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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红学真的走到“末路”了吗

    发布时间: 2011/4/29 8:59:3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文字 〖 〗 )


         甲申除夕前五日,笔者收到未曾谋面的前辈朋友克非先生寄来的新著:《红学末路》。但细读三过,实在不能苟同该书的观点。 

      

      《红学末路》一书的主旨,是通过对脂砚斋、脂本的揭示,宣告新红学“已到了穷途末路”。作者在该书《题记》中说:“本书提到的红学,专指新红学,即所谓的考证派红学。”依此,书名应称之曰 


         “新红学末路”,方才切题。好在只要读过这本书,也能领会作者的心意,倒也不必过多的在题目上做纠缠。 

      

      既是批判新红学的书,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新红学”是什么?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里,提出了《红楼梦》考证的范围:“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而他用的方法,就是他一再推行的“科学考证法”。这种方法,要求撇开成见,搜求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出结论。后来,胡适常将这种考证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就是新红学的内容和方法。 

      

      我们再来看看克非先生眼中的“新红学”是什么:“这个甲戌本及其上面脂砚斋的批语,便是新红学的奠基石,……胡适依靠它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原有的‘自叙传’说,曹寅的‘家史说’,并作出结论:脂批本是真本,《红楼梦》最早的本子,都是带有脂砚斋的批语的,只有八十回,后来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子,后四十回是高鹗的伪续。概而言之,这便是考证派新红学最初的体系……”(《题记》)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克非先生所理解、所批判的“新红学”与胡适开创的历史上的“新红学”是有很大出入的。首先,众所公认,胡适的“新红学”形成于1921年;而照克非先生的理解,直到1927年“甲戌本”出现以后,才有“新红学最初的体系”;其次,胡适虽然在搜求到大量有关曹雪芹家世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叙传”说,却从未提出过所谓“家史说”;第三,胡适提出“《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以及“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补”等观点,是1921年,而不是克非先生所说的“甲戌本”出现以后的1927年。 


          很显然,克非先生是过于夸大脂本、脂批在“新红学”体系中的地位了。正因如此,克非先生才把揭批脂本、脂批和脂砚斋作为他批评的切入点,“以揭露新红学的诸般荒谬”。而事实上,对脂本、脂批的研究,只不过是“新红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对此前的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提供了新证。即使没有脂本、脂批的出现,此前对《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研究,也是对红学史的了不起的贡献。在胡适以前,并没有人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对曹雪芹加以研究;胡适和他的追随者挖掘出大量的有关曹雪芹和他的家世材料,对于这些材料,难道还需要一一列举吗?在克非先生的书里,这些材料以及根据材料得出的结论曾被广泛的引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红学末路》一书引用或提到的有:永忠、瑶华、敦诚、敦敏、周春、二知道人、张问陶、袁枚、杨钟羲、俞樾、裕瑞等人的诗与文。观点则有“曹雪芹死于1763年”,“曹雪芹生于1724年”等等。我这里想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人及其材料都是胡适和他的信徒们在浩如烟海的史料王国里翻检出来的(当然远远不止这一些);克非先生引用新红学的成果,已经是在为新红学张目了。 


        克非先生曾称新红学为“楼外之学”。那么“楼内之学”是什么呢?克非先生说:“进入文本,根据其具体的描写,研究其人物塑造、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环境、主题开掘、思想意义、生活表现、艺术上的成就与不足、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及教益,即它的客观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还有作者的教养、身世、经历、思想、感情,等等。”笔者这里不禁想问,胡适及其学派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是不是研究作者的“身世”?新红学派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研究及结论,是不是为后人划定了《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按照克非先生的划分,这应该算作“楼外之学”呢,还是“楼内之学”呢? 

      

      克非先生宣判:新红学已走到了末路;但我们忍不住要问,难道曹雪芹不需要研究了吗?《红楼梦》的版本不需要研究了吗?其实,撇开新红学的其他组成部分不谈,但就这两个领域,近年来也不断有成果涌现。比如,前些年,大同发现了记载有曹振彦史料的碑文;去年,胡文彬先生发现了曹寅的《北红拂记》;前年,曹立波女士曾研究“程本”的一个子本———“东观阁本”而发表一部专著……此外,在这两个领域依然有很多有待研究的空间。比如,克非先生和他的几位同道的朋友,都认定:程本早于脂本,而脂本又是伪本;因而程本在克非先生等的眼中,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但是,就是对程本的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自1791年以来,经过100多年的流传,其间经过了太多的变化;诸如“程本共有多少子本”、它们之间异同如何等问题,并没有经过细致深入的研究。单将这些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也不是靠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就能办得到的。而这些,不都属于新红学中“版本学”范畴吗?又怎么能说新红学已走到末路了呢? 


         《红学末路》用相当的篇幅评说了冯其庸先生的《石头记脂本研究》,因为冯是当今红坛上崇脂、扬脂的“首屈一指的人物……比上一代的胡适、周汝昌等走得更远”,“海内外无一人能望其项背”(318页),《石头记脂本研究》是“这种版本学方面的最主要最权威的著作”;“甚至可以说,没有冯先生的研究、著作、贡献、倡导,新红学派的版本学便难成其学,至少是支撑不起来”(186页)。确实,在作者和版本研究方面,冯其庸先生是紧承胡适余绪的,而且也的确做出很多贡献。但是,冯先生从事版本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难道从20年代到70年代的这半个多世纪,《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就是一片空白吗?而且,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克非先生批判的冯先生的一些基本观点,其发明权却在胡适。如该书76页说:“冯先生的意思是,《红楼梦》早期流行的本子,就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实,最早提出此说的是胡适,在1933年,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这篇文章中。再如该书23页,克非先生似乎对冯其庸的“后四十回自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颇为欣赏,但这个观点,仍是胡适最先发明的,我们看胡适1921年在《红楼梦考证》中的原话:“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因此,站在克非先生的立场,我以为批胡比批冯好,所谓“擒贼先擒王”。 

         《红学末路》确实如宣传的那样,提出了不少惊世骇俗的观点:“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个脂本都是曹雪芹以后很晚的伪本,脂批是伪批,脂砚斋是“巧伪人”、是制造伪文物(脂本)谋利的低级骗子;脂本之残,是脂砚斋故意整残的。庚辰本、己卯本,是在同一间土作坊里,同一时间内,由同一个骗子制造而成的。它们产生的顺序依次是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红学末路》有“一个故意被整残的本子”一节,论述甲戌本的产生年代。克非先生根据他总结出来的甲戌本的特征,列出15条路标,然后,就“我们完全可以判断”,甲戌本的产生不是在乾隆时代,而是在嘉、道年间,甚至咸、同以后。这15条路标包括“曹雪芹和其家世已经开始明朗化”、“将《红楼梦》本事开始和曹家胡乱连接”、“后四十回为高鹗伪续已成定论”等等。我这里想问:在1921年以前,曹雪芹和其家世是如何明朗化的?《红楼梦》本事是如何和曹家胡乱连接的?后四十回为高鹗伪续是如何成定论的?此外,作者对他认为的脂本的“炮制”过程,多次作了详细地描述:如何雇抄手、如何流水作业等,言之凿凿,如同亲睹,试问:又有何根据?《红学末路》总给人一种印象,它的论据并不能证明它的结论。胡适阐述治学方法的时候,经常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愿以此话与克非先生共勉。 

     
      克非先生说,新红学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笔者也不能同意。1921年新红学一出,即受到很多批评。在1928-1953年,这一学派非常沉寂;相反,这期间有吴宓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30年代有李辰冬用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写成的论文及后来出版的《红楼梦研究》,40年代有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这都不属“新红学”的范畴。而且,索隐派的著作也仍不断问世。到了1954年,“新红学”遭难了,尽管那不属于学术批评的范围,代之而起的是阶级斗争红学。到了80年代以后,新红学才又逐渐翻案。但此时,不少人提出诸如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等新思路。所以,尽管新红学影响很大,但并未独霸。只是,在极左的年代里,新红学的研究也并未中断,如1963年前后围绕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这主要是这一学派自身的学术魅力和它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直到今天)。 

     
      《红学末路》还有几处硬伤,我想在这里指出来:11页,作者将扬钟羲列为乾隆时人,其实杨氏生活于清末民初,是一位遗老;268页,克非先生说,“新红学家将三个脂本看成是乾隆甲戌年、己卯年、庚辰年的本子,并说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其实,新红学家是说三个脂本的底本是乾隆甲戌年、己卯年、庚辰年,底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 

     
      要之,这部号称宣判新红学已到末路的450页的煌煌大书,并没有伤到新红学一丝一毫

    编辑:谭凤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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