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历史学是一门求真的学科，但求真却并非容易之事，尤其是人物思想的真。要想真实呈现历史中的人物思想，应该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相当的自觉：一是明确的研究动因，二是设想参与的研究入径，三是多知的研究功夫。张灏先生是海外华人学者中对人物思想研究最着力者之一，成果亦颇丰，本文将主要以张灏先生的研究为例来阐述以上三点。

历史是人的历史，“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这样，历史中的人物研究就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人物研究大致来说可以用二种方法来进行：一为外在理路，主要是从人生历程、事件来描述传主的经历；二是内在理路，主要是从传主的心路历程入手，阐述他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变化。对人物进行思想史研究主要是采用第二种方法。

不过，历史上任何一个事件和一个人物都不是清晰自明的，客观上说，无论我们拥有多么充分的史料，我们都不可能“复原重现”过去历史中的事件和人物。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物我们都不可能做到“复原重现”，那么，“看不见”的人的思想就更不可能“复原重现”了。历史学是求“真”的学科，但实际上，我们不可能达到那个完整的“真”，我们只能尽力无限的去接近那个“真”的历史。区分真史学与伪史学，主要就是看它是否朝着“真”的方向接近了还是背道而驰了，而并非是说，它就是“真”或者就是伪。那么，我们研究历史的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接“真”呢？

接近人物的思想的“真”比接近人物的事的“真”的研究当然是更难，然而，难，并不排斥做得更好，研究者的自觉应该是做好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本文认为要做好对人物思想的研究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有相当的自觉：一是研究动因，二是研究入径，三是研究功夫。下面我将对此分别进行阐述。为了较清楚的说明，我将以张灏先生的研究为例来展开论述。

张灏先生，1937年生，原籍安徽省滁县，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1959年留学美国，先后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曾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张灏先生提出的“幽暗意识”与“转型时代”的概念现已被学术界广泛关注和引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支撑这二个概念提出的知识是源于他对人物思想的深入研究。在海外华人学者当中，对历史人物思想研究最着力者就是张灏先生。他对他所提出和关注的所谓“转型时代”即1895年至1920年间重要的思想人物大多都进行过研究，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等等。正是基于张灏进行了较多的人物研究，成果亦被学术界所认可，故而选择他为案例进行说明。

一、研究动因

选择历史中的某一个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对于不同的研究者而言有不同的动因，大致而言可以分为四种：其一，研究者最新发现或拥有某一历史人物的新资料或特殊资源，继而对这一未“开发”或未完全“开发”的人物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在人物研究中是相当常见的。著名史家萧公权先生对康有为进行研究就是属于这种类型。萧公权先生本人清楚地交待了他深入研究康有为的动因：1960年代初，萧公权从友人处得到了一批康有为著作的微卷照片，共有四大卷，它原是由康有为之女康同壁珍藏的，“我发现此四大卷微片的内容，极为丰富，有的已经出版，有的仍是稿本，大部分为我前所未见。”2其他的研究者当然也没见过。正是凭借此资源优势，萧公权便开始了对康有为的研究，最终的成果便是40余万字的史学名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其二，研究者并没有在资料上占有什么优势，而是在阅读某一历史人物的史料时产生了强烈地问题意识和研究冲动，进而开始研究，这一现象在研究也是较常见的。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对朱熹的研究，最终书成《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就是显著一例。余英时本无意对朱熹进行深入研究的，但一次为《朱子文集》写一篇介绍性质的序文时，在读有关朱熹的史料时，余英时产生出了层出不穷的问题，这些问题“逼使”他对朱熹的研究“步步深入”。在《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中，余英时开文就说：“这部书是偶然写成的，从不在我的研究计划之中。”3这种因“偶然”而得的“神来之笔”在研究并非不常见。

其三，是对历史中某一人物有相当的认同感，欲通过对这一人物的研究表达自己的一种志趣或观点。陈寅恪先生对明末清初名妓柳如是的研究便是如此。陈寅恪先生在晚年目盲体衰的困境中何以要费十年之心血对柳如是这一青楼女子进行研究呢？何况柳如是的“有关著述，多已亡佚。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者，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后代人更加以无知之虚妄。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既然寻找真实的史料都如此之难，为何要进行研究呢？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陈寅恪先生明确表白：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非唯为柳如是辨诬，“尤为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4也就是说，陈寅恪之所以研究明末清初的柳如是，是想通过她来彰显自己认为要光大的民族品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此，我们也可得知，在陈寅恪先生看来，他所处的时代，中国是缺失这二种品格的。其四，选择对某人物进行研究主要是为一更大的“问题”意识。张灏对人物的研究就是这样的典型。

或许是张灏先生过于“低调”的原因，有关张灏先生学术思想以及心路历程的文章很难查到。不过，从他在大陆出版的《张灏自选集》的自序、《思想与时代》自序以及最近刚出版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的序言中我们也可大致了解他学术研究的中心问题。张灏是台湾著名学者、思想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殷海光的学生，殷海光先生自称为“五四之子”，自觉地担当五四之精神，而作为“殷门弟子”的张灏便从殷海光的“师范”中承接了五四精神的火种——以民族、国家之命运为终极关怀。张灏的这份关怀还源于少年时期他的特殊经历，1949年正是中国处于时代大巨变的日子，少年的张灏“当然无法理解当时时局巨变的意义。”但是，历史巨变所产生的冲击力没有“遗忘”这个12岁的少年，后来张灏回忆说：“山雨欲来的气氛已开始浸入我的直觉，留下一些朦胧但强烈的印象。”在南京：兵临城下之时，南京已成为一座空城，为什么？虽此时正值灿烂江南春天，但“一种莫名的困惑与恐惧开始浮上心头”；在上海：中学的校园里，夜幕降临，高中生们便“一群群的围坐在草地上，人影幢幢中，飘散着《团结就是力量》那首进步歌曲。歌声低沉而激越，气氛凝重而兴奋，……。”这些景象当时张灏当然不能完全理解，但本能已使他“感觉到一场大风暴就要来临。”5就是这一蕴含着兴奋、希望、困惑、恐惧的时代大风暴的景象和记忆，张灏产生了他所谓的“时代感”。由于它的驱使，他选择历史为其学业，由于它的牵引，他投入到了殷海光的门下。同样，也由于这份时代感，张灏最终凝聚成他的学术思想的中心问题——“探索这时代大风暴的思想和其根源与背景”。6也就是说，对中国近代大风暴的历史探寻个明白，是张灏研究历史人物的动因所在。

走过青春激荡的青春岁月，在哈佛校园的学术滋润之下，穿越腥风血雨的“大风暴”的历史图画，张灏先生提出了“转型时代”概念。7在他看来，这一时代正是中国近代大风暴的思想起源。既然把近代中国大风暴的根源与背景框限在这一时期，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勾勒这一时段的图景，弄清其中的丝丝脉络。这样，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代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便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

在《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的导言中，张灏先生坦然地说之所以选择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四人作为研究对象，“是由于他们都在此时期以不同方式扮演了思想界的主要角色。”8在对梁启超研究的专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的前言中，作者也明确的说，“之所以选择梁，是因为他成长的年代刚好与本书所研究的历史时期相一致。”9

基于为一个更大的问题意识而对人物进行个案研究，这样，张灏先生研究内容就与他人不同。他不象萧公权先生研究康有为那样“原原本本”的复原研究对象的思想全貌、亦不是如余英时那样通过朱熹的历史世界来重构宋代文化与政治以及两者间的互动关系、也没有同陈寅恪那样以书写柳如是来颂扬民族之精神。张灏是把人物放在历史演进的脉络中进行研究，在对人物思想的渊源进行一定梳理后，主要是对研究对象在历史上产生了特殊及重要影响的思想观念内容及行为进行重点阐述，如图表所示：

这个图表是我根据张灏先生对这些人物研究的著书中总结出来的，从中我们会很清晰的看到，张灏先生对各个人物的研究重点正是这个人物对后世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思想内容与观念。

一般而论，对人物个案研究，研究者的目的大都是为这个体的人物服务的，但张灏先生研究人物个案的立意是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或者说“群体”，故而他在研究中他并不追求对这一个人物的进行全面地再现，而是集中讨论这个对象在历史中“传”与“承”的思想与观念，把他们放在历史的长河中，通过历史的检讨，为中国近代走出“大风暴”指出一个出处。

二、研究入径

把“时代”而非“人物”作为自己的研究终极关怀，这会影响他对研究人物的“投入”吗？或者说会影响到他对人物的“真实”把握吗？毕竟“人物”成了他更关注的“时代”的一枚棋子。对一般的“棋手”来说或许会，但对于“超一流”的棋手来说，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只有下好每一个“棋子”才会有胜局的出现。要想清晰的勾勒“转型时代”思想图景，必须对其间的每个代表人物根据其各自不同的特点与历史作用认真求实的“着色”——这一“色”当然是“特色”。由此，张灏先生极其强调对人物研究要对人物“情境”的有充足地把握和“了解之同情”的态度。

对思想史研究者来说，梳理研究对象的思想变化、走向比分析领会其思想内在变化的动力要容易得多。但是，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对“为什么”的分析、探讨显然比“是什么”的描述、梳理更为重要、也更有魅力；对研究者而言也更具诱惑力。可我们研究对象与我们处于不同的时间或空间之中的，他们所处的思想文化氛围、物质生活环境与我们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异质的，我们与研究对象完全处于异度的时空，能弄清楚其思想观念“是什么”也属不易，怎样才能找到“为什么”呢？这显然是一个非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永久性话题，同时也可能是难以有公论的话题。让我们来看看张灏是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吧。张灏先生提出最好采用马克斯?韦伯的“设想参与”，即研究者努力设想自己处在研究对象的地位，弄清他们所信仰的思想文化在实践中发生碰撞所形成的那些问题，用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用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的发展与变化。10

如何做到“设想参与”呢？张灏先生认为必须把握研究对象的“思想环境”。所谓的思想环境包括二个部分，一是人物所处时代的思想风气和价值取向；二是每个个体所处的“情境”。任何个人都会受到他所处时代风气的强烈影响，因此，作为研究者必须对此进行认真考察。但人不是被动的接收容器而是具有马克思所说的主观能动性的本性，个体受时代思想风气之影响的最终结果是与个人的“情境”有密切关联的。“情境”，英文situation，有位置或场所、工作或职业之意，而尤指在某一时间内事情发展的状况!事态或情势。11《辞海》认为，“情境”“是一个人在进行某种行动时所处的特定背景，包括机体本身和外界环境有关因素”，“情境可分为三类：真实的情境，即人们周围现实存在的他人或群体；想象的情境，指在意识中的他人或群体，双方通过各种媒介物载体以传递信息，进行相互影响；暗含的情境，指他人及其行为中所包含的一种象征性意义”12

 “情境”一词在语言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不同的学科都被广泛使用，不同领域对情境的使用和界定有一定的不同。那么，在历史学里，情境是什么呢？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它又与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有何关系呢？张灏先生认为，情境，“与其说是一个人的客观环境，毋宁说是他所理解的周围的生活世界。因为人的意识是处于经常建构之中，因此就有各种方式和不同的选择或取向。‘情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对其周围生活世界感性认识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那么只有当个人周围流行的思想和价值被感知时，它所提供的东西才对他或她的思想转变发生影响。”进而，张灏先生把情境分为两种：一是历史情境，个体对他所处之群体和时代之感受；二是生存情境，是个体对自己所经历的苦难、死亡或爱等等的感受。13

显然，研究者只有既了解研究对象的时代风气的历史情境，又要能感悟到他所处个体的“生存情境”才能够实现“设想参与”。我以为这种基于情境之上的历史研究的“设想参与法”是张灏先生对马克斯•韦伯“设想参与”概念的改造和丰富，它是近似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的审查报告中，提出了“了解之同情”观念。在这一篇著名的学术审查报告中，陈寅恪先生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为什么要如此呢？陈先生说因为“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即研究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同时，“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4陈寅恪先生的“了解之同情”尽管是对冯友兰先生的专著而发，但却能普遍适用于人文学术研究。他所说的环境/背景正是应对张灏先生所谓的情境/风气，而“了解之同情”不也正是符合了“设想参与”之宗旨吗？

相对于有浓浓情意色彩的“了解之同情”一词而言，韦伯“设想参与”的描述则显得冷冰冰的，为相同意义而造的二个词似乎也昭示出各自的传统文化在东西方二位学术大师身上的烙印。“了解之同情”所传达的是中国文化中“仁”的气息，而“设想参与”则是工具理性的表达。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在使用“设想参与”时，张灏先生注入“情境”概念，对它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这当然是我的一种猜想。不过，张灏先生如此熟练的运用“设想参与”大法似乎使我的猜想有了相当的证据。

张灏先生对人物研究集聚于人物的思想复杂性与紧张性，书中充满了理性的思辨和演绎，但在阅读时，我们会常常感到自己意识在与书中人物的思想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沐浴在同一风气之下，感受着相同的情境冲击，相约着思考相同的问题，相伴着进行相同的转变。何以如此？实乃张灏先生“了解”之“参与”使文本与读者共鸣，最终形成三位一体——作者、文本、读者。由于可见“设想参与”之功力。但是，这种“设想参与”或者说“了解之同情”是存在相当的危险性的，因为在“参与”中，研究者存在着会把自己的偏见、兴趣、先入为主的关怀投射到他研究的对象中去，这显然是危险的。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美国著名学者史华兹教授认为，要坦然承认这一危险，并毫不闪避这一危险。其解决之道是：时常考察自己的内在世界，以便铲除任何可能的偏见，这样才能研究别人的世界。15可要如何达到铲除偏见呢？学术道德当然是重要的，研究功夫亦同等重要。这就是下面即将要谈到的。

三、研究功夫

著名学者赛亚•柏林借用古希腊诗人一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的话把思想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刺猬，它有一知，善于创造思想体系；另一种是狐狸，有多知，没有成体系的思想，但有思维的发散性。16这种分法当然是简约的，但却很有意思，故而影响较大。在此，我借用此一说。在我看来刺猬与狐狸的分法更适合于思想家与思想史家的区分。作为一个思想家，你必须有你有的体系，也就是说你必须是一知的刺猬；而作为一个思想史研究者，你要成为多知的狐狸才行。许纪霖教授在评价某位思想史的著作时就说：缺少多知的结构和水准，是“思想史家的大忌，因为思想史与其说是批判的学科，不如说是理解的学科，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创建一种思想，而是通过阐释性的活动理解已经存在的思想。因而，多元的知识背景对哲学家、思想家来说可能不一定是必要的，而对于思想史家而却是不可或缺的。”17

读张灏先生的书，总使人产生共鸣，令人深思，何以如此？我以为他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入径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功夫”十分了得，即有丰富而多知的底蕴。这种“多知”，不仅仅指多学科知识；同时它包括另一方面的“多知”：即涉及人的知识。这其中包括二个内容，一是关于人性的，二是关于人生的。也就是说，所谓关于人的“多知”是对人性——普遍的人性要有多知的认识，同时对人生、人世要有多方面的丰富体验和了解。

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当然是做好任何一门学科所具备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作为从事一般学科的研究者而言，具备多学科知识也就可以了，人性及人世间的问题在他的研究中并不重要，甚至于在思想史的某些研究也是这样。如对观念史的研究，只要有书本的多知，我们就能清晰梳理、分析观念的转变、发展。但对于研究思想人物的研究者来说，只具备书本的多知是不足的，它同时还需要关于人的“多知”。在历史中我们发现处于同一时代的思想家既使他们接受的书本知识基本上是一样的，但由于个性、人世的经历不一，这样，他们所思所虑、价值取向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没有人性和人世的“多知”的知识，我们就不可能把握好我们的研究的不同对象。从张灏先生的人生阅历看，他显然具有相当的关于人性和人生、人世方面的“多知”。

在中国，由于儒家非宗教人性观的影响，一般中国人只是在经验上对人性持“人性善”或“人性恶”二种对立的人性观念，而这种人性观由于没有超经验的理念所支撑，它不是在观念上形成固执就是永远处于改变之中——在有一种新的不同经验的体验后会很快转变。这种简单的人性论，无论是固执还是改变，它们对我们人类生活提出建议性的启示都是极其有限。1960年代，张灏来到美国哈佛读书，偶然的机缘使他接触到了现代西方的神学思想，进而对以莱努•尼布尔为代表的危机神学有相当的了解，最终使他获得了一种新的对人性的理解和观念。危机神学也称为辩证神学，它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后也传到了美国。其主旨是：回归到基督教的原始教义，而彰显后者必须强调人与神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一方面是至善完美的超越的上帝，另一方面是陷于罪恶的人类。人的本原是好的，因上帝是按自己的形象造就了人，但这本原的善因人背叛上帝而遭淹没了，因而，危机神学特别重视人的罪恶性，并以此出发来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相继上演无疑给危机神学的观点提供了极佳的脚注，同时也使它在美国思想界产生极大影响。尼布尔特别强调人的双重人性论——人兼有善性和罪恶性——因善的本原，要尊重人的个人价值；但同样要正视人的罪恶性的存在，只在这样，才能对之加以防范。18危机神学这种人性观念及其相关思想，使张灏先生在一个新的意义层面上获得了对人的理解，并以此为基点，反思人类社会制度，最终在重新肯定民主制度之上提出著名了的“幽暗意识”概念。19同时，对危机神学人性观的了解也使张灏先生在对人物研究时更易于接近“了解之同情”的境界。没有对人性多知的了解，何以才能够把握历史上性、情各异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呢？研究人的思想，首先必需要对人性要进行研究，否则，何以妄论其思想？

对人物思想进行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观念”的研究，着重分析研究对象承袭了前人那些重要的观念、发展了那些观念，以及探讨不同观念间在人物思想中所产生的紧张性和激荡性等等。张灏先生对“观念”的研究当然是重视的，如他对“经世”、“仁”等等观念的研究。但张灏似乎更注重对研究对象的人生感悟的关注。在他看来，人的主要思想是人“对时代的刺激和生命的感受”的反应，作为人物思想研究者就应该研究你所考察的对象在面对“时代刺激”与“生命感受”时是“如何在思想上作自觉的反应”的。20张灏先生之所以如此，同样与他自身丰富的人生体验与感悟是有关的。张灏先生在他的自选集的序言中详细的说明了他的人生丰富的经历、感悟是如何影响他的思想观念的。在台湾大学生活时期，虽然政治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但少年在南京上海时所感受到的强烈的时代感引领他找到了当时台湾自由主义者殷海光，在殷海光先生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完全成为一个“五四型”的——民主与科学是指导思想、传统是批判对象；到美国后，在哈佛自由而多元的校园里，交往不同文化和观念的人，看不同内容的书，听各学科的讲座，丰富了他个人的知识和人生阅历；在个人的民族和国家的情感上，他更是增添了不同的体验：第一次在画报上读到关于新中国的“祖国建设”的报导，使他“第一次感到做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寒冷冬季里读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长诗又使他久久不能平静，然而，随之而来的大陆文化大革命风暴使张灏又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之中，并迫使他进一步思考。这些人生经历与感悟使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传统不再是简单的批判，而是同情与批判的结合；对“民主与科学”也不再是简单的信奉，政治思想左转及再度回到自由主义、危机神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异化观念的参透，他更坚定了民主，但同时提出了的“幽暗意识”的概念。21正是自身处境、阅历、情感与思想变化的丰富性，张灏先生在历史人物研究中才能做到尽量的减少自己的偏见，实现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之同情”。

四、结束语

宏大的关怀目的、“参与”的研究路径和多知的知识、人生底蕴使张灏先生每每对历史人物的思想研究，既呈现了“真”历史的一面又给当代人以走向未来的启示、既能画出“点睛之笔”又描绘了“万紫千红”的画面。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研究人物思也是如此，它不可能是“华山一条路”。不过，要想能到罗马，一个基本前提是通“罗马”的路要指向罗马吧！上面所提出的研究人物思想的三个方面的论题也就是代表这个指向。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2、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1页。

3、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序一，第1—2页。

4、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缘起》，载刘桂生，刘步洲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236页。

5、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前言。

6、张灏著、许纪霖编：《思想与时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序。

7、张灏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至1920年初，前后大约25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时间上，后张灏又改为从1895至1925年。参见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第281页。

8、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王跃译，大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1页。

10、我这里对张灏的原话进行了一定的引申和发挥，张灏原是在讨论现代学者如何研究儒家思想时提到马克斯•韦伯的“设想参与”的方法的，我的引申应该是符合张灏先生的原意的。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前言，第2—3页。

11、张芳杰等编：《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situation”词条。

1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情境”词条。

13、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第5—6页。

1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刘桂生，刘步洲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第10—11页。

15、林毓生：《史华慈思想的史学意义》，载《世界汉学》，2003年，第2期。

16、柏林：《俄国思想家》，著、彭淮栋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7页。

17、许纪霖：《另一种启蒙》，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18、张灏：《张灏自选集》，第2—8页。

19、所谓“幽暗意识”是指“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柢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这种“幽暗意识”认为人性中的阴暗面是无法根除的，这样，人永远不可能在为完美的“圣人”；不过，它并不是在价值上认可人生和世界的阴暗面，相反它强调人应该本着理想性与道德意识对人的阴暗面加以疏导，渐步改善人的自身及人类社会。参见张灏：《张灏自选集》，第2页。

20、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前言，第1—2页。

21、张灏：《张灏自选集》，自序。

作者：蒋贤斌

本文见《求索》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