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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与《汉书》批判精神之对比

    发布时间: 2019/9/5 12:07:2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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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都有关于刘邦的记载。对于这个色彩斑斓、瑕瑜互见的开国君主,《史记》和《汉书》在其形象塑造时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本文试从两书对刘邦的称谓,对史料的处理方式,以及对项羽的态度的不同进行比较,从而论证《史记》比《汉书》更具有批判精神。  
      关键词: 《史记·高祖本纪》 《汉书·高帝纪》 汉高祖刘邦 形象塑造 批判精神  
      《史记》和《汉书》位居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常被喻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双子星”。可是历代关于马班异同的专论著作不多,但研究《史记》者大都要涉及这一问题,所以散论、笔记,以及涉及的论说不可胜计。这其中以宋人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以及明人许相卿《史汉方驾》为发轫名作。而今人的研究,以我国学者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徐朔方《史汉论稿》,以及韩国学者朴宰雨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等几部论著最有代表性。然而,个人的史学评判标准不一,这也就使得历史上后人对司马迁和班固的看法产生了极大的差异。在众多的评述中,有扬《史记》而贬《汉书》者,如宋代的裴骃,晋代的张辅,宋代的程颐;与此同时亦不乏抑马扬班者的存在,如东汉的王充,唐代的刘知几。  
      在当代随着我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史记》和《汉书》的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多。这其中包括从语言文字的角度,从两书中相同人物刻画的角度,从书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甚至从司马迁和班固的人品对比等诸多方面对《史记》和《汉书》进行比较。而我认为,《史记》和《汉书》虽然各有千秋,可是从批判精神的角度而言,《史记》比《汉书》更胜一筹。下文以两书中对汉高祖刘邦的形象塑造加以论证。  
      无论是对《史记》还是对《汉书》而言,汉高祖刘邦都是一个不能够绕过,且极难下笔的人物。两汉的臣子如何刻画汉朝的开朝君主,这本身就是史学家面临的一个较大的难题,而刘邦却偏偏又是一个色彩斑斓、瑕瑜互见的人物,其臧否抑扬的分寸更是难以拿捏。所以本文通过两本书中对于刘邦的形象塑造,对《史记》与《汉书》中的刘邦正面侧面的形象进行对比,从而论证《史记》比《汉书》更具有批判精神。  
      一、两书中对刘邦的称谓不同。  
      在班固的《汉书·高帝纪》中,凡有提到刘邦的地方都称“高祖”,无论是在刘邦称帝前还是称帝后都是一样的,显得非常地统一而且恭敬有礼。司马迁的《史记》则不然。虽然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也有称刘邦为“高祖”的,可是在记载刘邦自起义以至立沛公之前的事情时都是称刘邦为“刘季”。事实上,季是刘邦的排行,而不是字。司马迁作为西汉太史令,能够接触到第一手的史料,自然不可能弄错刘邦的名字,以至于用刘邦的排行来取代其名。也就是他明明知道刘邦的字,却以刘邦在家中的排名“季”来称呼刘邦,仅从这一点看,不仅仅有别于班固的毕恭毕敬,而且流露出了司马迁对于刘邦未发迹之前的行为并不十分肯定,而这一情感态度在《史记》中的其他许多地方也多有流露。  
      二、《史记》一书选取了大量不利于刘邦形象塑造的史实。  
      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颂扬了刘邦不少的功绩,比如写到刘邦的顺应人心:“(汉军)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虏,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①进入咸阳后,刘邦还下了这样的政策:“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悉除秦法。”②从中可以发现,司马迁并不吝惜笔墨去写刘邦的雄才大略、任人唯贤,善于收纳人心。可是,司马迁并没有使《高祖本纪》完全沦为刘邦的赞歌。相反的,他也直接刻画了一些揭露刘邦缺点的历史事实。如写刘邦发迹之前:“高祖……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妪、武负(妇)赊酒……”而刘邦喜好美色这一点在《项羽本纪》中也有涉及,借项羽之口说出了刘邦好女色这样的事实。刘邦出生在沛县,县令家来了贵客大摆酒席,官绅都去庆贺,刘邦这个小亭长也去凑热闹,送了个大大的礼金封贴,帖面写着“贺万钱”,但其实里面是没有钱的。在楚汉战争中,项羽想要尽早结束战争,于是和刘邦阵前对话,威胁刘邦:“今不急下,吾烹太公。”谁知刘邦却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既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③虽然说成大事者必须有所牺牲,可是司马迁在描述此事的时候并不吝啬自己的笔墨,反而把刘邦在项羽面前对父亲无所谓的态度与口吻刻画得惟妙惟肖。我认为,史学家在撰史时掌握许多的材料,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太史令一职,更能掌握到一手材料。可是对材料的选取和加工往往在于个人的选择。司马迁在刻画刘邦形象时把这些不利于刘邦形象树立的史料选取进《史记》中,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直言不讳与不唯上的态度。  
      除去这一类直接把刘邦作为主要人物来刻画的篇目,司马迁在其他的篇目中也多提到刘邦。在这一系列的篇目中司马迁也始终保持一种唯实的态度,对于刘邦的不当行为予以间接的表现,处处显现出《史记》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如在《史记·楚元王世家》中有这样的表述:“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厌其嫂。”后来刘邦做了皇帝,将秦朝短命的原因归结于秦始皇未行分封,所以分封了大批的诸侯王,可是刘邦嫂子的儿子、刘邦的亲侄子却迟迟未受到分封。后来刘邦终于将其封侯,却给了他一个“羹颉候”的封号。  
      由这段材料不难看出刘邦的心胸确实有些狭隘,即便当了皇帝,仍是有仇必报之人,这多少有失君王仁义忠厚的形象。而在《萧相国世家》中司马迁则写到了刘邦称帝之后对于开国功臣的猜忌。萧何跟着刘邦出生入死,最后还是面临着刘邦的猜疑与不信任,以至于后来不得不“自媚于民”,可是即便如此委曲求全,最后还是难逃囚于廷尉的命运。刘邦的做法多少是不大光彩的,有一些行为甚至被后世称为流氓行径,但是司马迁却敢于将其载入《史记》。他本着“究古今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④的心愿,敢于直面事实,敢于对汉朝的开国君主的不当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而班固写《汉书》,很多都借用了《史记》,有的甚至是完全没有改造过的照搬,而在少数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却处处显示出“为尊者讳”的特点,与司马迁的批判精神相比,确实略逊一筹。  
      三、班固为维护刘邦形象,在《史记》基础上有意删改,掩饰史实。  
      西晋傅玄曾经批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闕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这样说虽然有些偏激,却指出了班固作《汉书》时“为尊者讳”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在刘邦形象的塑造上显得尤为明显,由此更可以看出其批判精神大大不如《史记》。  
      (一)有意增删史料,维护高祖形象。  
      在《史记》、《汉书》的对照中可以发现,《史记》与《汉书》记载相同人物的有49篇,而在这么多的人物刻画中,有许多描写是完全相同的,有的段落甚至是一字未差。而在一些有差别的地方,往往是班固“为尊者讳”而做出的有意的改动。在《汉书·高帝纪》中可以看到对于一些不利于高祖形象的事情班固往往轻描淡写而过。例如鸿门宴一事,比较熟悉汉史的人都知道,当时刘邦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如若不是项伯救之,或许早丧命于项庄之手。我认为此事件是刘项争霸白热化的象征。《史记·高祖本纪》曾记载:范增对项羽说,如果今日让刘邦活着回去,他日项羽军中人必为之俘。对于这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司马迁用了1500字来描绘,可以说刻画得十分精彩。然而到了班固的《汉书》中却被删减成了大约500字,去掉了近三分之二,只留下对事件的一个大致刻画。这不能不说是无意的。此外在这段史实的刻画上,班固对于有损刘邦形象的地方,如“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都删去,而把彭城之战、陈平问楚、彭越韩信会兵垓下等楚汉相争的重大事件,从《史记·项羽本纪》里面抽出,写进了《汉书·高帝纪》中。这样一来,班固增删史料的意图就显得非常明显,就是维护刘邦的形象。而对于那些反映在楚汉相争中,刘邦处于劣势、项羽独掌乾坤的相关史实,班固则有意地进行压缩,增加了能够突出刘邦英雄形象的史料,如安排了刘邦世系和斩蛇的神话,还引用了他的父亲班彪在《王命论》中称颂的刘邦“其兴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使。”⑤的句子,来树立统治者的光辉形象。而《史记》中许多不利于高祖形象塑造的段落都被删去。如《史记》中有“项羽和宋义北救赵”的一段倒叙文,也被班固删去。就连《史记》中简单的一句:“沛公病,还之沛。”班固也将“病”字删去,可见其处处小心谨慎,为尊者讳的行文特点,其批判精神也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  
      (二)打压竞争对手,树立高祖形象。  
      在写刘邦时,还有一个不可绕过的人物,那就是项羽。《史记》和《汉书》对待项羽的态度明显不同,《史记》有《项羽本纪》,可汉书却作《陈胜项籍列传》,将项羽和陈胜放在一起列为一传,可见对其地位的不重视。司马迁作《项羽本纪》,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由秦亡到汉朝建立,中间共有5年时间,这5年时间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攻势、控制局势的是项羽,所以司马迁实事求是,将其列入本纪。但是班固却将其列为列传,而且和陈胜同传,有明显贬低的意味。当然,班固这样处理对其自身而言有两个好处,首先,将项羽列入列传自然就抬高了高祖刘邦的地位。其次,这样处理还可以避免出现把刘邦这个开国君主放于他人之后的情况。这样的处理方式和对项羽的态度可以反映出班固为朝廷服务的心态。班固更多接受的是一种传统的观念,自己认为司马迁“是非颇异于圣人”。⑥可见班固的是非观是与圣人保持一致的,也就是一种正统的封建史学观,从这一方面讲,其针砭时政的批判力度是远不及《史记》的。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史记》比《汉书》更具有批判精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一结果呢?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司马迁和班固生活的社会背景,撰史的性质和目的,家族的影响,以及个人价值观和史学观点不同。班固的《汉书》是官修史书,自然处处都有所忌讳,无法像司马迁一样就事论事,批判求实。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汉书》的价值所在。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鸿篇巨制,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司马迁和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界的发展都是功不可没。 作者:郑丽冰 
        
      注释:  
      ①②③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  
      ④司马迁.报任安书.  
      ⑤班固.汉书·高帝纪.中华书局,1999.  
      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99.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99.  
      [2]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99.  
      [3]赖汉屏.史记评赏[M].三民出版社,2006.  
      [4]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M].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5]赖汉屏.史记评赏.三民出版社,2006:40.  
      [6]冯家鸿.论司马迁班固之孰优[J].金陵职业大学学报,2000,(4):26.  
      [7]张光全.论司马迁班固的实录精神[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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