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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文学理论批评(三)

    发布时间: 2010/6/10 11:55:4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文摘
    文字 〖 〗 )
    庄子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美丑、善恶、是非,都是没有客观标准的。所以他反对求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他反对“美言”:“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进而反对言辞辩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就是说言和意所能及的只是一般事物的迹象,而最高的“道”,是无形无象的,言和意所不能及的,至于记录语言的书籍,只不过是“糟魄”而已。这种从根本上否认言辞功能的说法,自然是片面的,但任何语言表达上都有一定的局限,言和意之间不可能完全契合,所以庄子的话也有其合理的因素。他还说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它启示人们:文学形式是为表达内容服务的,不能为了形式而掩没了内容。要得其意,传其神,意得神现即止,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庄子的观点成为后世“离形得神”论的先声。


      庄子还发展了老子的“大音希声”的观点。在《齐物论》中,他把声音分为“人籁”、“地籁”、“天籁”三种,他最欣赏的是“天籁”,即非人的浑然不可分辨的大自然之音,“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天运》)。在《天运》中,他还把“天籁”解释成无形无声的至乐,体现了他所追求的自然全美的最高境界。这和他的“言”“意”之辨是相通的,对于后代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影响至为深广。


      《庄子》的一些寓言,如《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达生》中“佝偻承蜩”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天道》中“轮扁凿轮”的“得之于手,应之于心”等,虽是就各种技艺而言,但却揭示出如何认识与掌握艺术创作规律的问题,对后人有启发作用。


      荀子精通儒家经典,在《荀子》一书里引《诗》即有80次之多。儒家经典大多通过他传之后世。荀子文学思想最重要的内容是“尊经”、“明道”。针对孟子的“性善”说,他提出了“性恶”论,这是他强调后天学习重要性的理论根据。他说“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仪,为天下列士”(《大略》)。他所说的“文学”是广义的,主要内容指儒家经典。他主张“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劝学》)。他对于《诗》、《书》、《礼》、《春秋》作了很高的评价,而特别推重的是《礼》。荀子所讲的“礼”有新的内涵,它是和“法”联系在一起的。他说:“‘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礼论》),就是按贵贱身份不同而享用财物的等级制度,这已超出一般的道德规范之外。荀子特别强调学“礼”,就是要人们心悦诚服地遵守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荀子还多次讲到“道”。这个“道”是圣人之道,也就是《诗》、《书》、《礼》、《乐》之道,他认为明道必须尊经,尊经是为了明道,明道是明圣人之道,“百王之道”。他的见解开后世“宗经”、“明道”、“征圣”说的先声。


        基于明道的观点,荀子重视言辞,提倡论辩。他说:“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非相》)他所谓“小人辩言险”是有所指的。他对于春秋、战国以来的各家学说除孔子外都加指责,而抨击最烈的是邓析、惠施。他明确指出辩说必须为明道服务:“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正名》)他对言辞、辩说的见解,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


      荀子的《乐论》是针对墨子的《非乐》而作的。他认为音乐有很强的感化力量,可以“移风易俗”,可以对《礼》起配合作用。《乐论》是季札、孔子以来在音乐理论上的重大发展,它自成一个体系,影响深远。


      韩非子曾从学于荀子,而他的文学观却是商鞅文学观的发展。在《商君书》里,《诗》、《书》、《礼》、《乐》被列入“六虱”之内,并认为“豪杰务学《诗》、《书》”以逃避农战,是兵弱的原因,对于儒家经典及传统文化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韩非子把儒者列为“五蠹”之一,加以抨击,认为“儒以文乱法”(《五蠹》)。他采取老子“尚朴”、“尚真”和墨子“尚质”、“尚用”的观点,反对“文”和“饰”。他说:“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解老》)他把“情”和“貌”、“质”和“文”完全对立起来,不承认“貌”和“文”对于“情”和“质”有任何积极作用,甚而认为有害,显然是过激之论。他还进而说:“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亡征》)“辩说”、“文丽”会导致国家的灭亡,又从反面夸大了文学的作用。他在《和氏》中说商鞅曾“燔《诗》《书》而明法令”。他为秦王朝实行严酷的文化政策提供了理论的历史的根据。


      先秦文学批评的特点和影响 先秦的文学批评,由最初的片言只语发展到较为完整的见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文化的发展。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政治发生巨大变革,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在学术领域,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争辩中各自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文学批评也随之而发展。但总起来看,当时学科的界线还不很清楚,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还没有形成专门的独立的学问,而是和史学、哲学等交织在一起,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方面的见解,大多是从思想家、教育家、政论家的有关言论中推衍出来的,零散的多,有系统的少。各个学派代表人物的文学见解,都是和他们的政治观、历史观、社会观、道德观紧密相连的,由于思想体系不同,文学见解也各异。儒家学派普遍地重视文学艺术的政治、社会教育作用,主张文质结合;墨、法、道诸家则倾向于崇“质”而轻“文”。就中墨、法两家强调的是“用”,道家强调的是“真”、是“神”,并涉及艺术创作规律问题。各家都以文质问题作为议论的重点,从各种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丰富了先秦文学批评的内容。其中有主张文质并重的,有主张重质轻文的,却没有重文轻质的。这可以说是先秦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后代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往往成为后世排除浮艳文风的理论武器。 
    编辑:秋痕

    先秦文学理论批评(二)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著名人物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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