让人将她们赶走,结果夫妇意外相逢。还有“隆兰拆散”、“瑞兰拜月”等场合,也都有巧合的关目。这些遭遇看似偶然,但在离乱中完全可能发生,由于有实际生活的依据,所以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拜月亭记》的人物刻划相当成功。特别是对王瑞兰的内心的微妙活动以及矛盾心理的描写,更显得细致入微而又富于喜剧性。身为尚书小姐,在旷野中孤零无依时,她无法顾及自己的身份,只能央求蒋世隆挈带同行,甚至主动提出了 “权说是夫妻”的建议。但到达旅舍,当世隆正式提出成亲要求时,她心中愿意,却又故作回避,表现出相府小姐的矜持。这一形象的出现,说明南戏的艺术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拜月亭记》的语言天然本色,一向为人们称道。试看瑞兰一家驿中相会时的一段曲白:老旦(王夫人):孩儿,历尽了苦共辛,娘逢人见人寻问。只愁你举目无亲,子母每何处厮认?旦(瑞兰):我有一言说不尽……老旦:有什么说话?旦:向日招商店蓦忽地撞着家尊……〈哭科〉老旦:孩儿有甚事,说与我知道,不要啼哭。旦:我寻思他眼盼盼人远天涯近。老旦:为甚的来那壁升般恨?外(王镇):〈怒科〉夫人,你休只管叨叨问。老旦:相公,有甚事争差,且息怒嗔,闲言语总休论。小旦(瑞莲):贱妆不惧责罚,将片言语陈,难得见今朝分……旦:甚时除得我心头闷!甚日除得我心头恨!
      这段简短的曲白,把四个人物此刻的情状展现得十分清楚:瑞兰满腔愁苦,欲说还休;王夫人爱女心切,却又絮絮叨叨;王镇气急败坏,蛮横压制;瑞莲左右周旋,从旁排解。这里,本色自然的唱词,与说白浑成一体,很难区分。而曲白相生,耐人寻味,又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明李卓吾认为《拜月亭记》的成就可与《西厢记》媲美,并说:“《拜月》曲白都近自然,委疑天造,岂曰人工!”(《李卓吾批评闺记》)可以说,《拜月亭记》的成就,在四大南戏中是较突出的。
      《杀狗记》,相传为元末明初人徐A3所作。此剧写富家子弟孙华结交市井无赖胡子传、柳龙卿,并受他们的挑拨而将兄弟孙荣赶出家门。其妻杨月真为劝夫悔悟,设计杀狗,假扮人尸,放在门外。酒醉归来的孙华,误以为祸事临门,便请那些酒肉朋友帮忙移尸,胡、柳二人不仅不肯前来,反而向官府告发;而其弟孙荣则不计前嫌,当即为兄埋“尸”,还在官府前主动承担杀人罪名。最后月真说明真相,兄弟重归于好。这是一出颂扬孝悌观念的社会伦理剧,强调只有手足之亲才是真正可能信赖的,狐朋狗友不足与交。此剧涉及因财产纠纷而引起家庭破坏的社会现象,这也是宗法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因而有其现实的意义,受到大众的欢迎。此戏曲文俚俗,明白如话,但艺术上显得比较粗率。
      南戏剧本,除上述四大南戏之外,无名氏的《破窑记》、《金印记》、《赵氏孤儿记》、《牧羊记》、《东窗记》等作品,影响都很深远。其中《破窑记》的成就较高。这些南戏的传本在明代又经过明人典雅化的改造,礼教伦理的因素进一步得到加强,艺术上缺乏自己的特色。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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