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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中国文学的思想世界如何可能(二)

    发布时间: 2010/10/3 10:38:3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教育文摘
    文字 〖 〗 )



    同样是当代新儒求中,以治史擅胜的学者徐复观,与钱穆在一些问题上是很不同的。如钱认为中国历史并无专制政治之存在,而徐复观则花了很大力气去挖掘中国专制制度的历史幽暗面 ,同时也花大力气去揭示中国诗人在此专制政治之下曲而求伸的具体存在感受。这当然会影响到他们各自对于诗学的见解。徐复观有两篇文章论到"温柔敦厚"的诗教问题,他说:
    文学的生命是对人世、人类不合理的事物,有所感发,在专制之下,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贬逐饥寒弥满于前后之间,以设定人类良心所不能触及的禁区;凡是最黑暗、最残暴,最反人性的,禁区的禁愈严,时间一久,多数人变麻木了,有的人变为走向反面的爬虫动物了。最好的作家,为了求得生命最低条件的存在,也不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限制自己的感发,在或表达自己的感发时,从技巧上委曲求全,以归于所谓"温柔敦厚"。
    但是,在另一篇《释诗的温柔敦厚》中,他又仔细析论温柔敦厚是一种富于深意、富于远意的感情,是对感情作反省的功夫之后的结晶,是抒情诗中的极致。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温柔敦厚也成为"长期的专利淫威下所逼出的乡愿诗人"的借口。这样,徐氏对与诗言志相关联的一个重要命题的新义即在于:他并不笼统以"会通和合"的观点将传统问题一刀切,而是分开理想层与现实层,即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这种精神在历史现实具体境中的扭曲变形、无可奈何与假相、借口,――区别开来,这既是守护葆全了中国文化的清白之身,同时又不失现代科学的求真求实原则,不失注重材料与观点自洽的学术规范性。因此,徐复观的诗学,无疑为新儒学诗学的又一维度。
    仍以诗言志为分析个案。徐氏对这一经典最大的贡献,即在于面对问题,真正运用理论的分析语言,打开了其中的思想维度,创造性地提升了古老理论的精华,真正重建了中国诗学的价值世界。他所揭示的问题是:
    一、个人性与社会性。马一浮和钱穆都肯定,诗言志是深植于个人生命的表达,同时又是通往广大的社会人生和时代关怀,但二者有何种紧张关系,有何种内在理路,在他的那里并没有被揭示出来。孔颖达《毛诗正义》对《诗大序》"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经典解释,是"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已意。"徐氏评曰:
    诗人先经历了一个把"一国之意","天下之心",内在化而形成自己的心,形成自己的个性的历程;於是诗人的心,诗人的个性,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心,不是纯主观的个性,而是经过提炼升华后的社会的心,是先由客观转为主观,因而在主观中蕴蓄着客观的,主客合一的个性。所以,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精神总是笼罩着整个的天下国家,把天下国家的悲欢忧乐,凝注於诗人的心,以形成诗人的悲欢忧乐,再挟带着自己的血肉把它表达出来……
    这是古典的训诂章句之学,与现代的辩证思维工夫之一种特殊结合。一方面,尊重古代的解释传统中有思想的富矿(这是很多徐复观的同时代人所完全放弃了的),细心、平心抉发其精义,另一方面,又打破古典自我封闭式的言说体系,变而为古今相汇循环的阐释系统。同时,正因为有对古典的虔敬之意,阐释结论也不失古典诗学的纯正原味。
    第二,文学与道德。传统诗言志的命题,究竟是一个有关文学的抒情特征和表现倾向的美学,还是更是一个有关文学的道德性的命题?钱穆和马一浮都强调后者,肯定了新儒家的道德主义立场。徐复观也不例外,但是他毕竟更多接触了西方文论的影响,开始正视文学与道德关系,一方面承认二者属不同的领域,另一方面又看到二者根源的相通,他说:
    由修养而道德内在化,内在化为作者之心。"心"与"道德"是一体,则由道德而来的仁心与勇气,加深扩大了感发的对象与动机,能见人之所不及见,感人之所不能感,言人之所不敢言,这便是只有提高、开拓文学作品的素质与疆宇。古今中外真正古典的、伟大的作品,不挂道德规范的招牌,但其中必然有某种深刻的道德意味以作其鼓动的生命力。道德实现的形式可以变迁,但道德的基本精神,必为人性所固有,必为个人与群体所需要。西方有句名言:"道德不毛之地,即是文学不毛之地,"这是值得今日随俗浮沉的聪明人士,加以深思熟考的 。
    不再是简单将文学等同于道德。他不仅有分析、有说理,而且徐氏说他是明确针对五四新文学的纯文学观念,以及当代模拟西方反理性的现代派文艺,他明显地结合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思想与文学的大传统,而更富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主张。由此所见,他的诗学跃出书斋,糅合中西,有思想力量,有鲜明的时代生活气息,是中国传统诗学力图成为现代文化思想资源的一种努力。
    第三,性情之真,与性情之正。这是与文学与道德相联系而又不尽同的一个问题。因为,许多好诗,只不过是劳人思妇迁客离人之语,其所感所发者仅是当下的一人一事,那里的诗人并不去注意道德心的培养和"取众意以为已辞",却依然有很大的感染力,引发人们的共鸣。那么,诗言志所强调的人的"性情",究竟真实的性情是第一位呢,还是纯正的性情是第一位的?马一浮与钱穆,都是既强调前者,又强调后者,但二者的关系,仍是明而未融;两者之间的紧张,更是未曾涉及。徐复观把这个问题挑明来说:
    照中国传统的看法,感情之愈近于纯粹而很少杂有特殊个人利害打算关系在内的,这便愈近于感情的"原型",便愈能表达共同人性的某一方面,因而其本身也有其社会的共同性。所以"性情之真",必然会近于"性情之正"。
    徐复观又承认,性情之真与性情之正,可以分为不同的两种感情的,只不过二者仍可相通:
    人的感情,是在修养的升华中而能得其正,在自身向下沉潜中而易得其真。得其正的感情,是社会哀乐向个人之心的集约化。得其真的感情,是个人在某一刹那间,因外部打击而向内沉潜的人生的真实化。在其真实化的一刹那间,性情之真,也即是性情之正 。
    承认诗言志之中"真"的价值,可以独立于"善"的价值,这正是一种现代的眼光。但同时,不把二者打成两截,这又不失为古典的通达大气。当然,如此说来,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仍有待于思想的进一步复杂化。只是这已不是徐复观所面对的情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二十世纪的新儒家,无论是马一浮或是钱穆、徐复观,皆有一共同特点,即他们是根据中国文化的大而深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来理解阐释他们所论的中国诗学的,这是我们在转述和运用他们的诗学成果时,应完整加以注意的;同时,也是他们极见功夫,而后人难以企及之处。马一浮说"古人所感者深,今人所感者浅。古人所见者大,今人所见者小,故判若两个天地,不能相比。"又说:"诗教之义甚大,非心通天地不足以语此。"他说话的自信与语气,庶几相当于宗教家说出道破玄机的真言,其文字背后,全是儒道释最深的生命存在之体认。钱穆说:"窃谓诗三百之善用比兴,正见中国古人性情之温柔敦厚。凡后人所谓万物一体、天人相应、民胞物与诸观念,为儒家所郑重阐发者,其实在古诗人之比兴中,早已透露端倪矣。" 其背后是一整部哲学史、思想史。徐复观常常爱用:"照中国传统的看法……"、"站在中国传统文学的立场……"仅此一端,即可见其以大观小的取向。钱穆说:"凡研治文学史者,必联属于此民族文化之全体系",徐复观亦说:"不能把文学仅仅当作文学来研究,"表明了这是他们共同的学术思维范式的自觉。从马一浮的格言式的默会知识(,到钱穆的明而未融的"通识"和徐复观自觉打通思想与文学的壁障,恰也表明此种学术意识在现代知识层面上的新变。
    马、钱、徐三氏以中国文化为诗学的认知图式,非但不是传统学术的缺失,反而为现代学术所主张的思维方式。譬如,根据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所发展的现代知识论,以及库恩(Thomas Kuhn)对科学学史的认识,我们知道:知识与理性的资源,并不是表面上明说的合乎理路的、清楚的意念达成的,而更是波氏所说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或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结果。"支援意识"不仅提供一个人在接受与使用文化符号时的最重要的背景,而且直接供给他们运用的的认知工具与未曾明言(默会)的知识资源。而这"意识"或"范式"则很大部分是由潜移默化的传统构成的。由此可见,从恢复古人的文化图式中,去定位当时的文论概念,也正是合乎现代知识学要求的。
    但是马、钱、徐三氏根据中国文化的认知图式来描绘诗学图景,又不是所谓跨学科或系统论的。这正是他们的研究工作的第二个特点,即对于其研究的对象,有一幅温情与敬意 。钱穆的名篇《释诗经》是一典型的例子。这篇文章将《诗经》分为三大时期作品,即"雅颂时期","变雅时期"、"国风时期"。认为,第一期即"雅颂时期","其诗大体创自周公"。他用了很大篇幅专门考证分析了所谓"四始"(《清庙》、《文王》、《鹿鸣》《关睢》)及《小雅·生民之什》、《豳风·七月》这七首名篇的作者,皆是周公,其证据一是汉人旧说(王褒、蔡邕、韦昭、翼奉、班固、司马迁等),二是《左传》、《尚书》的参证,三是诗篇内容之分析。但是,至少《鹿鸣》、《关睢》二篇,他是既无内证,又无外证 ,至于其他几篇作者,汉儒亦有异说。钱氏力证《诗经》之一大部分作品为周公所作,其实他真意并非单纯为周公争著作权,并非一心想求得《诗经》的真实作者,而是以此达到一个更大的结论:即"周公制礼作乐"的史实;而周公制礼作乐之深旨,又通往周初文化精神之脉动:王道之兴起,以及中国人文文化之奠立。因而,表面上看来,今人也能承认,《诗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然而今人的看法不过是承认汉以后《诗经》经典化的客观事实而已,或者,不过亦承认所谓《诗经》"具有多学科性质"这样一种知识形态而已。而钱穆则将《诗经》(雅颂)视为具有自觉人文文化创造的周礼政教文明之大典。钱穆的周公作者之说,虽考据上并不完全能站得住,然而或许从历史深层的意义上说,他反而更具历史通性的真实。如果没有对周初中国人文精神自觉之同情与敬意,是不可能具有如此大眼光的。徐复观在谈到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时,认为今人之弊,一是只在作品的周边材料下力气,不敢真正进到作品生命里面;二是"常是把古人拉在现代环境中来受审判","拉在强刑逼供,在鸡蛋里找骨头的场面中来受审判。"他因此而提倡修炼出一种"与作家诗人精神相往来"的"追体验"的功夫 。也许还是牟宗三的一段话,最能表出新儒家读诗如读经的心情:
    我现在之看文化,是生命与生命之照面。此之谓生命之通透。古今生命之贯通而不隔,我生在这个文化生命之流中,只要我当下归于我自己的真实生命上,则我所接触的此生命中之一草一木、一枝一叶,具体的说,一首诗、一篇文、一部小说,圣贤豪杰的言行,日常生活所遵守的方式,等等,都可以引发我了解古人文化生命之表现的方式,古人以真实生命来表现,我以真实生命来契合,则一切是洗的,是亲切的,不隔的,古人文化生命之精彩、成就、与夫缺陷病痛,都是我自己真实生命之份上事,古人之痛痒是我自己之痛痒,在这种生命之贯通上,我眼前的真实生命得到其恢宏开扩的境地 。

     



    由此我们可以论到新儒家诗学的现代性意义。第一个意义即"消解对列思维。"现代学术越来越清楚区划研究主体与客体对象,这是十分必要的。只有主客对列,方能真正达到有效的学术分析,描绘清晰的学术图像,推进真正客观的了解。但是我所谓"对列性思维",更是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某种僵化的关系,即或将研究对象视为其宰制、征服、满足其技术权欲与知识权欲的东西,或将其视为一种职业化的冷冰冰的规定性。自一般学术工作意义而言,是对其对象没有尊重之意、纯正之心、善待之情;自更高的意义而言,不是把中国诗学看作中国历史中的"生原",活的精神之流、意义的贞定、生命的感发照面,体认而引归身受。在这两个意义上,新儒家诗学这一支,确是现代性的异数,没有这一支力量的延续,中国诗学之路将不知如何暗淡。
    从儒家家诗学的投入情感与现代学术的特点来说,现代人常常自以为从事的是科学工作,而科学工作从根本上是去除主观情感的因素的。其实,这是一个由来以久的、打着科学招牌的误解。与理性同样的因素是,关键要看是这种情感的重要性与正确与否。波兰尼认为科学情感具有科学中的"逻辑的功能,它们给科学贡献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在科学发现中,求知热情、求知美感,都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在当代所看到的情形是,不是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太多,而是真正的虔敬的、温情的、神圣的、或富于生命激情的研究毕竟太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儒家诗学差不多已成为绝响。
    新儒家诗学凸显了中国诗学中道德理想主义、人格精神、生命修炼,以及形上智慧,生活意境等,总之,直指"人心"、凸显"人文"、他们流注于学问世界最深切之血脉关念,正是中国文化的"人心教"、"人文教"。这也是他们勾画的诗学图景的最亮点。有这样一道亮点,文学活动,诗教修习,种种皆化而为人文化成、生命成长的一种方式,"学诗如学道",或可总说此种研究之意义。在这样一种现代理性主义文学观低迷不振、后现代思想扑朔迷离的时代,这确实有助于重建中国文学的价值世界。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看到:新儒家诗学的这一整套学思范式,从方法、认知图式,到诗学图景,基本上仍然不离乎某种传统的性格。传统有非常重要的现代意义。这样说只是强调表明它并未真正经历现代性情境的洗礼而已。何谓现代性情境?简单地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宇宙伦理公设"的意义世界,向一个去掉了"宇宙伦理公设"的失义的世界转化(马克斯·韦伯所谓脱魅的世界),我们正处在一个由一元化的命定伦理,向多元化的分化伦理变化的过程,我们正处在一个由知识精英控制主宰文化价值资源,转向知识大众平民文化分享文化价值资源的过程,我们处在一个从重视存有,转而更重视活动的世界,我们处在一个启蒙规划尚未完成,而启蒙理性险象环生,暴露其内部裂痕的转折时期 ,凡此种种,可能都不再是新儒家诗学那种本质优势、人格至上,存有重于活动,道德阶位森严,意图伦理强大的绝对性思维学问所能真正面对的。所以,新儒家诗学的现代性意义的另一向度,恰是指向自身:解构绝对关系。
    但是,这并不是说新儒家诗学重建中国文学的思想世界,只成为一场镜花水月。二十世纪新儒家诗学的一切努力,已成为文化英雄的业绩,定格于学术思想史的高度。然而真正的重建应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重新审视、重新建构,顺着新儒提振诗学的大方向,接上现代性问题的新意识,重新打造其诗与思相互关联的合法性。因为,新儒家诗学所关怀的理性生长问题,人性真实问题,仍是一未完成的大业。就诗学本身而言,譬如,这篇文章所提到的性情之真与性情之正的问题、文化的诗学、个人的诗学如何同时可能的问题,以及马一浮先生所谓"诗"与"史"与"玄"的深刻关系问题等,都是极具现代性意味的问题,都有待于从现代意识与西方新学的脉络他理解中,得到更进一步的阐释,对于本文,这已经超出题旨,应成为下一篇文章的任务了。

    编辑: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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