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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11/4/25 10:56:12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但弄清玄言诗产生的契机,并非意味着对它起因探索的终了,甚至还不能说已经摸透了问题之症结所在。如玄言这一类诗体生成于我国历史上某个时期,堪谓与此事相关诸元聚成一股合力作用的结果,不仅需由时代思想文化大环境为它营造适宜的时机和条件,并且总得有一个异常直接而又积极活动着的近因来催促它尽快分娩出世。到了东晋时代,决定玄言诗能否生起的关键,事实上已不是思想意识形态而在于诗体问题。所以这个可为玄言诗的形成起到直接促进作用的因素,根据檀道鸾《续晋阳秋》揭示的线索来推断,理应在明辨玄言诗与我国《诗》、《骚》体制迥然互异的基础上,到同它关系至为密切的佛教“三世之辞”里去找寻。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诗经》与《楚辞》两大渊薮,向为此邦人士撰作美化文追求的理想目标,亦是震旦诗歌百代尊崇的不祧之祖。征诸华土自古相承的观点,诗主要是用来抒情言志和赋物造形的,而没有赋予它演绎抽象义理的功能。先秦两汉时代的散文可兼容文学和哲学等不同内涵,但哲学思想却进不了诗歌这块宝地。此种传统观念因袭弥久,体现到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创作中间,例能显示出其巨大惯性。如是之定势的不易改变,与其归因于诗人的主观感情倾向,毋宁说是民族文化本身具备的特质使之然。就像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云:


        各种文化必有其特别具有之精神,特别采取之途径,虽经屡次之革新与突变,然罕能超出其定型[11]。如两汉赋颂、建安诗歌之亲近《风》《雅》、取法《楚辞》自不必细说,即持追新多变的西晋、永嘉诸作来考察,纵然其间或少或多挟带一些渗杂玄理的文句,第论其篇帙之大体面貌,实与《诗》、《骚》的法度格局相去未远。接下去谈到郭璞的游仙诗,其“会合道家之言”无需讳饰。不过这些篇什所写的事物,大旨不出轻举陟天、徜要说事情的突变,就发生在东晋中期。尔时庾阐、支遁、王羲之、许询、孙绰、桓温、庾亮、湛方生、张翼等辈继起,以佛玄兼通之清谈家身份操纵文坛,他们不满足于在作品中夹杂几处玄理文句,变本加厉地把诗歌当做直接谈玄论道的工具。有了此种作诗观念的转变,玄言诗才有可能跟着兴起。这群道俗文士俱蓄高世之心,弥善恬淡之辞,“乃谈玄以制诗”,一味求索不可凑泊的宇宙至理和本体,所使用的语言亦益趋质木平典。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徒具韵文躯壳,其内容枯涩幽奥,殆与哲学著作等而无异。它们与中国原有的缘情体物之作比较,相距何啻千里之遥,难怪檀道鸾要感叹“《诗》、《骚》之体尽矣”了。玄言诗在佛教开始深入华夏文化之际登上诗坛,算得上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次短暂的诗体鼎革,诸如此类与此方传统习惯背道而驰的大胆改作,在缺乏外来事物沟通的情况下是殊难达成的。当时经翻译过来的大量天竺佛偈,业已具备了对本地诗歌潜移默化的能力,完全可充当许、孙、支遁等创作说理篇章的兰本。这种诗体上的参照和借鉴,就是催促玄言诗成熟分娩具有关键意义的直接动因。


        “佛偈”是“佛经偈颂”的简称,其梵语原文Cāth ā的音译叫“伽陀”或“偈陀”,意译则为“颂”,隐包着“联美辞而歌颂”之义。我国古代佛教徒习惯上说的“偈颂”和“诗偈”,均系利用梵汉对举方法合成的翻译名词。夫释尊说法并用韵、散,采取韵文形式来结句表述的便是“伽陀”,它与散文形式之“修多罗”(Sūtha)即“长行”配合相间,成为构筑起佛经文体互为依辅的两大支柱。《出三藏记集》卷七引佚名《法句经序》云:“偈者结语,犹诗颂也。是佛见事而作,非一时语,各有本末,布在众经。”又《大唐西域记》卷三“醯罗山等地”条释“颂”字云:“旧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陀,梵音讹也,今从正音,宜云伽陀。伽陀者,唐言颂。”现在我们自佛经内所见之偈颂,即释迦牟尼及其徒众们持以弘法和唱诵的宗教作品,其梵偈多数以四句为一首,每句包括八个音节,并饶有声韵节奏之美,悉可摄入管弦付诸赞叹歌咏。无如它们做为直接宣说佛教思想的手段,大略均被用来表现哲学概念和佛理思辨,殊乏抒情气息和形象描绘,给人的印象自然枯燥晦涩,实在看不出有多少文学性。这些充斥着幽奥哲理的诗颂生长在南亚次大陆,说来并不很奇怪。因为爱好渊玄漠冥的沉思正是印度先民的特有脾性,古天竺诗歌丰富的哲理意蕴,在《梨俱吠陀》、《薄伽梵歌》中同样得到过鲜明体现。佛偈如是重视抽象义理的探究演述,非常深刻地染上了印度诗歌从本以来就有的印记。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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