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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周扒皮洗冤(2)

    发布时间: 2011/11/16 9:08:3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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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专家学者开始了对那些虚假妖魔化的文字的揭露。早在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署名笑蜀的《刘文彩真相》一书,书中以严谨的材料否定了冷月英对刘文彩设置水牢、残害贫下中农的控诉。这个因为诉苦当到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的“冷妈妈”最后不得不说:关于刘文彩的水牢及刑讯室“都是别人让她说的”,这两样最有力证明地主罪恶的证据都是不存在的。刘文彩投资三亿法币建的“文彩中学”到现在仍然是四川县级最好的中学,刘文彩是四川个人投资办学第一人,其侄刘湘、其弟刘文辉都是对于革命有巨大功劳的人员,解放后是革命政府的高官,而收租院中许多雕塑都是出于对地主斗争需要的“艺术创造”。笑蜀最近又对原书进行考证与修订,于2008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严肃的史学著作《大地主刘文彩》,读过此书的人说是“对极左的集体意识的重新解构与重建”,其颠覆作用是巨大的。看来,虚假不得人心。 


      最近,人们又对高玉宝被选入课本几十年的《半夜鸡叫》进行了寻根求源的质疑,靠学鸡叫来欺骗长工去早起上工是多么愚蠢的小儿科?半夜把长工赶到地里去干什么?去摸黑儿到地里去锄苗还是锄草?那纯粹是靠红色恐怖维护的愚民言论,竟在小学生课本中存在那么多年,实在是对制造者的极大讽刺。今天摆脱极左压制的青年一眼就看出那些无聊可笑的欺骗,当记者们找到作者高玉宝时,他只能支吾其词。最近,《先锋国家历史》一书记述了“周扒皮”的原型——瓦房店市黄店村周春富的遭遇:周春富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穷人,到了周春富这一代,他勤俭到了苛刻的程度:“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穿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他把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晒干了以后再吃。他夏天从来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他五个儿子各有分工,都非常能干。对几个儿媳也非常苛刻,所有孩子都穿打补丁衣服。他省吃俭用去买地,见任何人都问:你卖地不?这样,他到1947年有二百四十亩地,家里人均十亩地(这在东北人少地多的地区很平常),家里有粉坊、染坊、油坊、磨房,看来他是走多种经营的农产品深加工的道路,他对长工很厚道,给长工吃得很好,他这样的人在今天不是应当受到层层表彰的致富模范吗?他这种品质不正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典型代表吗?中国的强大与富裕实在有赖于这样的人。可是在土地改革的大潮中,他的土地、财产被分,他被枪毙了。”〔4〕 


      而《白毛女》故事的原型只是自三十年代就在晋察冀流传的故事,其事属于民间对惩恶扬善的渴望与宣扬,“白毛仙姑”有惩恶扬善的威力,受到百姓祭拜。开始作家李满天把其当作反迷信的故事去写,被“杰出的文艺领导者”周扬看中,他把这个故事赋予强烈的阶级意识,经过贺敬之等人的演化,有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伟大意义,于是作为革命文学的第一经典而家喻户晓。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对这个故事提出多种质疑,学者孟悦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一文中,以科学、客观的方法考证了《白毛女》的诸多演变因素,已经指出它的“非政治的民间传统被政治化”的过程。而有不少人从事实上批驳了故事的虚假性,电影把黄世仁越写成大地主,他强奸喜儿越不可能,作家张蔓菱说:那个强奸喜儿的绝不是真正的地主,而是地痞流氓,真正的地主不会去强奸那么一个贫穷的丫头,因为地主不会性饥渴到在大年三十去祠堂里强奸穷人女儿的程度。如苏童《妻妾成群》和莫言《神嫖》所揭示的富人的性爱关系,他们在性上的满足方法与程度是有别于穷人的,他们大抵性上极端满足,为了好奇可能有独特追求,但是,他们要玩派头,讲排场,逞阔气。以今比古,现在的千万富翁会在春节之夜去自己祠堂去强奸那么一个贫穷的丫头吗?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去考察,那拔高与伪造就不攻自破了。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造的故事,根本不是什么经典,可是对煽动人民仇恨地主的作用很大。 


      《红色娘子军》是一个妇女反对性别压迫和生活无着而从事革命的政治斗争的故事。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即红色娘子军连)成立,王时香任指导员,庞琼花任连长。红色娘子军在沙帽岭阻击战、拔除文市炮楼、占据分界岭据点以及掩护领导机关撤往母瑞山等战斗中英勇顽强,威震琼岛。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量军队对琼崖红军进行“大围剿”,红色娘子连干部王时香、冯增敏、庞学连、黄墩英、庞琼花等五人先后被捕,在海南琼山监狱关了两年后,国民党害怕共产党劫狱,将他们与林尤新、蒙汉强、庞学葵三位红军女干部一起押送到广州国民党监狱。当时,国民党为了宣传其剿共成果,拍下监狱中的八位姐妹的照片。在狱中,八姐妹坚贞不屈,患难与共,互相照顾、互相鼓励,共同度过三年艰难的铁窗生活。1938年,蒋介石被迫抗日,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及爱国人士,她们才恢复了自由。出狱后,由于娘子军连已经解散,她们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便垂泪告别,各自回家。此后,她们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经受了不同的人生遭遇。 


      这是个反面文章正面作的故事,把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斗争变成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塑造了恶霸地主南霸天的形象。娘子军的刚烈与顽强固然可歌可泣,可是,那时与地主的关系却不像电影中写的那样。在阶级斗争的时代写的一切都是为阶级斗争服务,免不了夸大与扭曲。


          三、地主与革命 


      共产党曾经对开明绅士是非常尊重的,这缘于这些开明绅士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其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有正义感的富人子女发起的,而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也是有富人帮助的。山西省兴县刘太白是开明绅士,帮助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做了许多好事,他拿出一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他本人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子侄九人中有七人参加革命(他的革命意识绝对强于不少普通贫下中农),他和另一个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办起两所高级小学,还筹办了一所高中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牛友兰先生给贺龙的一个团供应服装、粮食,他本人任二高校长(在县城)。有开明绅士这一事实证明:不是所有富人都是反革命,那么革命对象指向富人就是错误的。当然,不是所有富人都是赞成革命的,正像不是所有穷人都同情革命一样。 


      1947年,中共开始土地改革,极左的潮流在全国流传起来。江浙各地土改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八百七十二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十七人。奉贤县五个区被斗的二百四十五人中,被打的二百一十八人,被迫下跪的七十五人,被棒打的三十五人,被吊打的十三人,被捆绑的十八人,被剥光衣服的八十人,每人大都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一次,乡以上斗争会一万三千六百零九次,斗争人数达二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二百九十三人自杀。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四百九十七人,一百四十一人(七十三男、六十八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五百六十二人,也造成二百二十二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一百四十一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六十三人之多。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分等各个环节上交代政策,分别对待。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营山县百分之三十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三千七百六十户,其中自杀了二百六十一人。荣昌县七区四个乡五十四个村,共划地主六百六十三户,三千三百七十六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十四村共划中小地主十五户,就打死了十五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九十六人(男三十九、女五十七),当场斗死十六人(男九、女七);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六十六人(男四十二、女二十四),加上关押致死的十二人(男八、女四),总共死了一百九十人(男九十八、女九十二)。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二十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六天中,就打死六人,逼死十三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五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一百九十九人。仅5至8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了六百一十四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了七百五十五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二百零二人。全省5至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四千人左右。而全省1至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五千六百九十八人,其中地主成分者二千五百六十七人,富农成分者一千零四十七人。镇压了其中的三千六百四十二人,另有二千六百九十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5〕 


      我们上面说到的对革命作过贡献的人,也难逃劫难。在土地改革中,曾对革命作过巨大贡献的刘太白的亲弟弟被残酷打死,参加革命的侄子被清洗,他自己也被斗争,还挨了打;牛友兰则受到残酷斗争和拷打后死亡。尤其野蛮的是把他们认为有剥削的人家划为地主、富农后,打死男人分掉他的妻子给贫农做老婆,刘少白的亲弟弟被活活打死后,他的弟媳分给贫农做老婆,当时还有许多地主的女儿、儿媳分给贫农做老婆的事,甚至富裕中农冯万礼的女儿也分给贫下中农当媳妇〔6〕。这是土地改革中的酷虐,假如只此为止,也算结束了历史的“革命”。 


      可是,革命胜利后的掌权者总觉得地主会心存报复之心。于是,在“文革”中,借打击“走资派之机,更想把地主斩尽杀绝”,掀起新的打击的酷虐更加令人发指:“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的就达一百多人,其中被吃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十八人,生割活剖的七人。”〔7〕还有湖南的道县和其他的县,都发生了这种比法西斯更加野蛮残暴地对“阶级敌人”的残杀,著名作家韩少功写过这类残酷场面,这就是中国富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命运,他们所遭受的“专政”比当年他们无意识地对贫下中农的“经济剥削”要惨痛多了。这可能是中国富人被指斥为“不道不仁”的根本原因,极左统治时代对富人的酷虐极大地伤害了中国许多靠勤俭持家、发家致富的小地主和富农的心,这种三十年的严重伤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况且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承认过是对他们的“伤害”。 


      其实,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读书不多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砥柱作用。
    编辑:蓝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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