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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二)

    发布时间: 2010/10/15 14:55:5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文字 〖 〗 )
    古代话本小说中有不少巧合,是表现“因果报应”的。比如话本小说《吕大郎还金元骨肉》(《警世通言》)的“入话”,写吝啬的金冷水(金剥皮)把砒霜放在肉馅里,做成四个饼子,送给和尚,想把和尚毒死。可是,和尚即时没吃,他装进衣袖带回庵了。正巧金家的两个儿子去玩耍,他就将饼子给金家的两个儿子吃了。金剥皮想毒死和尚,结果反而毒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金的老婆一看儿子被毒死,也悬梁自尽了。接着金剥皮自己也死了。这个故事就是巧妙地运用“因”与“果”地巧合,深刻表现了“恶有恶报”的主题思想。
      这篇小说的正文也同样运用了巧合。正文说吕玉生一子,名喜儿,刚六岁,跑丢了。吕玉每年正、二月出门,八、九月回家,一方面收新货,另一方面打听儿子的消息。有次走到陈留地方,去厕所解手,拾得银子二百两,想交还失主而又一时找不到失主。他又走了三五百里到南宿州地方,正好遇见失主陈朝奉。吕玉把银子如数还他。谁知凑巧得很,吕玉丢失的儿子恰好就在陈朝奉家。吕玉还他银子,陈朝奉还他儿子,两人还作了亲家。吕玉回家行到半路,见一人落水,就拿出二十两银子让人搭救,救出来的又恰好是他三弟吕珍。小说所表现的这种接二连三的巧合,正好凸现了小说的“善有善报”的主题思想。
      类似的例子,象《郭挺之榜前认子》(《石点头》)写郭乔仗义救济米天禄父女,不求后报。后来郭往山中游玩,到一家避雨,这一家正好是米家,于是同米女成亲。再后来,郭中进士,他儿子(米女之子)正好又是同榜。《钝秀才一朝交泰》(《警世通言》),写王涯丞相阔绰时大手大脚,洗锅水里面有许多米粒。一个僧人每天捞出来晒干,两年之内,共积得六大缸有余。后来王涯穷困了,流落到寺里,正好吃了这种晒干的米。《说唐》中写秦琼鞭打杨广救李渊之后,李渊在长安城外六十里之地给他修了个“报恩祠”。后来秦琼去长安,恰好就住到这个寺里,见到这个祠,并且见到给自己画的像。这也都是“因”与“果”之间的巧合。
      这些巧合故事,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局限,但在当时公道不彰、法制松弛、缺乏公共管理、没有人权的封建社会里,是很符合老百姓的正义要求和主观愿望的。人们面对恶霸和强权,面对不可预知的福祸,通常是既愤怒又无奈,只能寄希望于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即上天的垂顾或命运的转机来改变。即使是今天,人们对这类“善恶有报”的故事仍旧喜闻乐见。
      更多的巧合表现在构成故事情节的曲折、复杂和紧张上像《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初刻拍案惊奇》),写崔俊臣带妻子王氏赴永嘉县上任,行船途中被船家行劫,王氏流落到尼庵院,崔俊臣流落到御史大夫高公府中。船家打劫的崔的财物中有一幅芙蓉屏,屏上的芙蓉是崔画的。船家把这幅屏给了尼庵院,王氏睹物思人,在屏上题了一首词。这幅屏又辗转到了高公手里,崔俊臣见了屏和妻子题词伤心流泪。高公非常同情,经过高公托人追查,查处盗物的船家,并且协助崔、王破镜重圆。这篇小说为“巧会芙蓉屏”,崔俊臣夫妇由芙蓉屏离而复合确实是“巧会”,巧合。不仅结局很“巧”中间还有一连串的“巧”,象崔俊臣为什么恰好遇到个乐于成人之美的高公?芙蓉屏为什么恰好传到尼庵院?又为什么恰好传到高公手里?这里面都有个“巧”字。正是这一连串的“巧”,既表现了崔、王二人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且使得故事情节曲曲折折。引人入胜,正应了那句充满哲理的古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又如《三国演义》第六十四回中的一段描写:
      却说玄德见红日平西,教后军先退。军士回身,城上一片声喊起,南门内军马突出。张任径来军中捉玄德。玄德军中大乱。黄忠、魏延又被吴兰、雷铜敌住。两下不能相顾。玄德敌不住张任,拨马往山僻小路而走。张任从背后追来,看看赶上。玄德独自一人一马,张任引数骑赶来。玄德正望前尽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军冲来。玄德马上叫苦日:“前有伏兵,后有追兵,天亡我也!”只见来军当头一员大将,乃是张飞。
      这个情节描写得相当紧张、惊险。刘备征西川打了个败仗。正在危急的时刻。却碰上张飞到来,得以“绝处逢生”。尽管诸葛亮派张飞率一支部队入川的事,前面点明了,但张飞恰好在刘备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赶到,这却是巧合。在《三国演义》中,这样的巧合甚多,作者经常是在巧合之前先埋伏个“惊人之笔”,使得气氛十分惊险紧张,也让读者欲罢不能。
      凡此种种巧合故事,虽属虚构,却决不是作者的闭门造车,因为现实的社会人生中的确充满了各种变数,诸多离奇和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有些巧合甚至改变了事情发展的方向,改变了个人团体乃至民族国家的命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连有名的拿破仑“滑铁卢之战”,要不是种种巧合导致他的失败,恐怕世界历史都要改写。
      在古代话本小说中,误会与巧合,在许多作品中是分别出现的,但也有不少作品是同时出现的,是把两者交织在一起的。象上面那段描写,张飞及时赶到,救了刘备,这是巧合。可是刘备却发生误会,以为张飞带来的这支部队是敌军,所以在马上叫苦说:“前有伏兵,后有追兵,天亡我也!”这又是误会。这种先误会、后巧合的写法,在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说中,特别是在一些描写女扮男、男扮女的爱情小说中,运用的非常普遍。象《刘小官雌雄兄弟》(《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醒世恒言》)、《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醒世恒言》)、《裴晋公义还原配》(《古今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古今小说》)、《陈御事巧勘金钗钿》(《警世通言》)、《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二刻拍案惊奇》)等等。都是如此。
      
      正确地运用误会与巧合,不仅对塑造人物、推进故情节大有裨益,而且可以产生一个十分明显的艺术效果,即“出人意料”。众所周知,现实生活中,“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小说是反映生活的,当然不能一切都“在人意中”,必须要有“出人意料”的东西,才能扣人心弦、动人心魄。而误会与巧合,正是充分利用社会和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偶然性,使情节发展出出人意料的结局的最好手法。例如《李公子救蛇获称心》(《古今小说》)写李元救了龙王之子,龙王爷要报答他,问他需要什么,他回答说:“安敢过望,平生但得称心足矣,”他所说的“称心”本来是指望能一举登科的意思,谁知龙王马上把女儿叫出来,要许配给他为妻,原来龙王的女儿的名字就叫“称心”。又如《秋胡变文》(《敦煌变文集》)写秋胡离家多年以后,返回故里,调戏一女,而此女恰恰是自己的妻子。这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至于前面列举的许多事例,象董昌被方六一陷害,反而要方六一救他:关羽到了古城,满心指望与兄弟欢聚,谁知反而挨了张飞的当头一“矛”;金剥皮要毒死和尚,谁知反而毒死自己的儿子:崔俊臣与王氏分离后。以为今生不得相见了,谁知却因芙蓉屏而破镜重圆。如此等等,也都是出人意料的。因为出人意料,所以格外富有艺术魅力,能够象磁石般地吸引着读者。
      这些运用误会和巧合而被读者津津乐道的事例很多。它们之所以被读者接受,无一例外都是把偶然性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把偶然性当作必然性的体现,作为两个必然性的交叉点。象《错斩崔宁》中刘贵讲的一句戏言,说他从丈人家带回的十五贯钱是卖陈二姐的身价,这看起来很偶然,其实有其必然性的。在封建社会中,妾是没有法律保障的,是可以自由买卖的,所以,刘贵虽然是一句戏言,陈二姐却把它当真。封建社会里的官吏又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对老百姓视如草芥,本就无心主持公道,更懒得追寻真相,因而只凭着十五贯钱的把柄,凭着屈打成招的口供,就能造成了崔、陈冤死的悲剧。这些误会巧合,极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所以作者直接指出:“这段冤枉,细细可以推祥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这段话,如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今天发生的一些冤假错案。虽貌似误会巧合,不同样也有徇私枉法、刑讯逼供之下的必然性吗?同样,李逵砍倒杏黄旗,要去杀宋江,也有其必然性。是他的忠于梁山造反事业而又莽撞冲动的性格使然。因此,这些巧合、误会都使人觉得真实可信因而喜闻乐见乃至广为流传。
      确实,古代话本小说中也有一些误会和巧合是人为的,牵强附会甚至是庸俗无聊、虚妄怪诞的。比如《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初刻拍案惊奇》)写陈大郎因为看到乌将军留的长胡子遮住嘴巴,就想看看他如何吃饭,于是故意请乌将军喝酒。乌将军发生误会,以为陈大郎是敬重他。后来陈大郎的妻子和陈本人恰好被乌将军的部下喽罗掳去,却因这“一饭”而不仅没有遭殃,反而得到了乌将军的重报。这种写法庸俗无聊只能逗人一笑而已。《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归》(《初刻拍案惊奇》)写蒋震卿出外游玩,忽然天下大雨,他走到一个门坊,便用手去推门,别人劝阻,他大声道:“何妨得!此乃是我丈人家里。”就因这样一句戏言,后来他和陶家女儿由“错认”而误会而巧合,陶翁果然成了他的丈人。对于这种误会、巧合,怎样解释呢?只好归之于鬼神、命运。《梁武帝累修归极乐》(《古今小说》)就是这样。它写梁武帝同人下棋,内侍来禀:“榼头师已在午门外听旨。”梁武帝说:“杀了他罢。”内侍就把植头和尚杀了。其实,粱说的“杀了他罢”,指的是棋子,内侍误会成杀和尚。对于这个误会,作者归到宿命论的因果报应上,说是因为榼头和尚“前劫做小沙弥时,将锄去草,误伤一曲蟮之命。帝那时正做曲蟮,今生合偿他命,乃理之当然也。”这些,显然是在作者迷信有鬼或是轮回报应的思想基础上设想出来的,是反科学的迷信之言,是毫无必然性的,是小说中的封建意识应加以认识和鉴别。
      我们知道,最初的话本小说是民间艺人说话的文字底本,听众大多是市井小民,说话场所则是“瓦肆勾栏”或是村镇集市,长期以来作为通俗文学生存并流传于民间。因此,古代话本小说作为封建时代的产物,毫无疑问会带上那个时代的思想烙印、认识水平、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何况,在科技发展水平底下、文明教育程度不高的古代社会,人们对许多偶然性事件感到困惑迷惘无法解释,于是倾向相信各种唯心主义的理论学说,并以此作为社会伦理,这是时代的局限和人类认识的局限。即便是如今,人类已能上天入地,但对许多领域许多现象尚无法解释,况且还不断出现新的疑惑。因此,我们今天重读和评价它们,既不可仰望也不要俯视,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把它放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去认识理解它,给与它应有的地位。毫无疑问,古代话本小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人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古代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的愿望和心声,获得了他们的认同和喜爱,并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编辑: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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