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首页|国学私塾 |先秦| 秦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代辽金| 元代| 明代| 清代| 当代| 评论|
□ 站内搜索 □
请输入查询的字符串:
标题查询 内容查询
□ 同类目录 □
  • 文学理论著述
  • 专题研究
  • 诗文赏析
  • 古籍整理
  • 文坛动态
  • 武侠文学
  • □ 同类热点 □
  • 陶渊明人生境界的审美范型及其现代性
  • 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及其发展概况
  • 说宋代笔记(上)
  • 《边城》里翠翠的人物形象分析(2)
  • 现代格律诗史纲
  • 柳永词风及其词史地位(一)
  • 鲁迅的药与酒及魏晋风度(二)
  • 朦胧诗
  • 中国美学
  • 此情可待成追忆--谈林徽因的记忆与李商隐的锦瑟二诗
  • 《封神演义》研究综述
  • 唐诗格律
  • 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实践——小说类型学研究论纲
  • 90年代诗歌(一)
  • 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 蒋寅
  • 当前类别:首页 >> 新版国学 >> 文学 >> 当代文学 >> 文学理论著述
    鲁迅的药与酒及魏晋风度(二)

    发布时间: 2010/10/18 13:17:5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鲁迅研究月刊》
    文字 〖 〗 )
    三、魏晋文学史中的鲁迅精神
      鲁迅去世后不久,在家人朋友亦或学生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往往都会将他与魏晋文章以及风度并提。孙伏园说:刘半农曾赠给鲁迅一副对联,叫“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54]。为什么鲁迅对魏晋文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按照许寿裳的解释,是其个性使然,鲁迅之讲魏晋文学,因此就是夫子自道,他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情,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皜皜焉坚贞如白玉,惊惊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相类似的缘故。”[55]
      整理鲁迅的遗稿,人们逐渐又发现他很早就辑录了《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谢承《后汉书》、虞预《晋书》和汉魏六朝的画像,1913年已经完成了《嵇康集》的第一遍校[56],证明他对魏晋文学的兴趣由来已久,并且如台静农说,这也是“从古人的著作中来寄寓他的热情”,“引古人为同调”,恰“如黄梨洲晚年喜欢《谢皋羽集》顾炎武之著《日知录》,不单是文学的学术的,而是政治的!”[57]而据鲁迅塾师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的回忆,从前寿镜吾“常手抄汉魏六朝古典文学,但鲁迅亦喜阅之,故往往置正课不理,其抽屉中小说杂书古典文学,无所不有。”[58]则鲁迅的这一兴趣,恐怕还可追溯到他十二三岁在绍兴三味书屋念书的时候[59]。
      虽然后来周作人的说法是,在辞章方面,鲁迅是排斥历来的正统派的,他看重魏晋六朝的作品,胜于秦汉,超过唐宋,更不必说八大家和桐城派了。他是一个决不跟着正宗派跑的人,他喜欢的诗歌,楚辞之外是陶诗,他喜欢的文章,陶渊明之前有嵇康[60]。仿佛要将鲁迅的偏爱魏晋文学,解释成一种偶然,只因他的脾气一向是不喜欢言人所言,并没有着多么深刻的动机。不过即使是这样一种解释,它的前提仍然在于鲁迅对魏晋文学的确有特殊的感情[61]。
      由孔融、嵇康、陶渊明构成的魏晋文学,在鲁迅去世之后,便是在这样一致的言论中,与鲁迅的个人形象重叠在了一起,而这样的一个“魏晋文学”,在它的时代精神里边,也就染上了鲁迅的鲜明个性。由鲁迅讲述的魏晋人的风度及文章,由于包含了一种独有的人格特质,因此,在后来的、尤其是以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思潮为要旨的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当中日渐凸显,终而成为一个文学时代的标识[62]。
      对于思想文化领域来说,鲁迅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他1936年的去世而消逝,相反,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几乎所有论说都倍受尊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自然也不在例外。
      1942年,也就是鲁迅去世后的第六年,王瑶开始在清华大学讲授汉魏六朝文学史课,连续若干年的讲义,1950年代初编为“中古文学史论”,分《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和《中古文学风貌》三册出版。王瑶就说,自己的思路和方法,“深深受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影响”,并且长久以来,都是“以他的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63]。鲁迅的魏晋文学论,至少是深刻地表现在《中古文人生活》里边,其中四篇,就有两篇分别题作“文人与药”、“文人与酒”[64]。讨论中古文人与药和酒的关系,按照王瑶的理解,是要从当时文人的实际生活来理解他们的文学作品,不过王瑶也认为,在鲁迅指出了这个现象之后,需要进一步追索的是“为甚么在这时期会发生这个现象,以及它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怎样的联系”[65]。本着这一想法,在两篇专论中,王瑶采取了更多的资料和更细密的分析,使讨论由感性变而为知性,趋向于学理化。他大量引入乐府诗等文学作品,连同道家、佛教的文献,并且将吃药喝酒的行为,提升到对生命的留恋和对死亡的恐惧这样一个所谓文学的永恒主题的层面,这么一来,不但把药和酒与魏晋文学的关系讲得非常透彻,也为这个论题增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色彩。
      由鲁迅开出的话题,经过王瑶的进一步论说,从纯粹学术的角度去看,显然规整了许多。抛开意识形态的抉择及其他因素不讲,从鲁迅的一篇讲演,到王瑶的两篇论文,也正好完成了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从“典范”到“规范”的过程,尽管鲁迅自己并不喜欢学院式的教学和研究,但是他对公众所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却随着他在思想文化界的特殊地位的确立,加上孙伏园、周作人式的解读与渲染,更重要的是,经过像王瑶这样的规范与提升,反而变成了学院里的教学和研究的典范。
      19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魏晋文学史教材,就几乎无一不在引述鲁迅的这篇讲演,即使当年为鲁迅津津乐道、后来又为王瑶引申发挥的药和酒的问题,渐渐地退出了很多文学史讲述者的视野,所谓“魏晋风度”,却仪式般地照样在文学史中一次次重现[66]。直到1980年代,风靡一时的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写到魏晋时代,也还径取“魏晋风度”作为标题,其中不少论断,就往往来自鲁迅的意见[67]。就是近年新编的一些文学史教材,也仍在复述着鲁迅的观点,比如有人介绍当时的像生死、游仙、隐逸一类的创作主题,也还要说“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68]。
      只要鲁迅的影响在,魏晋文学史中闪耀的也许就总是鲁迅的精神。
                                                    2004年11月1日初稿
                                                    2005年1月10日改定




    [1]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一文中提到《狂人日记》写作前的准备,就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南腔北调集》)。而仅从鲁迅这一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里,也可看到他对与医学相关的言和事的关心,如《三十三》(1918)的批评一位大官所谓精神改造肉体的卫生哲学;《四十二》(1919)的对在杭州的英国医生之称中国人为土人的反应;等等(《热风》)。
    [2]鲁迅在《呐喊自序》(1922):中说,为了给久病的父亲买药,“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
    [3]关于鲁迅的饮酒,沈兼士在《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1936)中说:“酒,他不但嗜喝,而且酒量很大,天天要喝,起初喝啤酒,总是几瓶几瓶的喝,以后又觉得啤酒不过瘾,‘白乾’、‘绍兴’也都喝起来。”(收入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的回忆》(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许广平在《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1939)中则说:“人们对于他的饮酒,因了是绍兴人,有些论敌甚至画出很大的酒坛旁边就是他。”但实际上他只有不高兴时,才会“放任多饮”(收入“回望鲁迅”之《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1939)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1952)第三分《鲁迅在东京》19《酒》中也说:“鲁迅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有朋友对谈的时候。”(“回望鲁迅”之《年少沧桑——兄弟忆鲁迅一》)这同郁达夫在《回忆鲁迅》(1939,收入《鲁迅的回忆》散篇,上册)里的看法也正相同。
    [4]鲁迅在《这是这么一个意思》(1925)一文中写道:“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集外文集二集》,收入《新版鲁迅杂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在1926年6月17日写给李秉中的信里,他也提到:“去年夏间,我因为各处碰钉子,也很大喝了一通酒,结果是生病了,现在已愈,也不再喝酒,这是医生禁止的。”(《鲁迅全集》11《书信》,467页)10月写信给许广平,其中说:“酒是自己不想喝,我在北京,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这里虽然仍不免有小刺戟,然而不至于‘太’,所以可以无须喝了。况且我本来没有瘾。”(《两地书》54)
    [5]见《两地书》33。
    [6]见《两地书》28、29、33、41。许广平对鲁迅的喝酒,显然特别在意,据她在《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中说,当1926年底,鲁迅有一次醉酒烧了棉袍之后,她便下定决心不再让鲁迅单独一人生活了。
    [7]鲁迅在1925年6月28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此后大抵近于讲义了。且夫天下之人,其实真发酒疯者,有几何哉,十之九是装出来的。但使人敢于装,或者也是酒的力量罢。然而世人之装醉发疯,大半又由于依赖性,因为一切过失,可以归罪于醉,自己不负责任,所以虽醒而装起来。”(《鲁迅全集》11《书信》,445页)
    [8]许广平在1926年9月18号致鲁迅的信中写有“不敢劝戒酒,但祈自爱节饮”的话。(《两地书》45)
    [9]《两地书》51。
    [10]鲁迅在《范爱农》中说,听到范的死讯,“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后来有人查证出,鲁迅当时发表的只有三首诗,而忘掉的第五、六句是“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11]周作人在《鲁迅的故事》第三分《鲁迅在东京》28的《咳嗽药》中说:“鲁迅在中国时常有胃病。“
    [12]见《鲁迅日记》1926年4月。
    [13]见《马上日记》1926年6月25日,收入《华盖集续编》。
    [14]见《马上支日记》1926年7月6日,收入《华盖集续编》。
    [15]参见注4引《这是这么个意思》。
    [16] 1925年9月30日,鲁迅致信许钦文,说他检查身体之后,“终于决定是喝酒太多,吸烟太多”,“所以现在不喝酒而少吸烟”。(《鲁迅全集》11《书信》,456页)1926年6月17日致信李秉中,也说“多喝酒究竟不好”,想活下去,不喝酒了。(《鲁迅全集》11《书信》,467页)在1926年10月为《坟》写的“题记”里边,又说:“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给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17]鲁迅从厦门写信给许广平说:“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两地书》62)
    [18]见《两地书》42、44、48、68。鱼肝油的益处,鲁迅在1918年8月13日写给钱玄同的信中就曾介绍过:“并非专医神经的药,但身体健了,神经自然也健,所以也可吃得的。这药有两种,一种红色(瓶外包纸颜色),对于肺病格外有效,一种蓝色是普通强壮剂,为神经起见,吃蓝色的就够了。”(《鲁迅全集》11,书信,367页)
    [19]鲁迅在1927年5月1日所写《朝花夕拾·小引》中说,该集所收《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等五篇,作于“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鲁迅全集》2,230页)
    [20]周作人对《父亲的病》的解读,也认为它的重点在讲药:“关于伯宜公的病,《朝花夕拾》中有专写的一篇,但那是重在医药,对于江湖派的旧医生下一个总攻击。”(《鲁迅的故家》第一分62《病》)
    [21]见《集外文集二集》。
    [22]鲁迅对自己的医学常识和判断一直很有自信,他在1928年6月6日写给章廷谦的信中,就说自己的肺病,是从医生那儿探听出来,“他当时不肯详说,后来我用‘医学家式’的话问他,才知道几乎要生‘肺炎’。”(《鲁迅全集》11《书信》,624页)此外,他有时也将自己的知识经验推荐给旁人,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里就说,鲁迅常向他们讲医学知识。(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1921年8月26日写给宫竹心的信中,就有他对肋膜炎的解释:“肋膜炎是肺与肋肉之间的一层膜发了热,中国没有名字,他们大约与肺病之类并在一起,统称痨病。这病很费事,但致命的不多。”(《鲁迅全集》11《书信》,394页)1929年3月15日写给章廷谦的信中讲到郑介石的炎症,又建议:“石君最好是吃补剂——如牛奶,牛肉汁,鸡汤之类,而非桂圆莲子之流也——那么,收口便快了”,“这一端,不大思索的医生,每每不说”。(《鲁迅全集》11《书信》,656页)1930年,他还翻译了《药用植物》一书(承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先生提示,在此致意)。
    [23]见《从胡须说到牙齿4》(1925),收入《坟》。又参见《忽然想到》(1925),收入《华盖集续编》。
    [24]见《马上日记》1926年6月26日,收入《华盖集续编》。
    [25]见许广平《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二三事》(1956),收入《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
    [26]见《经验》(1933),收入《南腔北调集》。
    [27]见《两地书》44、41、46。
    [28]见《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校讲》,收入《而已集》。
    [29]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入《而已集》。
    [30]在鲁迅翻译过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中,“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
    [31]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中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有关鲁迅接受其影响的问题,论者颇多,已成定论,此不赘述。
    [32]见《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33]见《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收入《三闲集》。
    [34]见1933年6月18日写给曹聚仁的信,其中说道:“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鲁迅全集》12《书信》,184页)
    [35]见鲁迅1934年3月6日致姚克的信,并参见同月24日致姚克的信,收入《鲁迅全集》12《书信》,349、359页。
    [36]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入《而已集》。
    [37]见《忽然想到二》(1925),收入《华盖集》。
    [38]见《通讯》(1925),收入《华盖集》。
    [39]见《青年必读书》,收入《华盖集》。
    [40]见《读书杂谈——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1927),收入《而已集》。
    [41]见《马上支日记》7月2日、7月4日,收入《华盖集续编》。而关于安冈秀夫书的过分揣度,在1933年10月27日写给陶亢德的信中,鲁迅批评得更尖锐:“其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传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鲁迅全集》12《书信》,246页)
    [42][42]这也正如同他在《随便翻翻》(1934,收入《且介亭杂文》)里说的,他的消闲式的读杂书,是“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
    [43]见《厦门通信二·致小峰》(1926年11月7日),收入《华盖集续编的续编》。同月鲁迅致信许广平也说:“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佪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两地书》66)同样的意思,又可见于《读书杂谈——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44]见《两地书》66。
    [45]关于鲁迅在学院体制中的边缘处境以及他与这一体制的冲突,亦可参见陈平原的《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5《学界边缘》(收入《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钱理群的《与鲁迅相遇》第六讲《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三联书店,2003)所作分析。但是,根据新出版的《顾颉刚日记》(联经,200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待得不愉快,则有另外的原因。一者是与顾颉刚的矛盾。顾在1927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到:“前日《思明报》上,载林校长对人说鲁迅之走,系由国学院内部分胡适派与鲁迅派之故。”可见这是当时就有的一种说法(《日记》第二卷,3页),证之以顾颉刚1973年7月在他1926年9月30号日记后面所补充的说明,其中说“鲁迅不察我与彼等(按指三位苏州籍的教员)同床异梦,漫谓我有意结成苏党,与彼既孙、章之绍兴帮相对,于是北京大学之皖、浙之争,移而为厦门大学之浙、苏之争”,可知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二者是为了与许广平相聚。1973年,顾颉刚在他写于1926年12月31日的日记后面,加了很长一段说明,其中引陈万里的话,仿佛鲁迅加入中山大学,“亦以有爱情对象在彼,可得情感上之满足也”(《日记》卷一,833页)。
    [46]见《在钟楼上——夜记之二》,收入《三闲集》。
    [47]见《革命时代的文学》,收入《而已集》。
    [48]收入《而已集》,最初由上海的北新书局1928年出版。
    [49]《汉文学史纲》是鲁迅在厦门大学编写,也用作中山大学讲义的。
    [50]陈平原在《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一文中,也曾就此作过讨论。他认为这一篇演讲,是“于‘服药饮酒’中窥探士人心态”,借以勾勒文学潮流演进的轮廓,因为服药和饮酒,“这两种嗜好最能体现其对生存的体验与思考,也最能影响其诗文风格”。有趣的是,他还称“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冒险,成败在此一举”(45-46页)。
    [51]见《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1933),收入《南腔北调集》。
    [52]魏建功在《忆三十年代的鲁迅》中写到,上鲁迅的小说史课,“我还记得的,讲第二章‘神话与传说’的末了的第二例‘紫姑神’,他就提到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等问题。总之,先生讲课的精神跟写杂感的风格是一致的。我们那时候听先生讲课实在是在听先生对社会说话。”(《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
    [53]见1928年12月30日鲁迅致陈濬的信,收入《鲁迅全集》11《书信》,646页。
    [54]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1941)。
    [55]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1947)之十二“整理古籍和古碑”,收入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专著,上册。后来王瑶在《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和他所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1950,收入王氏《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上海古代文学出版社,1956)一文的第四节“魏晋文章”中指出,鲁迅之喜欢孔融和嵇康,“不只为了他们作品的文采,而更为了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与此基本同出一想。
    [56]参见周作人《关于鲁迅》(1937),鲁迅纪念委员会编印《鲁迅先生纪念集——评论与记载》。
    [57]台静农《鲁迅先生的一生》,收入陈子善等编《我与老舍与酒——台静农文集》,207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2年。
    [58]寿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收入《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
    [59]在钱理群近年出版的《与鲁迅相遇》的第三讲《十年沉默的鲁迅》中,更提出鲁迅“生命中的魏晋情结,浙东情结,这都是他的生命之根”。
    [60]见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1957,收入鲁迅博物馆等编《回忆鲁迅》专著,中册)中的《鲁迅的国学与西学》、《鲁迅与中学知识》、《鲁迅的文学修养》等章节。
    [61]陈平原在《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一文中有个总结,他说,鲁迅刚去世,周作人撰《关于鲁迅》介绍他在学问上的贡献,开列著述包括有未刊的《嵇康集》,“二十年后,鲁迅对于嵇康的一往情深已广为人知,学界论及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必定在此大作文章”。(《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八章,北京大学出版社)
    [62]参见王瑶《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和他所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收入《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35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63]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重版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4]《中古文人生活》(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的另外两篇是“论希企隐逸之风”、“拟古与作伪”。
    [65]见《文人与药》,收入《中古文学生活》。
    [66]台湾的情况是:大概通过台静农,鲁迅的魏晋文学论在1950年代后一直都有影响。首先台静农讲魏晋文学,就特别推重阮、嵇“任性自然的风度”,他说嵇康“贱物贵身”,以刚肠疾恶被杀,阮籍沉湎于酒不论是非,自我麻醉以免死,都是随了鲁迅的判断(《魏晋文学思想述论》、《嵇阮论》,收入《台静农论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后来在台湾大学教中国文学史的叶庆炳,也曾说魏晋文士的盛行服药,是以嵇康为代表人物的,他并且有“阮籍、刘伶皆好酒而狂,嵇康则服药而懒”的议论(叶庆炳《中国文学史》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初版,1984年第3版)。在鲁迅缺席的彼岸讲堂,魏晋文学史里,也隐约可见鲁迅的遗风。
    [67]在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中,“魏晋风度”一章由三节组成:一人的主题,二文的自觉,三阮籍和陶潜。其中第一节解释魏晋风度的内核便是人的自觉,自然延续了鲁迅的话题,第二节围绕鲁迅所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展开,第三节的选择阮、陶,也明显是受了鲁迅的启发。
    [68]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绪论》第二节《动乱中文人的命运与文人的风尚》,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编辑:李瀛慧

    鲁迅的药与酒及魏晋风度(一)
    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1)

    |关于我们 | 招聘信息 |联系我们 |友情链接 |相关介绍 |免责申明 |
    copyright©2006 Power By confucianism®  中国国学网版权所有    蜀ICP备1600545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