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自由，夭折的独立

1937年胡适的第一个期望是：“今年必须做到宪政的实行”。

“必须”二字，似乎透着些许不耐烦。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对胡适来说，所谓“宪政”，就是《新青年》时代的“德先生”。这面大旗他扛了差不多二十年，翻来覆去就是那一点常识。

在《新年的几个期望》里，胡适认为，宪政就是法治。这个定义他已经用了至少五年——1932年《独立评论》创刊号上，胡适著《宪政问题》一文，写道：“宪政论无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于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

再倒推十年，1922年胡适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著名的“好政府主义”时说:“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好政府”是胡适的思想脉络中值得一叙的概念，其涵义是：“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治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⑴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⑵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这哪里是什么“好政府”，明明只是一个“正常”的政府。

而所谓“个人的自由”，排在首位自然是言论自由。问题是，如何实现？

胡适的答案很简单——自己去争。早在1920年，《争自由的宣言》就断言：“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

胡适自己也是这样“争”的，从《每周评论》，到《努力周刊》，再到《新月》和《独立评论》，都是胡适自己在身体力行“争自由”。其中尤以《独立评论》的发刊辞最能表达胡适的自由理念。后有研究者列出四个要点，分别是：“公平的态度”、“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负责任的言论”和“独立的精神”。后来胡适还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加了一条：“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媒体要说老实话，恐怕和“好政府”其实是正常政府一样，只是常识，可在当时居然独树一帜。创刊两年后，蒋廷黻对胡适说：“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

除了“争自由”，对主编胡适而言，这还是他的“报国方式”。他曾不止一次在日记中记下，每到发刊前，总得搭上所有时间编稿，每每弄到凌晨。而他总是自励道：“这是做国家的事！”

无怪乎迟至1947年，有北大学生来信倾诉对时局的绝望，胡适还回答：“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努力不够的当然结果。”然后又翻出自己在30年前《易卜生主义》中的话作为赠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办法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这就是胡适的自由主义中，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最好的概括，莫过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这段话——

现在有人对你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争个人的自由”，只是问题的第一步。穷胡适一生，都止于第一步。他做的媒体基本没有善终，大都在政治风浪中颠覆。胡适反对“空谈主义”而要“研究具体的问题”。但在“第二步”这个具体的问题上，胡适无法回答。他的艰难尝试，隐含在他和蒋介石长达30年的交往中。

先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所谓第一步，也就是胡适的“独立”、“自由”，统统是脆弱的。胡适一介书生，治学也罢，论政也罢，其独立的程度，只取决于政治对他关心到什么程度。就在1937年的这个元旦，胡适冥思苦想如何落笔时，《独立评论》已经因为张奚若一篇雄文，被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停刊近一个月。

不过，毕竟到了1937年，积二十年“谈政治”之功，脆弱的“独立”，总算攒出几块筹码。现在是胡适个人声望的顶峰。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居然是当年的流行语之一，不亚于今天的“PK”之类。而《独立评论》同仁，此时已有四位入阁，居部长衔。政治要来“关心”胡适，自己先得掂量一下。几经斡旋，《独立评论》居然在当年4月复刊了。此时胡适很可能正“不可救药地乐观”起来。这恐怕也是民国肇造以来，胡适最有理由乐观的时候。

岂料，这竟是回光返照。复刊仅三个月，卢沟桥枪响，更大也更野蛮的政治恶涛袭来，《独立评论》即寿终正寝。这是胡适主持的最后一个媒体。为政治而始，最后也终于政治。所谓“独立”，终究无法和政治较力。

 “独裁无胆，民主无量”

1937年，胡适的第二个期望是：“我们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他进一步阐释说：“宪政的精神是情愿造起法律来束缚自己。不但束缚自己不许作恶事，并且束缚自己不许在法定职权之外做好事。”

此时的蒋，侥幸从“西安事变”中全身而退，大概正在琢磨如何处置张学良。以后来张一生囹圄而观之，“用法律来束缚自己”不啻为对牛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