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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演雅》诗研究(2)

    发布时间: 2011/9/29 9:07:2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然而,正如日本学者内山精也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尽管黄庭坚的基本立场站在旧党一边,对熙丰朝的政治评价与陆佃针锋相对,但无妨他在文学和学术方面受到王安石的暗中影响 ⑨ 。元祐初年,“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党,士多讳变所从”,而陆佃却在安石去世后,“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识者嘉其无向背” (《宋史·陆佃传》) 。与此同时,旧党人士对王氏新学大肆攻击,而黄庭坚却坚持高度评价王安石的学术成就:“草《玄》不妨准《易》,论《诗》终近《周南》。” (《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二首》) 并清醒地告诫朋友:“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为区别不?” (《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 鉴于陆佃是王氏经学最忠实的继承者,黄庭坚理应对《埤雅》的撰写有所注意。事实上,不仅黄庭坚具有阅读《埤雅》的必要条件和充分理由,而且《演雅》的文本本身也提供了与《埤雅》相关的若干证据:

    其一,《演雅》一诗的取名与《埤雅》非常相似。所谓“《埤雅》,言为《尔雅》之辅也” (《埤雅序》) 。所谓“《演雅》,盖演述《尔雅》也” (《帐中香》卷一) 。考虑到在黄庭坚之前上千年的诗歌传统中,还从未有过任何一首以《尔雅》学之“雅”命名的作品,而且在整个北宋没有另一部类似《埤雅》的以“雅”为名的学术著作,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演雅》是来自对《埤雅》的有意仿拟,或者说是受到《埤雅》取名的启发。

    其二,《演雅》就其性质和内容而言,与其说是演述《尔雅》,不如说是演述《埤雅》。正如《帐中香》的评论所言:“《尔雅》只注虫鱼耳,此篇演述虫鸟之所禀之本性也。”而这一点正与《埤雅》相似。《埤雅》原名《物性门类》,所谓“物性”,正指物所禀之本性。所以《埤雅》的重点不在于名物训诂,而在于尽物之性,穷物之理。而尤其善于把动物本性拿来作伦理性的比附。此外,黄诗中涉及的四十二种动物,见于《埤雅》的多达三十七种(另有五种见于其它唐宋诗文),其中有的动物如鹦鹉,《尔雅》未收。

    其三,《演雅》在描写各类动物时所使用的语句,大多都与《埤雅》相对应,而与《尔雅》的解释相去甚远。根据我对《演雅》诗的任渊注与《埤雅》的对照整理,可以发现在《演雅》涉及的四十二种动物中,专找黄诗出处的任渊注与《埤雅》的引证至少有一半相同或相近。如“鹊传吉语安得闲”一句,任渊注:“陆贾《新语》曰:‘干鹊噪而行人至。’”《埤雅》卷六释鸟“鹊”下曰:“陆子曰:‘干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又如“气陵千里蝇附骥”一句,任渊注:“《后汉书》曰:‘苍蝇之飞,不过十步,附骥之尾,日驰千里。’”《埤雅》卷十释虫“蝇”下曰:“张敞书曰:‘苍蝇之飞,不过十步,若附骐骥之发,则致千里。’此言附善之益有如此也。”又如“空穴祝儿成蜾蠃”一句,任渊注:“《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埤雅》卷十释虫“果蠃”下曰:“《法言》曰:‘祝之曰类我。’”此外如注蛣蜣引《庄子》,注蛸引郭璞注,注络纬引《古今注》,注鼯鼠引《荀子》,注马蚿引《庄子》,注醯鸡引《庄子》、《列子》,注螳螂引《庄子》,注熠燿 引《诗经》,注鹦鹉引《曲礼》等等,任渊注和《埤雅》大抵相同。根据“稚蜂趋衙供蜜课”一句任渊注引《埤雅》来判断,任渊在注《演雅》时肯定吸取了《埤雅》的成果。尽管如此,有些动物的描写,《埤雅》的引证甚至比任渊注更接近《演雅》原诗,如释“蛛”,《埤雅》引《论衡》之语;释“蛾”,《埤雅》引《符子》之语;释“蛙”,《埤雅》引《物理论》之语等等。换言之,《演雅》写这些动物的关键词和诗意都更似出自《埤雅》。

    任注所附《年谱》将此诗系于元丰四、五年,但仅是以“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闲似我”二句推测应当作于太和县,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其实,正如惠洪所说:“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诗曰:‘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又曰:‘九衢尘土乌靴底,想见沧洲白鸟双。’又曰:‘梦作白鸥去,江湖水接天。’又作《演雅》诗曰:‘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闲似我。’” (《冷斋夜话》卷二) 也就是说,“江南”的野水白鸥是黄庭坚身在官场的江湖之梦,而与“江南西路”太和县的具体地点并无必然关系。相反,根据黄庭坚与陆佃史馆共事的事实,以及此诗与《埤雅》若干文本细节上的相似性,我们更有理由将此诗系于元祐年间,最有可能是元祐四年、五年之间。据《年谱》,“山谷在京师多与东坡唱和,四年夏,东坡出知杭州,遂无诗伴”。而这时,黄庭坚很可能因观陆佃《埤雅》有感而创作了《演雅》诗,这也可以解释这首奇诗为何没有得到苏轼的唱和。

    在黄、陆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在今存的《山谷全集》和《陶山集》中,找不到二人相互唱和的任何蛛丝马迹。作为共事数年的同僚,这种现象令人吃惊。这似乎说明,黄、陆尽管是同僚,却不是同一个圈子的“诗伴”。诚然,黄庭坚对王安石的经术表示了相当的敬意,但其基本立场始终站在以苏轼为代表的元祐文学阵营。经术积累对于他来说,是文学创作的资本,而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换言之,黄庭坚归根结底是旧党苏门的文学家,而不是新党王门的经学家,他与陆佃是“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在“经术”与“词赋”的冲突中,他毫不犹豫地站在“词赋”一边。对于《尔雅》学的知识,他自然会以文学家的眼光而非经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同时,黄庭坚虽称赞王安石六艺学“妙处端不朽”,但却认为王安石的追随者“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所谓“诸生”,很可能就包括陆佃在内。事实上,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埤雅》的政治意图过于强烈,颇有穿凿户牖之嫌。因而《演雅》一诗,与其说是对《埤雅》的仿拟,不如说是对《埤雅》的挑战。一方面,这是黄庭坚力图对学术性题材进行文学性征服的一次尝试,证明诗人也同样可以利用“词赋”形式演绎“经术”的内容。《埤雅》辞书式的枯燥说明,在《演雅》中一变而为对仗工整、声调流利的诗意表达。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力图对学术性题材进行游戏式调侃的一场实验,将新学“经术”正经严肃的穿凿附会化解为“词赋”虚构悬想的轻松幽默,《埤雅》中经学训诂的对象,一变而为文学世界的喜剧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演雅》是对《埤雅》的一种解构和颠覆,象征着元祐文学传统对熙丰经术传统的冲击和革命。正因如此,《演雅》虽以“雅”命名,却并非“经术讲义之押韵者”,而是具有强烈文学色彩的骚人之作。

    关于《演雅》的创作动机,研究者都发现其“格物”和“讽谕”的一面,却忽视了以游戏为诗的倾向。黄庭坚曾论述作诗的原因说:“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 (《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 与此相对应,他并不太主张托物讽咏:“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大雅堂记》) 据《年谱》,元祐四年夏以后,苏轼出知杭州,黄庭坚既无诗伴,又常苦眩冒,正是“情之所不能堪”的时候。而《演雅》也正好充满“呻吟调笑之声”。由于把人事物态的丑陋乖谬当作一种有趣的现象来欣赏,不仅使作者“胸次释然”,也使“闻者亦有所劝勉”。诗人就在以诗为戏的调笑中得到愉悦和宣泄。事实上,在整个元祐文学传统中,调笑戏谑始终是诗歌创作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演雅》正是这种以游戏为诗的倾向的产物。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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