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河卒子过了海

1937年元旦，胡适的第三个期望是：“我们期盼政府今年能做到整个华北的疆土的收复和主权的重建。”这个期望被排在最后，也是“内政优先”的表现。他给《独立评论》写下的最后一篇政论是《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写于7月2日，刊发于11日。这时南苑的炮声隆隆已四天。

“七七事变”引爆全面抗战，在当年其实是个“意外”。自“九一八事变”起，每每中日冲突，乃至几次正式交战，都是“局部战争”。国民政府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实际已行有六年。外界认为，此次冲突，很可能还会局限于平津一地，而终将以外交途径解决。

不过，早在1935给王世杰的三封著名长信中，胡适就提出了中日之间的和平底线是保有平津。信中，胡适设想了如下战略：⑴我们如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息时间，就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喘息时间；⑵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痛苦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这个翻身的机会，是 “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

后来时事发展，果然印证了全部猜想。

“七七事变”第二天，胡适未及转移家眷，即南下参加第一期“庐山谈话会”。上山当天，蒋就请胡茶叙。胡历陈北方的民情激愤和中央不能放弃河北。据说谈得少有的慷慨激动，令蒋为之动容。

当晚，蒋长考后决定对日作战。这场战争的真相，是“一个尚未完成统一的中世纪国家和一个第一等的现代化国家之间的殊死较量”（黄仁宇语）。

如此局面已经容不得胡适洁身自好。去美国寻求援助，并把汤姆大叔拖下水来打“太平洋上的大战”，举国之内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于是他很快以特使身份赴美，并于翌年就任中国大使。受命当天，胡适的日记中颇有些悲壮——“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胡适揶揄自己是“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往前”。但情况之复杂远超过想象。他过的不是河，而是“海”，不仅是太平洋，而且是风云诡谲的“宦海”。
为劝他就任驻美大使，蒋介石连发两封电报。胡适回复受命之后，旁人却提醒道，你还没回电呢。胡适不解。答曰，还要回前一封电报，因为 “委员长给你的第一封电报，你总得谦辞一番。你怎么没有经过谦辞的手续就答应下来？”官场里潜规则的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就任大使之后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争取美援，最大的成果是在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当晚，获得了美国的桐油贷款2500万美元，给国内的低迷人心打上一针强心剂。

另一项，自然就是拖美国人下水。胡适运用其知名度，和在美国的广泛人脉，四处巡回演讲，以图刺破盛行于当时的孤立主义。仅1938年就任驻美大使之前，胡适就创下了51天行10600英里，演讲56场的纪录。累得48岁的胡适在当年底就心脏病发作而住院休养。

胡适在美数百场演讲的主题是：“第一，日本是世界文明的公敌；第二，中国人正在进行的牺牲，是在为美国而战；第三，美国的和平必不长久，太平洋这一战无法避免。”

一个外交使节，在所驻国四处巡游距离之长，演说次数之多，而目的就是鼓动所在国参战，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观。日本那边，对美国国务院支持“战争贩子”到处巡讲，极表愤怒；另有一日文报纸在获知胡适任大使后，忧虑道：“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挡得住胡适。”而美国这边，直到战后，还有史学大家愤愤然著书说，美日之战本可避免，罗斯福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的圈套，所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就是胡适！

假设这个论点真能成立，胡适岂不是挽救中国国运的第一功臣？可怜这位“第一功臣”在国人的眼中却是另一番模样。宋子文就当面对胡适说过：“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

至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胡适的预测一一实现。美国宣战当天，胡适就认为自己使命完成，决定辞职。不过，为什么之后他又在美国滞留了四年呢？

根据余英时先生的研究，除了私人原因，更重要的是，“过河卒子”被“过河拆桥”了。其中内幕无法展开，不过就1942年10月外交部长郭泰祺给胡适的密函中，已可见中国政坛的浓浓黑烟。信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

大儒胡适，对于那潭浑水的厌恶，也可想而知。至今让国人津津乐道的宋美龄访美旋风，透过胡适那副深度眼镜的近距离观察，却有另一番景象：“一会儿她（蒋夫人）出来了，风头很健，气色很好，坐下来就向孔令侃要纸烟点着吸！”总体观感是：“一股虚骄之气，使我作恶心。”

胡适下海，好歹全身而退，羽毛虽然湿了一下，在大洋彼岸也很快晒干。而政治，却不肯善罢甘休。

抗战甫定，内战三年，胡适五次辞官不就。开出的价码一个比一个诱人，分别是国务委员、再任驻美大使、考试院长、外交部长。最惊人的，当然是蒋介石亲自推举胡适为总统候选人。

时为1948年国民党制宪召开国大，蒋介石嫌这部宪法规定的总统权限小，因此愿意出任握有实权的行政院长，并推举无党派又素有清誉的胡适出任“虚君”。胡适在日记中记下：“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一年后，胡适流亡再去美国，还有一股翻腾于太平洋两岸的潜流想以他替蒋 “领导救国事业”，连宋子文都来当说客，胡适自然是哭笑不得的再次拒绝了。

挣扎出政治魔爪的胡适晚境却颇有些凄凉。纽约的房子小，而夫人惟有打牌为娱乐，弄得他连寓公都当不安稳。他只能时常去图书馆，研究海峡两岸正齐头并进的批胡材料。尤为有趣的是，1956年老友陈源从大陆邀请胡适“回来看看”，并致信说，大批判“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

胡适在这句话下划线，旁注道：“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这个思想之外的胡适，不就是从1937年开始发育成形，并最后和思想之内的胡适纠结在一起，变成一道至今都解不完的难题吗？

作者： 徐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