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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青春的名义割据汕头

    发布时间: 2011/8/30 9:02:2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羊城晚报
    文字 〖 〗 )

    在8月20日的广州“南国书香节”上,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1万多名郭敬明粉丝涌向会场,致使主办方不得不临时决定取消郭敬明的签售会。迟迟不肯离去的粉丝们上演了情绪高涨的一幕,呐喊与哭声交织成片。似乎只有在西方国家的街头游行或国内的流行歌手演唱会中,我们才能看到这样的场景。这种场景似乎已成当下青春文学的一种常态。郭敬明们为什么这么火?火的背后有怎样的玄机?应该火上加油、扬汤止沸、釜底抽薪,还是听之任之?

    何为青春文学

    我们只能从纷繁的媒体叙事中对青春文学的当下概念作出大致的归纳:

    第一种是偶像型的青春文学。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大众媒介对青春文学的主流界定。在这一视阈中,青春文学的代表作家包括韩寒、郭敬明、孙睿、小妮子、可爱淘、明晓溪等。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数量庞大的拥趸,畅销书的发行量成为衡量这些作家成就的主要指标。

    第二种是宽泛型的青春文学。它以作者及读者的年龄为界限,既包含了偶像型的青春文学,也包括在畅销书发行指标上并不十分突出的青春文学。尽管这个界定相当宽泛,却不是一种主流的看法。在文学评论家李少君所关注的青春文学作家的名单中,李傻傻、蒋峰、春树、张悦然等已被纳入传统文坛秩序的年轻作家也被归入其列。

    以青春的名义割据山头

    青春是如此骚动,又是如此易逝,以致我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射在那些正在跃动身影的青春文学作家身上。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的尺度拉长,就会发现,青春文学并不只属于当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青春文学。

    1986年,刚刚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曹明华出版了一本薄薄的散文集:《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这本以青春独白为文本特质的小书前后一共销售了800多万册。这大概是今天的青春文学作家无法望其项背的。那是一枝独大的青春文学时代,也是我们所能追寻到的青春文学的最早出处。

    上个世纪90年代,青春文学的代言人是汪国真。1990年4月,汪国真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出版,“汪国真热”随之而来。此后,《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接连出版,每一本诗集均发行10万册以上。汪氏充满青春气息的诗歌作品,虽然被主流诗歌界视为“非诗”,却征服了数以万计的读者。

    2000年之后,青春文学不再是一家独唱。韩寒写出了青春的叛逆,郭敬明写出了青春的忧伤,春树写出了青春的残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都以青春的名义占领了属于自己的山头,并赢得拥趸无数。在这一时期,出版商和大众媒体将青春文学打造成一个可以被反复打磨和传播的独立概念。

    如今,随着青春文学作为一种文类形态的日渐成熟,它已成为文化工业生产线上的拳头产品。考核青春文学作品的重要指标是发行量以及作者的粉丝量。它的生产与消费,都深深地打上了商业的烙印。

    在消费市场中燃烧起来

    青春文学很火,这是2000年代以来有目共睹的一个文化事实。当我们对这个文化事实达成共识的时候,我们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了相同的视野:以商业的标准来评判青春文学的热度。这几乎是一种不证自明的逻辑。

    青春文学无需等待某位文学权威的点头或摇头,市场已经证明了它们的存在。韩寒曾说不喜欢别人为他的书写序言(事实上他的《三重门》是由曹文轩作序的),不管这人有多牛逼,如果不是来自市场的底气,他怎敢出此狂言?韩寒的《三重门》、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其发行量都超100万册。这是今天绝大多数作家无法想象的数字。

    与数字惊人的发行量相联系的要素则是青春文学作家的粉丝量。如果我们对“粉丝”这个流行语进行话语的社会化转换,它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指“带有某种独特品位和倾向的消费者”。由此不难理解,青春文学的火,是在消费市场中燃烧起来的。

    发行量与粉丝量似乎构成了正相关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粉丝量是自变量,发行量是因变量。这种由粉丝量主导的文化气候不仅仅适用于青春文学,而且影响了当下一切文化领域的生产决策。笔者曾与一位出版社朋友探讨过图书印量的问题,得知编辑在判断一本书的市场前景时通常会参考一类数据:作者的博客或微博的粉丝量。理解了这个时代的逻辑,我们就可以更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为何青春文学比其它文类更具有粉丝效应?

    青春文学与成人文学:冰火两重天

    国内文化界实际上已经多次探讨过这个问题。李少君认为,在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青少年已成每个家庭的消费主力,只要是青少年喜欢的东西,就蕴藏着巨大的商机。这种来自消费主义的观点是极具说服力的。围绕着这个核心观点,我们可以进一步展开两个现象的描述:

    我们可以看到,青春文学的“火”与成人文学的“冷”几乎是两重天。200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对当下文学现状作出了“衰微”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的对象实际上是指“成人文学”。以最具成人游戏色彩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尽管每一届奖项的出笼都引来众声喧哗,但是这些作品不管是获奖前还是获奖后,多数乏人问津。“成人文学”的读者已大大萎缩,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成人们已经在2000年代以来日益疯狂的货币游戏中成为忙碌的生产者,他们几乎忙碌到失去消费的能力。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的消费主体集中在如下两个群体:数量庞大的青少年和极少数的文学精英。

    青春文学作家在当下大量涌现,且呈风格差异化的竞争格局,这表明零年代中国社会不仅出现了“青春文学”这个市场类型,而且在青春文学市场内部发生了进一步的细分。在这个细分过程中,粉丝与偶像的关系被准确定位和组合,青春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结构。

    逐渐被告别的青春写作

    虽然青春文学热火朝天,却有许多人对其忧心忡忡。一种普遍的忧虑是:在文化工业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青春文学作品,大多是一些浮华的快速消费品。这些作品多是昙花一现的文化泡沫,很难对中国文学的经典化进程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这种担心不仅仅是一部分主流作家的单向度价值判断,实际上也得到许多青春文学作家的积极回应。郭敬明在2011年香港书展上透露了他的转型意向:从青春和梦幻的写作转向人性深处的探索。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解读:郭敬明正在向“成人文学”的经典化标准靠近。还有其他众多青春文学作家,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告别青春写作的意愿。

    以上文化事实表明青春文学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文学中普遍被接受的价值预设:超越当下以寻求文学作品在整个人类精神生产史中的永恒地位。

    青春文学经典化的现实路径

    法国社会学大师布迪厄列举了文学艺术经典化的几种常见机制:艺术评论(机构)、作品的引用率、获奖情况、作家在专职机构中的位置等。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在不同时代,经典化机制还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以“红色经典”为例,它们是在自上而下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中诞生的。这就启发我们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想象:在这个商业统治时代,青春文学的粉丝效应是否已经内在地包含了一种经典化的机制?

    大众传播是商业统治时代的核心传播机制,青春文学无疑被纳入了这个机制的核心。我们可以不完全列举青春文学几种常见的大众传播方式:畅销书出版,举办读者见面会(类似于歌手演唱会),联手举办青春文学杂志(类似乎于明星组团),签约经纪公司,进行明星化包装(手法仿自娱乐界),等等。

    红色经典作家的经典地位是在政治化的群众运动中获得论证的,我们可以依此推断:青春文学作家的经典地位也可以在商业化的粉丝效应中进行求证。事实上,青春文学的经典化路径要比红色经典复杂得多。这是因为,红色经典还只是“成人文学”的内部游戏,而青春文学要打开经典之门,除了团聚自己的粉丝,还要与“成人文学”进行必要的促膝长谈,从而达成对这个世界之道的共识。这样,我们可以大致想象出青春文学的经典化路径:先是在商业化的大众传播中进行人气竞赛,获得通往经典化大门的入场券,而后向“成人文学”的价值预设靠近,创作出经典作品。

    如果这种想象成为现实,我们就会发现,青春文学作家先是在商业竞赛中获得准经典地位,而后才有经典作品诞生。这种倒置逻辑,或许正是商业统治时代的新经典化机制的精髓。

    (曾念长)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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