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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10/10/18 11:07:5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文字 〖 〗 )
    ⑥《文赋》结尾论述文章的社会功用时说到:“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霑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这段话卒章显志,它告诉我们:文章可以挽救行将中断的文武之道,可以宣扬圣人的教化使之永世不灭,可以歌颂圣人的美德使之万古长新。儒家的传统文学教化观在此表述得可谓是淋漓尽致。
      上文胪列的儒家文学观,在《文赋》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它是陆机整体文学观念中一个不容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陆机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人生观、功名观是遥相呼应的。传统的儒家文学教化观在两汉经学时代已经和当时的统治阶级达成了合谋关系,内化成了他们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推崇文学教化观,那是因为它能正得失、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能保持社会安定、维护统治秩序。而文人们倡导文学教化观,一方面可以纯正民风、化成天下,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则可以迎合上层统治需要,保证自己能够顺利地进人权力中心。作为官方御用文人,陆机倡导文学教化观,其实是他在人生道路的践行过程中权力化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表征。对此,我们无需否认和回避。
      纵观《文赋》全文,它对儒家文论多有继承和发扬。然而。让人感到莫名的是,学界不少论者却对此视而不见:它“完全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的束缚”,“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在此,我们不免会产生如下疑问:《文赋》中既然蕴含了那么多的儒家文论思想,学界为什么又会有这么多学者对此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呢?依笔者拙见,这可能出自以下原因。
      首先,大家在讨论《文赋》生成的文化情境时,往往基于这样一个共同的理论逻辑预设——魏晋时期,玄风炽盛,儒学式微。文学开始摆脱两汉经学束缚,获得独立发展,迎来一个自觉的时代。很多论者据此认为,《文赋》创作思想渊源主要是来自玄学思潮和道家学说。作为“历史中间物”的陆机,他自然无法摆脱魏晋玄学对他的影响,《文赋》创作思想受到了玄学思想的启发,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随着玄学的兴盛和社会思潮的变革,儒学在魏晋时期开始失去一尊独霸的地位,这一时期与汉代的经学兴盛相比,的确变成了中衰的时代。但是我们说此时儒学汩没。只是相对而言。从魏晋文化的实际状况看,经学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依然拥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还依然是众多士人追逐的共同目标,儒家的治国理念、道德教化还仍然是维系封建国家政权的核心准则,并且一直影响着后世的整个封建社会。西晋统治者曾多次倡兴儒学。提拔“伏膺儒术”的寒素士人(比如张华、左思等)。由此而言,在魏晋时期,文学摆脱经学束缚只是一个可然倾向。而非既成事实:文学摆脱经学束缚的过程是缓慢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独特文化履历缺乏了解,在知人论世方面不能够下些深入发掘的功夫,仅仅从上文中预设的理论逻辑出发。就只会把陆机简单地视作时代精神(玄学思潮)的传声筒,过度诠释《文赋》与玄学思潮之间的渊源关系,而漠视他“伏膺儒术”的家学根基对《文赋》生成的特殊意义;就只会关注《文赋》中那些所谓的纯文学观念;而无视其传统儒家文学观。
      其次,学界对儒家文论自身的诗性精神缺少挖掘。长期以来人们对儒家思想学说有无诗性精神一直抱有偏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摩登口号下,在对中国传统文学的阵痛反思中,“文学革命”的领袖们纷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认为过分功利化、政治化的儒家文学观念束缚了中国纯文学的发展(比如王国维、朱自清)。在现代文化转型的危急关头,“文学革命者”的这些看法对于倡导新式文学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到了今天,其中的不少观点却还有待商榷和辩证:儒家文论与艺术审美精神真的就水火不容吗?丰富的儒家文论难道光是一味地说教?对“诗之为诗”的本质内涵就没有丝毫的涉及吗?深邃的儒家思想难道就没有半点诗性精神可言吗?
      在我们看来,本真的儒家文论范式不仅包括人们常说的“诗教精神”,还包括人们所忽略或日缺乏足够重视和发掘的“诗性精神”。而后者在今天看来又恰恰构成了儒家文论中最有价值、最具思想启发性的精华部分。这是因为,与“诗教精神”更多地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以及人类如何道德地在场、伦理地活着不同,“诗性精神”则更加重视诗歌的审美感兴、情感满足作用以及主体如何诗意地栖居、美学地活着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后者也能更多地触及到诗之为诗、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不知读者是否还记得《论语·先进篇·四子侍座章》孔子力排众议,欣然首肯了曾皙诗意栖居的人生志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不知读者是否还记得《论语·述而篇》孔子忘情音乐,乐不思“肉”的情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诗教和审美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作为儒家思想学说核心的“仁”与“乐”、“艺术”、“审美”在其最深根底中会得到自然而然的融合统一。这一点,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已作了详尽阐发,兹不赘述。
      但令人遗憾的是。到了今天。学界不少论者对于儒家文论仍习惯采用那种简单、僵化的理解模式,认为儒家文论与道德教化是一一对应、简单对等的关系,认为儒家文论讲究伦理说教,带有鲜明的功利属性,这与没有直接功利诉求的审美艺术精神是背道而驰、水火不容的。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作用下,《文赋》作为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就当然不能和儒家文论沾上一丝一毫的联系喽。
    编辑:辛向前

    《文赋》与儒家文学观(一)
    诗歌的风格流派——永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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