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反满”的策略无疑是有效的。11月初，日军进攻大孤山，谍报说当地居民已四散逃亡，日军随即将一名原籍大孤山的清军俘虏孙某释放，要求这位“亲眼看到了大日本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战俘，回乡宣讲日军“恩德甚多”，“孙某感泣俯伏，谢恩而去”。随后，日军进入大孤山，孙某率家人和邻居们跪迎，说:“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 （第十三编）此类记载在洋洋五十卷《日清战争实记》中颇多出现。我们固然可以质疑其中的夸张成分，但即使晚至二战，在日军进攻河南的战役中，当地民众依然群起响应日军，而向平时残民以逞的“国军”发起攻击。

1895年3月，中日战事进入尾声，马关谈判刚刚开始，日本陆海军乘胜攻击台湾。根据宗方小太郎的随军日记记录，渔翁岛当地百姓派代表“前来哀求保护，因言语不通，故书‘仁义之师’与之”。次日，百姓代表再次前来，“哀求宽大施恩，垂怜拯救穷民流离之苦，称我为大明国大元帅云。”这样的记载，对今日的华人而言依然是相当震撼的:即使在荒远如此的小岛上，日本军队也被中国百姓当作“反清复明”的光复大军，足见日本的宣传攻势是何等地深入人心，也足见日本利用中国满汉民族矛盾的成功。

这一年稍晚，一群海外华人求见日本驻广州领事，要求日本人为他们在广州将要举行的暴动提供帮助，与远在东北、华北节节胜利的日军遥相呼应，遭到日本婉拒。暴动在没有日本人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开展，遭到惨败。暴动的领袖事先得知了清廷即将镇压的消息，在最后关头滞留海外，没有进关，他的名字叫孙文，又称孙中山。在后来的电视剧中，一名叫陆浩东的暴动者，为了取回他设计的暴动旗帜，而在最后一刻被官军击毙，他披裹在身上的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后来成为民国的国旗，只是，民国史家在叙述这段被称为“广州起义”的革命历史时，不再提及革命者与日本的亲密关系。

十三年后，1908年，日本军火走私船“二辰丸”（Tatsu Maru）号在澳门海面被大清水师截获，引发日本和葡萄牙当局激烈反弹，清廷无奈下被迫妥协，此事激起近代史上第一次民众自发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行为。同样的，后世史家在盛赞此类“革命”行动的同时，却矢口不提起因是日本为革命党走私军火。（二辰丸事件详见拙作《抵制日货:购买力筑就新长城》，本刊5月下）

在近代民族主义发轫之际，中国就这样再三地被置身于看似极端荒谬的民族定位之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