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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宋代笔记(上)

    发布时间: 2010/8/18 14:30:1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文史知识》
    文字 〖 〗 )
                         说宋代笔记(上) 
                            钟振振
     
                         《文史知识》2010年第6期
     
     
        笔记.作为一种文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随笔”。人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信笔记录下来,便是“随笔”(当然,内容不止这些。比如。读书有心得,写下来,也叫“笔记”)。这种文体,是散文;大多篇幅短小.或几十字,或几百字,也有短到仅十几字,或长到千字以上的,但比较少见;内容则五花八门,随心所欲,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并没有严格的限制。一位作者,将自己所写的许多篇这样的随笔编辑在一起。就成为一本书。在更多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的作者,往往按照这类书的习惯做法,集中一段时间,将自己若干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感,一则一则地写出来,成为一本书(当然,偶或也有集体著述或编纂的)。这类书籍.也统称“笔记”,那就不是指文体,而是指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一个特殊品种了。笔记类的书籍,至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了,但作者的人数不太多,书籍的数量也不太多;内容则多是些神神怪怪的事。即便写到真实的人和事,也多限于贵族、上流社会,很少涉及平民百姓。到了唐代.作者多了一些,书籍的数量也多了一些,内容也扩大了不少.但总的写作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而到了宋代,情况则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突破性的进展。这表现在:
        1.作者人数大大增加。许多名人都加入到了笔记写作的队伍里来。例如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就撰有《涑水纪闻》。南宋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4引陆游说:
        苏子容闻人引故事,必就令检出处;司马温公闻新事,即录于    册.且记所言之人。故当时谚曰:“古事莫语子容,今事勿告君实。”这条记载说,司马光每听到新闻,就要记录下来,写在专门的小本子上,并且还要记录是听谁谁谁说的。因此,当时就有这样的谚语:“有新闻别告诉司马光。”(让他记录下来,谁知道会惹上什么麻烦?)此外,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撰有《归田录》,苏轼撰有《仇池笔记》,陆游撰有《老学庵笔记》,这些都是显著的例证。
        2.书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大体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或有部分内容保存到现在的这类书籍,约有四百至五百种之多。如果加上已经失传了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宋代笔记作者和书籍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朝代的总和。也就是说,宋代三百多年间产生的笔记作者和书籍,比此前七百多年间产生的笔记作者和书籍。数量要多很多。
        3.它们的内容则几乎涉及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哲学、科学技术、家庭生活、天文地理,鸡毛蒜皮,无所不包.无奇不有。这些都是原生态的宋代社会历史,尽管只是一些碎片,但如果将它们整合起来,还是大有可观的。
        为什么是这样?原因当然很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宋代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起前代来有了很大的提高。
        唐以前,文学被贵族垄断着,整个中国社会,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较低。隋唐时期,开始采用国家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主要是进士科的考试).促使中国社会文化普及的程度有所提高。隋代的历史太短,很多事情仅仅开了个头。因此谈到科举考试,我们往往从唐代说起。不过。唐代一般每年录取的进士至多几十人;而且,唐代的读书人考中了进士,虽然很荣耀,但仅仅是出名而已,并不能直接做官;要做官,还得经过吏部的选拔。更何况,唐代的进士考试,并不只看、甚至并不怎么看重考试的成绩,还要看考生乎时的文学创作成绩,以及考生的社会知名度。显然,出身寒微的读书人和世家大族子弟之间的竞争,机会不可能均等。
        而宋代的进士科举考试,则有了重大的改进。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终于固定为三年一考,每科录取数百人,且一中进士便授予宫职。考卷不但糊名(隐去考生的个人信息),而且誊录(由官方派人将考卷誊抄后,再让考官去评阅),因此,考官无法知道哪张试卷出自哪位考生的手笔。评阅时便能够相对地做到客观、公正。而考生能不能被录取.完全由卷面成绩来决定。这样,有宋一代,就有比较多的普普通通的读书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中进士,进入官场,甚且做到大官,乃至于最大的官,比如宰相(主管政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宋代的最高军事长官一般也由文人来担任)。高尚的人,可以借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治国平天下;低俗的人,可以借此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享受荣华富贵;不那么高尚、也不那么低俗的人(这类人是大多数)。则一方面想为国家做点事,一方面也想为个人和家族谋利益。两样都不放弃。
        读书能做官.甚至能做大官,做到最大的官,这个现实的诱惑和刺激是很强烈的,它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促使读书作文蔚然成风,促使宋代社会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起前代来有了很大的提高。读书人大大增加了.写书的人自然也就一天天多起来。要求每位作者都成为思想家、学问家、文学家,是不现实的;但写点随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还不算什么困难事(只要看现今有无数人在网上开通自己的“博客”。不时贴上自己写的随笔,与广大网络读者分享自己的见闻与情感.就可以想象得到,古人也不会缺乏这样的写作冲动)。加上雕版印刷技术提高。宋代的出版业、图书销售业也逐渐发达起来,笔记类书籍的出版和传播都不成问题。当时没有报纸之类的大众传媒,而笔记类书籍相对来说又颇轻松可读,比较适合人们茶馀饭后消遣的需求.因此也不用担心没有读者市场。作者、书籍、读者,三个要素互为因果。良性循环,笔记作者、笔记类书籍在宋代的大量增加,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至于宋代笔记的内容为什么比起前代来会有很大范围的扩展,我们也可以在宋代文化人社会出身的广泛性方面找到合理的解释。宋代多数读书人、著书人,包括许多考取了进士、做过官、甚至做过大官飩人。或出身于平民,或至少出身于与平民接触较多的中小地主阶层;出身于贵族大地主阶层的,毕竟占少数。因此,宋代的文化比起前代来,平民的色彩要更多一些。
        总而言之.宋代的笔记是一个很大的宝库。可惜,由于它的庞杂、零乱和琐碎。也由于学术界的传统观念不大重视这类著述,历代的学者往往只在那里边寻找有用的材料去做别的学问,比如,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研究文学.等等:很少有人将它本身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我个人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古典诗词,但在长期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笔记类书籍,特别是宋代的笔记。那里边许许多多启人遐思、发人深省、令人开怀一笑、使人皱眉叹息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对宋代的笔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曾经想把宋代笔记中那些对于现代读者仍然有教育意义和认识价值的故事精选出来,汇成一编,加以注释、评论,但只开了一个头.就因为工作太忙而放下了。现在我重新阅读、整理了自己多年前所抄录下来的一些宋代笔记数据,准备向诸位介绍一下宋代笔记中我觉得有意思的部分内容.也谈一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的感想。
    第一个方面。我读宋代的笔记,印象很深刻的是,宋代的皇帝,从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就立下了一个好的规矩,即相对来说比较尊重读书人.比较信用读书人,比较能够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哪怕是言辞很激烈的批评意见,比较能够做到“言者无罪”。这已经有一点现代民主的味道了。我想,如果不是蒙古人的军事入侵打断了宋朝的文明统治,也许中国会像英国那样,却比英国更早一些实现君主立宪.当然,对历史进行假设,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无论如何,历史都不可能重新来过。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句俗语:“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宋太祖是军人出身,靠军事政变上台做了皇帝。自身的文化水平并不太高。但他却不像他那个时代(五代十国时期)的许多军阀那样野蛮。一味崇尚武力,而是向往文治,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上开明、文明的国家,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因此,他能够重视并比较尊重那些有文化、讲道理的“秀才”,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据陆游《避暑漫抄》记载: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敕。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馀皆远立庭ee。黄门验封,启钥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变,金人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馀,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说郭》卷39上。又见《秘史》,宋无名氏撰;《古今说海》卷125,明陆楫编.文字稍有出入) 
        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的第三年,秘密地刻了一块碑.立在太庙的一间屋子里,叫做“誓碑”,用帷幔遮蔽着,房门还上了锁,封闭得严严实实。太祖敕令有关部门的官员,从今以后,凡皇帝到太庙祭祀,以及新皇帝登基后到太庙祷告,都要提醒他们,恭恭敬敬地读一读这块碑。读碑时,只许皇帝一个人进屋,开门、点烛、烧香的工作,由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担任,其他人都远远地站在院子里。皇帝到了碑前。先磕两个头.然后跪着看碑文,默诵完毕,再磕两个头,而后出来。群臣和日常伺候在皇帝身边的太监们都不知道“誓碑”的内容,即便是历朝皇帝最信任、最倚重的心腹大臣,也不知道。直到金人人侵,汴京沦陷,太庙里的礼器都被金人掠夺一空,里里外外,门户洞开,人们这才看到这块碑。碑高七八尺,宽四尺多,誓词共三行,其中一行说:不许杀害士大夫及上书批评朝政的人。最后一行说:子孙后代如果有违背这誓言的,必将遭到上天的诛杀。纵观整个宋代,太祖立下的这个规矩,基本上是被后来的皇帝们恪守了的。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拿几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大一统的王朝来作对比,汉代、唐代都有诛杀文臣的暴行,汉代的晁错被斩,唐代的李邕被杖杀,便是著名的例证。明代最不像话,动不动就在宫廷里把大臣拖下去用棍棒打,不知打死了多少忠良!清代还有个恶劣的做法,有时惩罚官员,竟然肆意侮辱。让太监去骂他们。如果你舍得“放血”,拿大把银子去“孝敬”那些“公公”们。他们也就“例行公事”,不痛不痒、象征性地骂几句便交差了;否则,定要用最难听的脏话来骂,甚至骂你祖宗十八代,非骂得你当场休克不可!相对来说,读书人在宋代的境遇要好得多。至少,他们的生命和人格尊严,是有基本保障的。奇怪的是,宋代的皇帝对读书人那么仁厚,宋亡于元(蒙古人)时,抗击元人、以身殉国的读书人却不算太多:明代的皇帝对读书人那么残暴,明亡于清(满人)时,抗击清人、以身殉国的读书人却非常多。这个反常的现象怎么解释?我说过一句笑话:这就叫“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
        宋代的第三位皇帝真宗赵恒,也有件事值得一提。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记载:  
        洪玉父云:祖宗时,非特士大夫能立节义,亦自上之人有以成之耳。……真宗朝,黄震知亳州永城县,濒汴河,例至冬涸,朝廷遣中官促州县科民开淘。时中官多任喜怒,非理棰挞役民。黄愤然殴之。中官即舍役,赴阙自诉。帝问曰:“黄震缘何殴汝?”中官奏云:“言‘是我百姓。汝安得乱打’。”帝嘉其言,即敕中官赴黄门,杖二十。 
          当时亳州永城县(今天的河南省永城市)的县长名叫黄震。永城县在汴河边上。每年到了冬天河道枯水的时候,朝廷都要派太监来督促沿河的州、县调集民工疏浚河道。那些太监往往凭着自己一时的喜怒,蛮不讲理地责打民工。黄震因此而发怒,揍了一个太监。您想,那太监可是皇上身边的人。一个个的县官也敢揍太监,吃了豹子胆啦?那太监越想越窝火.便丢下差使,一溜烟跑回宫里去向真宗告状。真宗问道:“黄震为什么揍你?”太监禀告道:“他说:‘这是我的百姓,你怎么可以乱
    打?”,真宗听了,不但不庇护太监,反而对黄震大为赞赏。当即令这个太监到黄震那里去接受处罚:打二十大板。对此,宋人洪炎有个评论:“士大夫们之所以能够坚持正义,树立气节,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也是皇上的支持和鼓励所促成造就的。”
        宋代的第四位皇帝仁宗赵祯,这方面的故事特别多。王巩《闻见近录》记载:  
        先公为谏官,论王德用进女口。仁宗初诘之曰:“此宫禁事,卿何从知?”先公曰:“臣职在风闻,有之则陛下当改.无之则为妄传,何至诘其从来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某子,与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进女口,实有之,在朕左右,亦甚亲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疏远,虽留可也。臣之所论,正恐亲近。”仁宗色动,呼近挡曰:“王德用所进女口,各支钱三百贯,即今令出内东门了,急来奏。”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为然。亦不须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虽为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见其涕泣不忍去,则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报。”先公曰:“陛下从谏,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宫女已出东门。上复动容而起。 
        王巩的父亲王素作谏官时。有一位大将名叫王德用的,给仁宗献上了几位美女。这在封建时代。实在不能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可王素知道了,却提出了批评。仁宗问他:“这是宫中的事情,爱卿怎么知道的?”王素说:“为臣是谏官,只要听到风声,用不着核实,就有权批评。如真有这么回事,陛下就应当改正;如果没有,不过是传闻失实,也就罢了。陛下何至于盘问为臣从何得知这事呢?”仁宗笑着说:“实有此事。这几位美女现在朕的身边,朕很喜欢她们,且留下来,如何?”王素说:“如果陛下不喜欢、疏远她们,留下来倒也无妨;为臣怕的就是陛下喜欢、亲近她们啊!”于是仁宗立刻吩咐身边的太监:“给她们每人三百吊铜钱,令她们马上离开皇宫。事情办妥了,赶快回来报告。”说着说着。眼泪便流下来了。王素说:“陛下既然认为为臣批评得对,也不必这么急着办,回宫以后,慢慢打发她们走,也就是了。”仁宗说:“朕虽然是皇帝.可是感情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如果看到她们哭哭啼啼不肯走,朕恐怕也不忍心让她们走了。爱卿暂且留在这里,等候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过了一段时间,太监回来报告,说那几位美女已出了宫门,仁宗脸上露出难过的神色,这才起身回宫。
        朱弁撰《曲洧旧闻》卷1也记载:   
        范讽知开封府日,有富民自陈:“为子娶妇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挥令入。见今半月无消息。”讽曰:“汝不妄乎?如实有兹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讽即乞对,具以民言闻奏,且曰:“陛下不迩声色,中外共知,岂宜有此?况民妇既成礼而强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进一女,姿色颇得,朕犹未见也。”讽曰:“果如此。愿即付臣.无为近习所欺而怨谤归陛下也。臣乞于榻前交割此女。归府面授诉者。不然,陛下之谤,难户晓也。且臣适已许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与讽。讽遂下殿。或言,讽在当时初不直直声闻.而能如此。盖遇好时节,人人争做好事,不以为难也。   
        范讽做开封府知府(也就是首都的市长,北宋的京城即今河南省开封市)时.有百姓上访。说给儿子娶媳妇,已经过门三天了,突然被召到皇宫里去.至今已半个月没有消息。范讽说:“真有这事?你在这儿等着,我到宫里去走一趟。”于是立刻请求仁宗召见。见了面,范讽把那百姓说的事情报告给仁宗,并说道:“陛下不近女色,这是宫里宫外都知道的。怎么能出这样的事?再说了,老百姓家的媳妇已经过了门,硬弄进宫里来.怎么向天下人交代?”仁宗说:“皇后倒是说过,新近有人进献了一位女子,模样挺漂亮。朕还没见到呢。”范讽说:“果真如此,请将这个女子交给为臣。陛下不要被身边的小人蒙蔽了,不明不白地遭受百姓们的怨恨和指责。为臣请求就在皇上的龙座前交割这个女子,好让为臣带回府里去,当面交还给上访人。不然,百姓对皇上的指责,是没法挨家挨户去解释清楚的。况且,为臣刚才已经答应了上访人:立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仁宗便下令,将这个女子交给范讽带回开封府。在记述了这个故事之后,笔记作者朱弁感慨地说:范讽在当时,并不以刚直闻名于世.但却能这样做,这是因为碰上了好时候,当时人人争着做好事,而且知道做好事并不那么困难啊。同书卷1还记载:  
        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仁宗时,想让张皇后的伯父张尧佐升任宣徽使(一个高级职位),可是由于朝廷舆论不一致,遂搁浅了。过了一段时间,仁宗因为张皇后的缘故,想再次提出这一任命。一天上朝时,皇后将仁宗送到大殿门VI。拍着仁宗的背说:“皇上,今天不要忘了宣徽使的事!”仁宗连声说:“知道,知道。”可是仁宗在朝廷上刚一降旨,监察部门的长官包拯便提出反对意见,滔滔不绝,嗓门大,态度愤激,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的脸上来了。仁宗最终还是收回了成命。在朝廷议论这事时,皇后派小太监不停地打探,得知包拯犯颜直谏,态度激烈,于是当仁宗退朝时.便迎上去认错。仁宗一边抬起袖子擦脸,一边说:“包拯贴到朕的面前来说话,唾沫直溅到朕的脸上。你只管要甚么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是他包拯在做监察部门的长官吗!”
        同书卷1又记载:   
        仁宗皇帝至诚纳谏,自古帝王,无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寝殿.不脱御袍,去幞头曰:“头痒甚矣,疾唤梳头者来。”及内夫人至.方理发次,见御怀中有文字,问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台谏章疏也。”问:“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阴盛之罚。嫔御太多.宜少裁减。”掌梳头者曰:“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两人,则言‘阴盛’.须待减去。只教渠辈取快活!”帝不语。久之又问曰:“所言必行乎?”曰:“台谏之言,岂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请以奴奴为首。”盖恃帝宠也。帝起,遂呼老中贵及夫人掌宫籍者携籍过后苑,有旨戒阍者云:“虽皇后不得过此门来。”良久。降指挥:自某人以下三十人,尽放出宫。卧房所有。各随身,不得隐落。仍取内东门出尽,文字回奏。时迫进膳.慈圣虑帝御匕箸后时,亟遣,莫敢少稽滞。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终食,慈圣不敢发问。食罢进茶,慈圣云:“掌梳头者是官家常所嬖爱。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慈圣由是密戒嫔侍:“勿妄言,无预外事。汝见掌梳头者乎? 宫家不汝容也!”   
        仁宗接受批评、建议,是真心诚意的,自古以来的帝王,没人能和他相比。有一天,上完朝回到后宫,仁宗感到头痒痒,便叫平素宠爱的一位专给他梳头的嫔妃来给他理发。理发时,那女子看到仁宗的怀里揣着文书,便问:“皇上,那是什么文书啊?”仁宗说:“是谏官们上的奏章。”那女子又问:“奏章上都说了些什么?”仁宗道:“奏章上说,下了好多天的雨了.可能是阴气太重,老天爷降下了惩戒。皇宫里的嫔妃、宫女太多.应当稍加裁减。”那女子不以为然地说:“朝中的大官们,哪个家里不养歌儿舞女啊?一旦升官,歌儿舞女的数目还不停地增加呢。皇上跟前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还要说什么‘阴气太盛’,必须裁减。难道只许他们快活不成!”仁宗听了,没有答腔。过了半晌,那女子又问:“谏官们提的建议.非得实行吗?”仁宗说:“谏官们的建议,哪敢不实行?”那女子便说:“如果真的实行,就请皇上首先把奴家给裁了吧。”她自以为是仁宗宠爱的人.再怎么裁也裁不到她头上,所以故意这么说。仁宗听了。便起身下令,让掌管宫中花名册的人带着花名册到后花园来,并吩咐看门人.就是皇后也不许放进后花园。过了许久,传下圣旨:自某人以下共三十人,放出宫去。私人物品,各自随身带着,不许故意落下。完事之后,立刻回奏。当时已经是接近吃饭的时候了,皇后怕耽搁了仁宗进餐,接到圣旨,一刻也不敢怠慢,赶紧打发那些女子出宫。仁宗一直等到这件事办完了,才去用餐。吃饭的时候,皇后始终不敢发问。饭后用茶时,皇后才说:“那位管梳头的嫔妃,是皇上平时所宠爱、亲近的人.怎么第一个就把她给裁了?”仁宗说:“这人劝朕拒绝接受批评意见。怎么能容许她待在身边?”从此,皇后常私下里告诫那些嫔妃、宫女:“不要乱说话。不要掺和宫廷以外的事!你们都看到管皇上梳头那一位的下场了吧?要是乱说乱管事,皇上是容不得你们的!”   
        周辉撰《清波别志》卷3也有记载:  
        至和、嘉祐间,嫔御久不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上笑曰:“汝不信.试为汝降旨。”政府果执奏无法,命遂寝。后又有请降御笔进宫者.上于是取彩笺戏书某官某氏特转某官,众喜谢而退。至于给俸曰.各出御笔乞增禄,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诸嫔群诉。且对上毁所得御笔,曰:“元来使不得。”上但笑遣之。当太平全盛时,虽内宠进迁,未尝略私以恩爱,惜名器如此,廷臣敢萌侥幸意?  
        嫔妃们很久没有升迁了,经常向仁宗提出请求。仁宗回答说没有先例。朝廷中的大臣们不会同意。有嫔妃说:“皇上出口便是圣旨,您要是批准了,让大臣们办理,谁还敢违抗?”仁宗笑着说:“你不信.朕就试试看,为你下一道圣旨。”果然,大臣们回答说没有法令根据,于是圣旨也就作罢了。后来,又有些嫔妃请求仁宗下圣旨让她们升官(宫中女官),仁宗知道办不成,便煞有介事地拿纸来写道:某甲某官,特升某官.某乙某官,特升某官。嫔妃们得到仁宗的亲笔圣旨,一个个欢天喜地,谢恩退去。可是到了发薪水的日子,当她们拿着仁宗的亲笔圣旨请求加薪时,有关部门却不肯照办,统统退回。嫔妃们气坏了,集体到仁宗面前去投诉,甚至有人当着仁宗的面把圣旨撕了,说:“原来这不管用!”仁宗只是笑笑,把她们都打发走。笔记作者在记述完这些事后,感叹道:“那时天下太平,正是皇朝的全盛时期,可是就连皇上宠爱的嫔妃,也不曾因得宠而升迁,朝廷中的臣子,哪个还敢有非分之想呢?”
        蔡绦撰《铁围山丛谈》卷1也记载:  
        秘书省之西切邻大庆殿,故于殿廊辟角门子以相通。……以是诸学士多得由角门子至大庆殿纳凉于殿东偏。世传仁祖一日行从大庆殿,望见有醉人卧于殿陛间者,左右亟将呵谴,询之,曰“石学士也”,乃石曼卿。仁庙遽止之,避从旁过。  
        国家图书馆的西面靠近皇宫的大庆殿,于是在大庆殿的走廊开了个边门。与图书馆相通。在图书馆办公的学士们,便能够从这个门进入皇宫,在大庆殿的东边乘凉。有一天,仁宗经过大庆殿,望见有人喝醉了酒.躺在大庆殿的台阶边。宫殿旁竟然有醉鬼躺着,成何体统?况且,又挡了皇上的路,那还了得?仁宗左右的随从便要上前去将那醉鬼叫醒来撵出去,一问,才知道是石曼卿石学士。仁宗急忙阻止左右,避开石学士.从旁边绕了过去。宋代皇帝对文入学者的尊重和宽容,于此可见一斑。
        宋代的第六位皇帝神宗赵顼在位时,也有件发人深省的事情,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记载: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确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确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叫陕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说郛》卷41下)  
        宋军在陕西与西夏人作战失利,神宗下令处死一名管粮草运输的官员.但宰相们并没有遵旨执行。第二天,宰相蔡确有事禀报,神宗问他:“昨天朕下令处死某人,执行了吗?”蔡确说:“还没有,我正要报告这件事。”神宗说:“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蔡确说:“开国以来,没有杀过文人.臣等不希望陛下开这个先例。”神宗考虑了半天,说:“那么就在他脸上刺字,发配到偏僻、遥远、贫穷的地方去。”另一位宰相章惇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杀了他呢。”神宗问:“为什么?”章惇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宋神宗发脾气了,声色俱厉地说:“朕就连一件痛快事也做不成!”章惇却回嘴说:“像这样的痛快事,做不成也好。”这位运粮官该不该处分.该怎样处分.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这里不讨论。重要的是,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宋代的官员比较敢于在皇帝面前发表不同意见,凡他们认为不妥当的圣旨,也有不执行的权力。而这种情况的存在,是因为皇帝比较能够尊重大臣们的意见,即便心里很不痛快,也往往不那么固执己见。
        南宋的第一个皇帝高宗赵构,就是任用秦桧、杀害岳飞的那一位.在历史上的名声不大好,但他在位时,也有件事可以一提。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记载: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张婕好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时赵鼎、张浚作相也。  
        高宗在为父亲徽宗服丧期间,坐的是没有刷油漆的白木椅子.有人误以为是檀香木做的,一位姓张的妃子捂着嘴笑道:“宫里胭脂口红啦.洗衣服用的皂荚啦什么的用多了,宰相们都已经提意见丫,还敢用檀香木做椅子?”当时的宰相是赵鼎、张浚。试想,胭脂、皂荚能值几个钱?连这个宰相们都要管,而且皇帝还听他们管,这恐怕也是封建时代的历史上很难得的了。
        当然,宋代也不是任何皇帝、任何时期都能做到像上面所举的例子那样。不过,那些也并不都是非常偶然的特例。平心而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宋代应该算是比较开明、比较文明的朝代。这一点.前面的汉朝、唐朝,后面的明朝、清朝,都比不上它。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编辑:赵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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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故事中的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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