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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王朝的新角色(一)

    发布时间: 2007-8-28 15:10:2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新疆经济报
    文字 〖 〗 )
     距今八九千年之前,在中石器时代的晚期,出现了新石器时代,这时人开始定居,有了能表现人的创造潜能的畜牧业。这时原始人这个人类亘古以来就形成的社会角色正裂变为农民和牧民,这个角色转变是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正如西方世界成功地塑造了最典型的商人和资本家这两个形象一样,中国塑造了世界范围内最完美的农民形象。一、新兴的社会角色——农民 
        西周中叶以前,中原地区尚保留着茂密的森林,又有广大的草原沼泽,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飞禽鸟兽的生长,适合耕作,适合畜牧,适合狩猎,在这里最先出现了由采集转到农耕的农民。这个角色的出现是人类历史至为重大的事件,人在维持自己的生存方面由完全依赖自然转为部分地依靠自己,第一次显示了人的光辉,第一次把潜在的主观能动性外化为物。农民把采集变为生产,农民可利用生产工具改变劳动对象,这个劳动对象就是自然物。这使人在求得谋生的衣食等生活资料方面由完全被动变得有了主动性,生存就增加了保险系数,自然再不能操纵人的生命,人能部分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农民既开辟了这个源头,从此就呈现出一个逐步扩大的趋势,在悠悠历史长河中,人类逐步实现了由部分发展为全部掌握自己的生存命运,在物质财富极端丰富的今天,人类再也不用为穿衣吃饭发愁了,“民以食为天”,也成了过时的格言。人类这个辉煌结果的创始人是农民。
        耕作就要有固定的土地、固定的生存空间,当然一开头,农业也是游动的,今天在这儿种,明天在那儿种,但是随着农耕操作技术的提高,定点生产比游动生产更优越,于是人们就开始在固定的土地上耕种,是农民这个新兴社会角色结束了人类的游动,人类不再像流浪汉那样漂泊了。人在流动中劳动经验难以积累,更难以传承,在部落战争中,一些身怀绝艺的人死了,他的绝艺也就随之消亡了,这样就容易出现劳动经验的断裂,像狗熊掰苞米,这只手捡起,那只手扔掉,永远是空无所有。牧民和农民都是从原始人中分离出来的两个社会角色,牧民因为沿袭了原始人的游动生活,所以身上保存了很强的原始性,它对创造人类文明贡献不大,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支有积极意义的破坏力量,许多战争火焰是游牧民族点燃的。有人说过 “战争是历史的火车头”,没有游牧民族用战争搅动社会的静态,历史就会凝固在静态中。虽然战争总要流血,造成大片的伤亡,在现代文明没有建立以前,历史的每次进步,都要付出足够的代价,许多时候,是惨痛的代价。人们只看到了农耕民族的建设,却谴责游牧民族的破坏,其实在历史长河中,这是一对矛盾。有建设就有破坏,有破坏就有建设,破坏是建设的外部动力,人们常常肯定建设,而否定破坏,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很大偏颇。牧民的伟大处不仅在于破坏外部世界,而且善于破坏自己,他破坏了牧民这个社会角色,把自我塑造成商人,于是出现了商业社会,进而又出现了由资本家主宰的现代工业社会。尽管有这种历史事实,但丝毫不能贬低农民这个角色在人类历史上起的伟大作用。人类定居以后,有了家园,家园就是属于农民自己的天地,这儿可以遮风蔽雨,可以防寒避暑,可以防止飞禽猛兽的攻击,人有了安全感,而且有了主体感,在这个小天地内,他就是主人。主体感使人从思想情感上摆脱了对自然的完全依附,使人感觉到人的伟大。人定居以后,一系列伟大的创造就出现了,因为劳动经验可以积累,人的质就得到了改善,经验开发了人的智力,人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设计劳动目标,于是,陶器、青铜器、铁器……物质文明一级一级提升,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人受自然支配渐渐转为人对自然的利用关系,原始自然的母体中又分离出一个人工自然来。这是谁创造的伟绩?是农民这个新兴的社会角色。
    定居由个人定居发展到群落定居,再发展到城邑定居。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机制不断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最大的特点是智力的强化。中国农民的定居是从新石器晚期就出现了,而真正产生了规模效应的则开始于殷商,并发展为群落定居和城邑定居。人在孤立存在与四方不相接触,毫无信息的状态下,人的智慧凝结成板块,表现在人的外部形象就是愚蠢,这种原始愚蠢刚性很强,很难轻易改动一丝半点,软化原始愚蠢的最有效手段就是信息,信息不可能来自孤独存在的人,而是来自群落,因为群落里的人才可以使人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运行的过程中,人的命运才有兴亡成败,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这样才有信息产生出来,信息的相互撞击,才能在人的智慧板块上撞出火花,火花的亮度和密集度是和信息的频率大小成正比的,群落越大,信息量就越大,群落中人的智力的增长就越快。是农业生产的需要,出现了定居的群落,是农业生产的需要创造了城邑,城邑里面的“城里人”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乡下人,因为城市的分工很细,出现了各类行业和职业。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业就是人的不同生存空间, “城里人”有了多元生存空间选择的可能,在一个模式中生活,像农村中的农民,智力很难得到大的开发,而人在不同生存空间拼搏,有了相互观摩,有了相互吸收,有了相互融合,人的质就有了丰富性。自从农民创造出城邑,创造出“城里人”,当 “城里人”这个角色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后,创造社会文明的主体便由农民变为城里人,这时城市就成了信息源,城市产生了信息,就向广大的农村辐射,形成城市主宰乡村的局面。 
        农民还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发明了文字。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甲是龟甲,有龟腹甲,腹甲较多,背甲较少;骨是兽骨,主要是牛骨,也可能有少量的马骨、猪骨、鹿骨、虎骨及象骨。骨多用肩胛骨,也有少量的牛头骨、鹿头骨和人头骨刻辞。埃及的古象形文字写在纸草上,苏美尔的古文字是用泥土,这更带有农民的气质,而中国的古文字则刻在动物的甲和骨头上,说明中国的农民则不同,就在发明文字的时候,身上还有强烈的原始气息,虽然创造出农业,还不能完全满足维持生存的需要,还必须用渔猎来补充,这样才能获得大量的骨片。据考证,甲骨文是盘庚迁殷以后殷商时代的产物,到今天,能认识的字有1723个,未能认识和厘定的单字共2549个。除了甲骨文,还有陶文、玉石文、金文,中国所谓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在甲骨文的造字结构中都已具备,证明那个时候的古人,不仅有灵敏的形象思维,而且有了较为成熟的理性思维,造字的过程就是发扬人的两种思维的过程,像 “阳 (陽)”是山冈上红旗猎猎作响,像 “暮”是说太阳消失在地平线远处的草丛中,这都美得像诗。还有,存心想依赖人就是 “懒”,这个字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哲理。人的两种思维创造了文字,文字一旦形成,又激活了人的两种思维,人在运用理性思维的时候,就表现人已经脱离了蛮荒,已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农民是第一个运用理性来思考世界的人,当人们只凭感觉来感知世界的时候,因为世间事物还有意义层次,感觉是进不到这个层次的。这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月,人们的认识开始了从事物的表象层次进入到事物的义理层次。表象给人的是感觉,凭着感觉当然也能按人的需要去改变自然,但这种改变是有限度的,只有进入到事物的义理层面,才有可能接触到事物的本质,现象只是本质的感性显现,认识了本质才有改变自然和改变社会的多样可能性,从感性到理性,人类跃升这一步非常艰难,这全靠人类学会运思。运思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宁静的、不受外部干扰的环境,佛家的蒲团打坐和面壁十年,都是为冥思苦想创造静,只有在静中,人的思想才能脱俗,一步步接近涅槃境界。运思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持续性,它不能断裂,断裂就是前功尽弃,持续的过程就是积累的过程。运思是要积累的,本质是无形的,到无形的世界里探索是没有现成的路可走的,在无形的世界里寻觅、接触本质的路,真是难如上青天,没有持续的追求,是难以达到目的的。这两个条件,在游牧社会得不到,只有在农业社会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有这两个条件才创造出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
        在没有文字之前,人类的昨天是靠个人的记忆保存的,历史也只出现在人的记忆里。人的记忆只能是个人的记忆,每个人的世界观不同,感受世界的方法也不同,接受、整合、结构、记忆的方法不同,每个人的记忆都有它的局限性,个人的记忆又都储存在个人的脑海里,脑海里的记忆很难公布于众,去接受社会的检验,不能为社会修正、纠错,不能吸收众人的智慧,个人记忆很难具有经典性和权威性,自然就很难成为人类观照之鉴。而且个人记忆保存的安全度很差,一旦一个人猝死,他脑海里的记忆储存就完全消失。现在有了文字,人的记忆可用文字符号来表现,这些符号可以书写出来,雕刻出来,供全社会阅读,让全社会检验,这一下,人的记忆变为社会的记忆,而且是用文字符号表现出来的记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记忆不断增加积累量,而且就从这些记忆中提炼出理论。这样文字符号就出现了表现事物表象的记叙文字和表现事物义理的理论文字。 《尚书·多土》中称: “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到了殷商时候,用于表现事物表象的记叙文字和表现义理的理论文字都有了,有了理论文字就可以开发人的智力。有了 “典”和 “册”,这才培养出了另一个社会角色:知识分子。中国的这个社会角色是从农民中分离出来的,他的血管里流着农民的血,他和农民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深层仍遗留着农民的气质。
     定居不仅使精神世界的构筑有了积累的可能,物质世界的建造也有了可能,这最主要表现在城市建设上,今天一条街,明天一条巷;今日一个道观,明日一个寺院;今日一座官邸,明日一座宫殿,原始自然逐渐向人工自然过渡。人的生存环境的丰富性逐渐代替了原来的单一性,生存物质环境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脑海,使人感到生存的意义,生存不再是紧张、严峻、死亡和痛苦,而是成了一种享受、一种幸福,虽然在物资匮乏的时代,这种感觉并不普遍,只有上层社会的少数人有,多数人还没摆脱贫穷的煎熬与折磨,但是人间毕竟有了享受感和幸福感,甚至已经形成一部分人的生活目标,就是人的生活目的性。有了这种目标,就能激发出人的进取冲动,使社会进步有了动力。二、殷商时农民身上的原始性 
        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商时代,农耕已延续了好几千年,但是农民的这个社会角色还没完全形成,从事农耕生产的人身上还带着很强的原始性。农牧民之间心理素质基本相同,还没形成太大的差异,那时,社会上都尚武,能武的国王都是为人所称道的。夏桀王被喻为 “力能伸钩索铁,手搏熊虎,”殷纣王也被描绘为硕大健壮的勇士。那时, “武”是一种美誉,甲骨文中都以 “武”来称商王,武唐 (成汤)、武丁、武乙、文武丁,不仅尚武,而且那时的农民还在其他方面可以看见存在于他们身上的浓郁的原始性,他们在对官员的管理中,有反对 “三风十愆 “的说法。“三风”是巫风、淫风、乱风,这三风正是原始人的遗留; “十愆”是:恒舞、酣歌、贪财、好色、畋狩、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 (疏远有德的老年长者)、比顽劣 (与顽劣小人朋比为奸)等,这十愆中的多半是原始固有的爱好和兴趣,这在游牧民族身上都有浓郁的表现。在殷商时期,能出现在政府官员身上;在一般群众中,饮酒风、舞蹈风、歌唱风、好色风、狩猎风……想必更盛。尚武自会好战,那时的商王常常发兵征讨四围的方国,那时的祭祀、丧葬都要用人做牺牲,只有通过战争去抓俘虏。史家提到殷商社会,殷商并没建起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奴隶社会,但是殷商有奴隶,奴隶都是战争的产物。殷商时期对奴隶是非常残暴的,据《殷商史》记载:早在公元1934—1935年,在洹北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地区,发现殷王大墓九座,小墓1240座,在1001号大墓,虽然屡遭破坏,但墓中仍然发现了被杀殉葬的奴隶共达225人之多,如果按大墓的结构恢复起来,那么殉葬的奴隶,要超过三四百人。根据发掘现场的观察,当时杀殉的情况可能是:当墓坑墓道填土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奴隶们就双手背绑,一队一队被牵到墓道来,面向墓坑,并肩成排,双膝跪地,刽子手举刀从一头到另一头,顺序砍杀,人头落地,肢体向前扑倒,成为俯身,这样就为填土所埋,填土时每隔一两层,就这样杀殉一些奴隶,这些奴隶多数都未成年,有的连天灵盖都还没长满,就惨遭杀害。除了人殉,还有人祭,杀奴隶如宰牲畜,按现在的道德标准,可以定性为残暴,接受这个结论,应该像接受普通常识一样简单。在历史上,任何一种能在一定时间跨度内存在,并且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都不是偶然的,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残暴是原始人的一种需要,当时要搞部落战争,就得煽起仇恨之火,仇恨的火焰越高,人们好战的愿望就越强烈,在战争中才能用最大的勇敢去冲锋杀敌。仗打胜了,抓住了俘虏,用各种血腥手段将他们杀害,正可以宣泄心中郁结的仇恨之情。这种宣泄能给人带来一种满足,也能转化为精神上的享受。杀害俘虏,在当时却是一种由宣泄带来的精神满足,为了追求这种满足,人们要燃起更大的仇恨火焰。而被打败的部落,眼见自己的社会成员惨遭杀害,不用动员就能燃起人的复仇心绪,他们就会伺机而动,一旦认为时机成熟,就会反扑过来,以刀还刀,以牙还牙,用加倍的残暴方式进行复仇。这样有的部落在战争中壮大了,有的衰败了,有的甚至从地球上被消灭了,有的在败亡中又重整旗鼓复兴了。正是原始人的残暴,给人造成危机感和紧迫感,从而推动人去创造生存优势,引发历史的进步。人的生命中包含着很强的惰性,只要能苟且生存,他就可能固步自封,不再有进取的冲动,如果全人类都陷入这种精神状态,人类就会消亡。原始人用残暴化解容易腐蚀人的惰性,用残暴作历史进步的动力,应该说,这也是人的一种智慧。今天是用竞争抵制人的惰性,与原始人的残暴相比,其文明程度不啻天壤,但性质是相同的,竞争并非谈情说爱,造成的生存环境也相当严峻,也可以说是冷酷的,不是我胜过你,就是你胜过我,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不是耸人听闻的虚词,这是被生活千次万次证明了的真理。在原始社会,当人毫无进取自觉的时候,只有靠血淋淋的杀戮来刺激人的神经,没有这种强刺激,很难消除生命的惰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残暴的杀戮是历史进步必需的,不能用纯道德的观点对杀戮乱加指责。到了农业社会,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杀戮被当作野蛮行为遭到社会的否定。刺激农业社会进步的是饥饿,因为农业生产很脆弱,经不起天灾人祸的冲击,一旦大的灾荒发生,那就会出现哀鸿遍野,饿殍满地的惨象,所以饥饿的幽灵老在农民脑海里闪现,农民就不敢放松改进生存环境的努力,兴修水渠水库、植树种草,打井取水,勤俭节约,储存粮食,虽然这些努力并不能完全阻挡天灾人祸的发生,但可减轻灾害的程度,使一些有可能生存的人生存下来。到了商业社会 (中国没有发生),因为有了四通八达的贸易渠道,流通范围扩大,不仅国与国间,洲际之间也可互通有无,饥饿对人形成的威胁少了,它已形不成刺激社会进步的动力。但在这时,金钱成了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力量,成了衡量社会行为的价值尺度,于是贫穷成了人的威胁,人为了避免落入贫穷境地,或者摆脱贫穷的困扰,开始懂得了改善自身的质,学文化,求知识,钻研科学,追寻理论,历史有了新的动力。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失业又成了人的威胁,一想到失业,人们就不能稍有松懈,就得从各方面塑造自己。当社会保障事业或社会福利事业日益健全,部分地抵消了失业造成的痛苦,人的起码的生存引不起人的忧虑,但不等于就完全解除了警报,人类从此就可高枕无忧地过下去,如遇出现了这种情况,历史的进步就会停滞。到了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又使人的生存环境严峻起来,人稍不努力,就被淘汰出局,被抛入弱势群体,因为今天的弱势群体虽没有饥寒之苦,但与强势群体相比,仍有很大的差异,为了保证自身不致进入弱势群体,人就得在竞争场上不遗余力地去拼搏,最大限度地开拓自身的创造潜能。
     从人类历史长河来看,严峻的生存环境一直没有消失过,只是营造严峻生存环境的外部条件不同,杀戮——饥饿——贫穷——失业——激烈竞争。鞭挞着人的思想,不停顿地从开发自身做起,进而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看,即使在物质十分富裕的条件下,生活中不能失掉严峻因素,没有这种严峻因素随时提醒人,人是很容易变得无所事事的,在西方一些福利国家,因为失业后得到的社会保障很优越,不干活照样过得舒适自在,生活中的严峻成分减少了。人只有意识到严峻成分的存在,才会有忧患意识,才会有危机感,人一旦丧失了这种意识和预感,人就很难有进取的冲动,甚至会使慵懒扩散开来。现在北欧那些福利国家正在检讨他们的政策,在设法激起人生命的活力。三、残暴杀戮的历史意义 
        从历史长河看,杀戮曾经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动力源,它曾造就了人的勇敢、勤劳和智慧,尽管他只是在历史的一个阶段起过作用,后来被否定了,但它在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从纵向看历史,杀戮过了,它存在的历史阶段就被否定了,但它没有消失,它被游牧民族继承下来,因为当人类分为游牧与农耕以后,农耕社会的静态常成为历史发展的忧患。对农业社会具有刚性的静态仍然需要强刺激,否则静到极度的时候,就会衰落死亡。在古代,墨西哥南部以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的玛雅人曾创造过辉煌的文明,被称为玛雅文明。公元前三世纪,已有象形文字出现,有过很发达的农业、数学、天文学、历法和宗教仪式,并且有大量的石砌的“金字塔”、神庙等建筑物和其他建筑物,掌握了很高的石雕、玉雕技术,与中国相比,就是还没用金属工具,仅知用黄金和青铜作装饰物,十世纪时开始衰落,到十六世纪就被西班牙消灭。从十二世纪末起,有了发达的农业,饲养羊驼,擅长铜、金、银的冶炼和加工,建有完整的道路系统和建筑,只是还没有文字,用结绳记事,这个文明也没发展下去,后来都衰败了,究其原因,是因没有游牧民族造成的杀戮,人都有个悠闲自在的心,没有紧迫感,没有进取冲动,文明形成之日,也就是固步自封之时,文明就消亡了。欧洲因为游牧民族的频频入侵,有太多的战争,太多的流血,严峻的生存环境逼得人勇于进取,社会发展的速度与其他洲比较是远远领先的。中国西部因为有游牧民族从外部闯进来,社会的静态老被击碎,中国的农业文明就能绵延下来。印度和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受益于西北方向游牧民族的残暴杀戮,在欧洲因为是草原文化传统,残暴的杀戮用各种形式在历史上不断出现,两次世界大战是原始残暴杀戮的顶峰表现,欧洲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正是这种创纪录的杀戮,使欧洲人悟到一个道理,该是结束有残暴杀戮意义的军事冲突了,现在应该是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经济竞争来鞭挞人的生命惰性了。现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事实上,各个国家的人都是世界利益网络的一个网点,又有一个全球性的信息网络随时传导利益网络的变动,竞争已超出了民族和国家的界线,变为全球性的,美国股市的升降,泰国金融的变动,日本进出口的增减,都会影响到世界人民的具体利益,自然要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瞻望前程,不确定性更多,给人带来的忧患更多,用全球性的经济压力来调控人的进取冲动和拼搏意志,在北欧、南欧、中欧、西欧和大部分东欧的土地,已成了和平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再也不会有残暴的杀戮,有的只是自由的经济竞争。
    当然,世界并没太平,在世界范围内,有些地区还有残暴的杀戮存在,比如恐怖主义分子就在不断地制造杀戮、死伤,多则几百,少则几十,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公愤,这种杀戮也会推动世界在某些方面进步,也不会是没有报偿的,它会引起世界人民的思考。当有关国家针对恐怖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反击的过程,同样是世界进步的过程。恐怖分子的破坏活动同样是草原文化残暴杀戮传统的继续,既然在欧洲土地上能结束了这种传统,在世界其他地区,或迟或早,也会结束这种传统。 
        殷商时代的残暴杀戮没有形成中国文化传统,虽然从殷商到秦汉,都有过残暴杀戮的事实,可是自从儒家学说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农民这个角色塑造成功后,和平就成了社会的主调,说中国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这是非常贴切的,就是在它军事力量强大的时候,它也很少向外扩张,很少主动对周边的民族和国家表演残暴的杀戮,因为在农耕文化传统中,就没有这种内容。还有一个原因,从殷商开始,中国农村就以小块的自耕农为主,没有出现过大的农场,自耕农养不起奴隶,也不需要奴隶,因此他就不需要用杀戮去获得俘虏,俘虏只有一小部分去充当贵族的奴婢。没有抢夺俘虏的需要,也就不需要战争了。
    编辑:王馨

    殷王朝的新角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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