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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新中国初征奥运 周总理批示参赛(4)

    发布时间: 2008/7/30 9:04:5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北京日报
    文字 〖 〗 )

    总理批示:要去

      冯文彬、荣高棠、董越千、黄中等几位负责人凑在一块儿商量。

      意见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两派。有人主张去,理由是经过反复解释好不容易才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如果不去影响关系,还会辜负支持我们的那些朋友的盛情。再说电报上又没有提及邀请台湾的情况,当然应该参加。  

      而荣高棠则不大主张去。如果我们去了,台湾代表团也去了,会不会有人趁机制造“两个中国”?再者,新中国运动员水平落后,奥运会上肯定不会有好成绩,会不会给新中国脸上抹黑?

      此事关系重大,大家赶紧把意见写成报告,提交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这个时候,赫尔辛基已经完全沐浴在奥林匹克的荣光里。这是二战结束后,人们迎来的第一届奥运会。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将近50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700万人涌入美丽的芬兰,100万观众将在看台上为各国的体育健儿呐喊助威。而万里之外的中国人却心有不甘:我们争取了那么久,难道就这样与奥运会失之交臂?

      7月19日,总理指示终于传达下来了。结果出乎许多人的预料,报告上爽快利落地批了几个字:

      要去。 请主席、少奇同志阅 周恩来

      众人再一看,毛泽东、刘少奇也已经圈阅。

      用“炸锅”来形容当时的状况,一点也不过分。在所有亲历者的回忆里,当时完全乱成一片。有个别运动员当时还没有到京,赶紧坐火车赶过来;代表团成员马上赶到当时最有名的“红都”裁缝店,排着队请老师傅给量衣服,每人一件咔布丁咖啡色西装上衣,一条舍维呢的灰色裤子,还有一件300号毛线织的毛衣,胸前绣着“中国”两个字;景泰蓝的坛坛罐罐找来了不少,都装在礼盒里,准备当作礼品……

      忙忙碌碌中,7月22日,体总正式电告佛凯伦,称中国代表队即将出发。

      23日,荣高棠、黄中、吴学谦、董守义、篮球队指导牟作云、足球队指导李凤楼在未英胡同33号等了整整一天,哪儿都没敢去。

      离登机的时间进入倒计时,还剩5个小时,4个小时,3个半小时……电话铃终于响起来,几只手几乎同时伸向了电话机。电话那头,总理叫他们马上赶到中南海。

      周总理嘱咐了很多,让代表团不要担心台湾方面,说就算台湾运动员也启程,他们从马尼拉出发,已不如我们取道苏联来得近便,肯定是我们先到;总理还细心地提醒代表团要提早备下国旗和国歌唱片,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主办方未必能有准备……56年后,每一位受访者都对总理的最后一句嘱托记忆犹新:“总之,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能取得奖牌,在奥运会(一说,此处应为奥运村——记者注)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24日清晨,3架小飞机从北京的西郊机场起飞了。头一架飞机上以足球队为主:队员马韶华、王政文、汪礼宾、何家统、丛安庆、李逢春、陈成达、张杰、李朝贵、方纫秋、孙福成、郭鸿宾、金龙湖、郑德耀、张邦伦,领队李凤楼。

      第二架飞机上坐着团长荣高棠,副团长黄中、吴学谦,总指挥董守义,总务许庆善,干事郝克强,医生刘明时,游泳选手吴传玉,还有翻译程镇球、王裕禄、康维,以及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何振梁,当时是代表团的法语翻译。

      第三架飞机上都是篮球运动员。领队是赫赫有名的“南开五虎”之一牟作云,队员张长禄、周宝恩、陈文斌、卢鼎厚、王元祺、李议亭、程世春、田福海、张先烈、白金申。

      飞机慢慢升高,向着西北,一路飞去,眼瞅着下方的万寿山和颐和园越变越小。代表团中很多人都是头回坐飞机,兴奋不已。但没过多久,大家就变了脸色。小飞机只能在二三百米的半空中飞行,遇到气流便上下颠簸得很厉害。程世春老人后来形容:就跟摇元宵似的……

      北京这边飞机一起飞,盛之白便在赫尔辛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中国代表团启程的消息。他特意指出,董守义也将随团前来。据说,郝更生此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称:“共产党善于搞政治宣传,他们会用面貌相似的人以假代真,冒名顶替,掩人耳目。”一位英国籍奥委会委员站出来说:“我跟董先生很熟悉,是真是假,我自有办法鉴别。”几句话说得神秘兮兮,这让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代表团更充满了期待。

      只不过,赫尔辛基的众人须得耐住性子,多等几天了。因为小飞机需要加油,遇到紧急情况又得迫降,一路飞,一路停。

      当飞机的舷窗外出现大片的绿色,美丽小岛星罗棋布,旖旎地散落在碧蓝的海水中,飞机上的人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到了——美丽的千湖之国芬兰。7月29日上午11时,飞机终于降落在赫尔辛基机场。大家走下飞机时,奥组委官员、使馆工作人员以及记者们一拥而上。

      那位原先夸下海口的奥委会委员挤到董守义面前,说了句:“先生,请原谅我的无礼。”手一伸,就伸进董老先生的衣服里。董守义莫名惊愕,这位英国籍的委员却乐起来:“没错,这是真正的董守义先生。”

      原来,两人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知道董守义的腋下有一颗豆粒大小的红痣。结果就想出了这么一招。

      升旗

      大巴车把中国代表团从机场送到了奥坦尼阿米树林,林木葱茏,林间空地便是运动员的驻地。奥组委主席弗伦凯特意把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代表团安排在一起,与美国等国代表团的驻地离得老远。

      苏联“老大哥”很热情,他们一得到消息,马上安排一部分已经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先期回国,腾出房间,好让中国代表团入住。代表团没日没夜地赶路,早已累得人困马乏,但大家一下车气儿也不喘一口,马上就集合起来。

      所有人心里只惦记着一件事:升旗。

      篮球队其时还没有赶到,他们在莫斯科换乘了火车,尚在途中。但顾不了那么多了,完成总理的嘱托,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晕机症状轻一点的足球选手张邦伦和陈成达,担任了旗手和护旗手。从当时留下的照片上看,那面五星红旗似乎是深浅不一的布料拼接而成,而且长宽比例明显不对。据陈成达老人估计,很有可能是使馆工作人员匆匆忙忙赶制的。

      旗子一点点升起来,伴着缭绕林间的国歌,终于飘扬在奥运村的上空。这是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承载着近5亿中国人的梦想,第一次出现在奥林匹克的殿堂里。

      升旗仪式上,荣高棠做了简短发言。面对周围的记者、国际友人和奥组委官员,他的话铿锵有力:“虽然我们来迟了,但我们终究来到了,我们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与良好的友情。”

      中国代表团抵达的消息在当时引起不小轰动。记者们在文章中铺撒了大把的惊叹号。芬兰最大一家报纸报道此事所用标题是“中国选手赶来参加已结束的奥运会”。台湾的郝更生也曾在回忆文章里提及这个题目,他认为这是芬兰报纸对新中国代表团的讽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字里行间又何尝不是芬兰人对新中国运动员“重在参与”的奥林匹克精神的惊叹!

      不过,比赛的确已近尾声,足球、篮球都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够赶上将于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

      吴传玉这个名字,其实不该被遗忘。他本是一位印尼华侨,1951年随印尼青年代表团到北京参观,就此决定留在祖国,希望能在游泳赛场上为自己的国家争光。他一路晕机,吐得一塌糊涂。又赶上赫尔辛基的“白夜”(天很晚才黑,很早就亮,几乎没有夜晚——记者注),当晚几乎无法入眠。所有人都劝他放弃30日的比赛,但他却操着结结巴巴的中文,用最坚定的语气要求参赛。

      比赛开始了,吴传玉与英、法、巴西、苏联、葡萄牙、墨西哥的选手同列第5组。他拼尽全力,最终游出了1’12"3,名列第五,没能进入复赛。这却是新中国的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小组第一名被英国选手获得,成绩是1’08"8。但在一年以后,吴传玉代表中国参加世界青年联合会上的100米仰泳比赛时,游出了1’06"4的成绩,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竞技体育比赛中的第一枚金牌。就算比起1984年许海峰的那枚射击金牌,它也毫不逊色。遗憾的是,1954年吴传玉乘坐的飞机失事,遇难时年仅26岁。这当然是后话了。

      8月1日,中国代表团在赫尔辛基的一家饭店举办了盛大的招待酒会。来自苏联、民主德国、美国、英国的百余位运动员和官员应邀参加,宾主欢聚一堂。在随团干事郝克强的记忆中,几位美国运动员把送给他们的景泰蓝迫不及待地从盒子里拿出来,举在手里看来看去,神情不亚于得到了一件稀罕的宝物。

      8月3日下午,能容纳七八万人的赫尔辛基奥林匹克体育场里座无虚席,助威声排山倒海,应和着波浪起伏的芬兰湾。奥运会足球总决赛此刻正在举行,对阵双方是匈牙利与南斯拉夫。中国代表团在主席台旁边的观众席就座,跟苏联运动员们坐在一起。代表团万分讶异地感受着人们对体育的热爱和疯狂,程世春当时感慨不已:“这些人看起球来,怎么都跟疯子似的!”

      终场哨音响起,比赛结束了。扩音器里传出话来,请各代表团旗手入场参加闭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篮球运动员张长禄、护旗手陈文斌,两人当年都是一米八几的个头儿,气度颇为不凡。但是张长禄当时实在是太紧张,以至于多年以后,这么重大的一件事,他竟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没办法,我的精神全集中在旗子上了,检查旗杆有没有问题,旗子系紧了没有,万一飘不起来怎么办?哪有心思东看西看。”老人的话语里略带遗憾,但最重要的还是自豪。那可是新中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走进奥运会的主会场呀。

      郝克强说,入场的顺序也是按照各国国名打头字母排序的,如果按照英文排序,中国应该靠前,但按照芬兰语的字母排序,中国正好排在了中间。所以,当各国旗手依次入场,面朝主席台围成一个半圆形时,五星红旗恰好位于最中心,看上去是那样鲜艳夺目。

      没有华丽的演出,也没有盛大的闭幕式,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就这样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完成了既定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回国以后,荣高棠等人马上将奥运会的经历报告上去,并提议组建专门的政府机构——体育委员会,建议老帅贺龙担任体委主任。这个意见很快获得了批准。1952年11月15日,体委正式成立,贺龙担任主任,蔡廷锴将军是副主任,荣高棠为秘书长,黄中为副秘书长。新中国从此走上建设体育强国的道路。

      然而,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1954年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年会以23票对21票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但同时又接纳台湾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奥委会”的名义为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同时一些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也纷纷接纳台湾体育组织为会员。

      新中国迫不得已放弃了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并在1958年8月宣布中断和国际奥委会以及9个单项国际运动联合会的关系。

      当五星红旗再一次出现在奥运会场上,便是1984年的事了。

      再有10天光景,第29届奥运会将在北京盛大开幕。

      这条路,以奥林匹克的名义铺就,中国人一路走来,并不平坦。我们有过屈辱,有过泪水,有过失望,甚至愤怒。但,我们始终相信这个奥林匹克的梦想,因为它承载着人类共同的心愿:平等、参与、包容、和平。 (记者 侯健美)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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