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网-- 殷王朝的新角色（二）

四、从中国和印度神话思维的相似中看殷商的种源
    殷商到底属于何种人种，是很值得探讨的。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原来游牧在中亚和高加索一带的雅利安（欧罗巴种）人向世界各地扩散，它扩散到欧洲和当地的农业土著融合成为后来的欧洲人；扩散到波斯和波斯土著农业民族相融合，成了后来的伊朗人；扩散到印度和印度当地农业土著融合，成了印度人，唯独没有提及中国，好像雅利安人没有进入到中国，这是不合情理的。据史料记载，最早进入我国金城（兰州）的塞种人就是欧罗巴种人。塞种人何时进入金城，史料没有记载，塞种人是游牧民族，它不会停留在金城，它会继续向前运动，向陇南进入汉中，翻越秦岭，进江汉平原，然后再折转向西，这样一个运动路线，对游牧民族并不是艰难的。据史载，商的先祖叫契，契的母亲叫简狄，一些史学家考证，狄属于欧罗巴种，可见简狄肯定属于欧罗巴种人。据古代传说，相土、王亥都是商人的先祖，《太平御览》中登载 “相土作乘马”、 “胲（亥）作服牛”，这两个人都是游牧民族，而且是部落酋长。王亥尤其有名，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说：王亥带着牛羊到有易国去放牧，竟和有易国主的妃子有了暧昧关系，结果被有易国主杀害了。从这里更加可以看出王亥是游牧民族。《易经·大壮》爻辞说： “丧羊于易”。《旅》爻辞说 “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都是说的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故事。《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中说：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屈原的《天问》里面也提到这个故事，可见这件事在历史上留有很深的记忆。在甲骨卜辞中，多处提到王亥，对王亥一次要用四十头牛，甚至用三百头来祭祀，可见其隆重程度。在王亥、上甲微以前，殷商的历史多属于神话传说，自此以后，可能渐渐进入信史时代。
    殷商的祖先是游牧民族，雅利安游牧民族是非常爱牛的，它向印度扩张时，役使的主要是牛，看起来那时马还没有广泛使用。印度人那样敬重牛，似乎是雅利安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史书记载的王亥，也只提到了牛羊，而没有提到马。对王亥一次要用那么多牛来祭祀，足见殷商游牧民族也是以牛为贵的。据《尚书·序》和《史记·殷本纪》中说：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成汤以后又有五迁，当然，实际迁徙的记录远不止 “前八后五”，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不断迁徙这正表明了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这一特性。
    据神话学家研究，欧洲、伊朗、印度、中国的神话思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都没有说出所以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世界上的神话思维都属于雅利安游牧民族，当雅利安游牧民族向四面八方扩散时，便把他们的神话思维也传播开来，这就形成了欧亚大陆神话思维的同。神话史诗都是游牧民族的创作，因为草原民族白天放牧狩猎，夜晚则靠歌舞、讲故事、说笑话来取乐，这样就激发了游牧民族的丰富想象力，创作出许多零散的神话来。有些神话在讲的过程中不断地补充、丰富，变得系统化，便出现了史诗。史诗都是围绕着英雄展开的，英雄的光辉业绩和创业的艰辛勇武常能在部落成员中引起强烈的精神共鸣。因此，草原民族就常以史诗说唱成为对部落成员的思想发动手段，就像现在新疆少数民族经常弹唱的史诗，如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哈萨克族的《阿勒帕木斯》，当年都是为部落战争服务的。农耕民族追求的是社会的安宁，反对战乱，反对厮杀，所以他以尚文的圣人作为人的楷模，所以他千方百计树立圣人形象，反对把能征善战、冲锋陷阵的尚武的英雄当作人的生活目标，所以他不但没有发展出神话史诗，而且把从原始社会就留下的神话都按农业社会的需要加以篡改，英雄也要改成圣贤，像尧、舜、禹，都是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都是征战中的佼佼者，但后来被描述为以仁义道德为本的圣贤，这就是中国神话资源不丰厚和没有史诗的根源。
中国最早的神话应起源于夏商时代，从中、印神话思维相似来看，中国的殷商人种应为雅利安游牧民族。《黎俱吠陀》是印度也是印欧语系和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而《诗经》则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黎俱吠陀》正如希腊神话赞扬宙斯一样，也是以赞扬天神为主，而《诗经》则以展现现实生活为主，这正表现了两种文化风格，《黎俱吠陀》表现的是草原文化，而《诗经》表现的是农耕文化。《黎俱吠陀》和《诗经》之间已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因为这已是两种思维的产物，而在《诗经》之前就流传的一些神话断片和《黎俱吠陀》就有很多相似之处。《黎俱吠陀》中描绘开天辟地的 “原人”形象，这个 “原人”有千头、千眼、千足，众天神举行祭祀，把 “原人”当作祭品，众天神宰割这个 “原人”时，他的嘴成为婆罗门，双臂成为刹帝利，双腿成为吠舍，双脚成为首陀罗。（印度社会把人分为四个等级，最高贵的第一等级是婆罗门即僧侣，掌握神权，主持祭祀，是社会精神生活的统治者；第二等级是刹帝利，即武士，掌握政治和军事权力，是古印度国家的世俗统治者；第三等级吠舍，即农牧民和工商业者，多属小生产者；第四等级首陀罗，是杂工、仆役和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备受奴役和剥削。按规定，种姓之间界限分明，不能通婚、交往，甚至不能共食、并坐，高贵的永远高贵，卑贱的永世卑贱。） “原人”心中生出月亮，眼中生出太阳，嘴中生出因陀罗（天神）和火，呼吸中产生风，从肚脐中产生空，头中产生天，脚中产生地，耳中产生方法。整个世界都是 “原人”创造的。而在中国，则有盘古 “垂死化身”的神话，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惑，化为黎氓。” （《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记》），在民间还流传着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史》）。这和印度的 “原人”非常相似。盘古生在鸡子中，而印度创世的 “梵天” （即 “原人”）沉睡在金卵中，醒来后，金卵分成两半，有了天和地。奇怪的是，中国的盘古神话流传于南方，这就是笔者前面讲到的必有一支雅利安游牧民族到了江汉平原，到了楚梦泽，留下了盘古神话。三国时吴国的竺律炎和支谦共译《摩登加经》，讲到自在天的创世神话： “自在天者，头以为天，足成为地，目为日月，腹为虚空，发为草木，流泪成河，众骨为山，大小便利，尽成于海。”不论是 “自在天”、“原人”、 “梵天”和中国盘古的创世神话，基本框架都是一样的，有的学者还考证，梵天、原人的原音和盘古很相似，因此断定这则神话就来自印度，至于如何从印度传来的，就没有准确的答案了，应该说不是来自印度，而是来自进入中国的雅利安游牧民族。中国见于文字记载的盘古神话故事并不太早，但是这个故事的产生是雅利安人进入中国时就该有的，因为当人从对自然的依附中挣脱出来，有了我和自然分离的概念后，人就会发问：这个大块自然是从何处来？人和自然分离是从人类创造了农业之后，应该说从夏朝起就会提出大块自然从何处来的问题，也许夏朝人就有过自己的答案，属于华夏人自己的答案；也许这个答案没有雅利安人的完整，就渐渐失传了，中国人就接受了盘古开天辟地之说。雅利安人的其他神话也被中国接受了，中国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在印度神话中都有相似的故事。《本生经》中的《快天鹅本性》，写两只天鹅与太阳赛跑，结果精疲力竭，翅膀像着了火，无功而返。《乌鸦本生》写一只雌乌鸦被海浪卷走，众乌鸦用嘴叼水，决心把海水舀干，最终嘴巴发涩，咽喉发痛，大海依旧，徒劳无功。
    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都有洪水传说，这种传说，不仅雅利安民族有，闪米特游牧民族也有，巴比伦史诗《吉尔迦美什》中有洪水传说，犹太《旧约·创世纪》中有 “诺亚方舟”的传说，作为雅利安游牧民族后裔的希腊人则有 “卡利翁方舟”传说，同样，作为有着浓厚雅利安文化传统的印度史诗和往世书中，也记载了洪水传说。印度洪水神话是说大神梵天（或毗湿奴）化身一条头上长角的鱼，牵引一条船拯救人类世祖摩奴，让他躲过灭顶之灾。洪水过后，摩奴修炼苦行，创造各种生物。洪水神话与普罗米修斯盗取天上火种的思路很相似：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一种能自己生长而毫不减损的土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没有经过帝的同意）。帝令杀鲧于羽郊，鲧复（同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定九州。”普罗米修斯盗天上的火，鲧盗天上的土，普罗米修斯触犯天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巅，每日被神鹰啄食肝脏，而鲧因为盗取天上的神土被帝斩首，这两个故事非常相像，如出一辙，这辙就是雅利安神话体系之辙。
印度神话中的 “梵天四面”和中国神话中的 “黄帝四面”都非常相似。《罗摩衍那》中说梵天 “有四个面孔，威力无穷”。黄帝在中国神话中是统治世界的天神，住在昆仑山上，印度的天神住在弥卢山上，希腊天神住在奥林匹斯山上，这又有相似之处：造成这个相似的是雅利安神话思维。
    可惜中国的许多神话传说被儒家按农耕社会的需要篡改了。 “黄帝四面”就是一例。 “子贡问孔子曰： ‘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子贡这样提问题，还是肯定黄帝长着四张脸）。’孔子曰： ‘黄帝取合己者（能贯彻自己意图的）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同，此之谓四面也。’”孔子就把 “四面”作了这种解释。相信从商朝晚期，当农业社会完全形成以后，雅利安游牧民族带来的许多神话故事都不复有人提及，从此就失传了，剩下的则被篡改了。
    提出中印神话存在着相似，中国和希腊神话也有一些相似，是为了证明中国也曾有雅利安游牧民族渗入。雅利安人进入欧洲，摧毁了欧洲原有的农业文明，在和当地农业土著融合之后，再创造新的文明。雅利安民族进入印度后，摧毁了印度原有的农业文明，与当地农业土著民族融合后，创建新的文明。这个历史事实同样会在中国发生，中国的夏朝是延续新石器时代新创造的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创建最早的农业文明。到了商代，雅利安游牧民族毁灭了夏朝创建的农业文明，又重新创建殷商文明。夏朝的开国君主禹被描绘为一个勤于农业的君主，说禹 “躬耕而有天下” （《论语·宪问》）， “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跋，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韩非子·五蠹》）。又 “尽力乎沟洫” （《论语·泰伯》）变水灾为水利，禹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是做了许多事的。农业的季节性非常强，什么时候干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违农时就是维持农业正常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则。于是乎夏代有了历法，以月亮环绕地球一周为一月，以十二个月为一年，五年二润，其所分月份是以月亮的盈亏为准，有了这个简单的历法，就能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了。五、游牧民族逐渐化为农耕民族
    在欧洲、波斯、印度，当雅利安游牧民族进入以后，都发生过游牧民族逐渐化为农耕民族的过程，在中国，同样发生了殷商游牧民族与当地农耕民族融合的过程，对殷商的历史记载（包括《尚书》的若干篇章）经过儒家的改造都成了农耕文化的一部分，失去了殷商的历史真实。殷商灭夏，绝不是华夏农业社会内部的政权更替，这是游牧民族的殷商征服了农耕民族的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游牧民族夺取了农耕民族的政权。殷商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的，不停地迁徙，直到盘庚迁殷以后的二百七十多年中，再没发生过迁徙的事，说明殷商游牧民族和农耕的夏族融合了。殷商是尚武的，《史记·殷本纪》称汤自言： “吾甚武，号曰武王”。《诗经·商颂》中说： “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殷武》：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从这些语句中可以看出殷商游牧民族具有好战的性格，到了汤时，主力已进至中原，而且武力已很强大，他们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复仇主义情绪，有易国主杀了王亥，商国主太甲就联合一些部落灭了有易，杀了有易国主，这自然是复仇主义行为。《中华远古史》有一段叙述殷商史的文字： “我们从文献传说中，论述商王朝的 ‘盛君’，如太甲、祖乙，虽身为一族之长，还要杂于 ‘小人’的行列，共同从事生产劳动，这与当时商人还没有完全超出氏族社会的末期是相符的。但是，根据《尚书无逸》所述，此后的商王就大不相同了， ‘立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他们不但不劳动，而且逐渐成为沉迂逸乐的寄生虫了。”这样叙述是不合殷商历史真实的，这种解释的不准确性源于他们不知道殷商是游牧民族这个事实。游牧民族的部落首领除了在战争中要指挥战事，平时是无所事事的，许多时候也参与牧民的放牧活动，因为牧民平日骑马到山清水秀的地方放牧，常常是游山玩水，而且还可以和姑娘们对唱，不像农民在田间进行沉重的劳动，所以殷商游牧民族的部落首领杂在 “小人”行列放牧是完全可能的，在这里 “小人”不应该被理解为牧民。长久生活在中原农业社会里，部落首领也渐渐成了管理社会的国王，国王与 “小人”之间拉开了距离，首领自不会参与劳动。《尚书》这部书是儒家尊之为经典的，它表述的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但在《无逸》篇上却深刻地描绘出了殷商游牧民族身上的是草原民族崇尚的生活方式。对于勤劳的农耕民族，这种生活方式正是他们厌恶的，儒家对这种生活方式持反对态度。传统在人身上都表现出一种顽固性，殷商游牧民族虽然成了中原农业区的统治民族，但仍眷恋着他们以 “逸”字为特色的生活方式。当然，他们不知 “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不知农业生产的重要，不了解农民的辛苦，每天都追求玩乐。游牧民族实行的不是 “长子继承”，而是 “兄终弟及”。商代的王位继承自第二代以下，以兄终弟及为主，王子无嫡庶之分，皆有继位的资格，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殷商游牧民族在实行统治过程中，也逐渐按农业文化的标准改造了自己，就如在继承问题上，也逐渐变为长子继承制。
游牧民族因为经常在运动中，他们在军事上往往就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奉行的多是打了就跑的游击主义，也从来没有防守边疆的说法，殷商游牧民族也如此。当稳定的农业社会一经形成，就有了守卫边疆的军事任务，到武乙文丁时期，出现了 “戍某地”的提法，甲骨文中的 “戍”是人和武器相结合的会意字。《尔雅·释言》云： “戍，遏也”，这就说明 “戍”不是进攻，而是防守，从军事上反映的已是农耕民族的需要。从武丁至帝乙、帝辛二百七十余年间，有了戍守边疆的建筑设施和军队。从这个时候看，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也就形成了。
    游牧社会都实行的是全民皆兵，平时在家放牧，一遇战事，部落首领一声令下，全体青壮年牧民都要骑着马带上武器到部落首长处报到。殷商开始也实行的这种征兵制，在殷代，兵农不分， “众人”，众和 “人”在平时都是耕种土地的农民，在战时征调出去就是战士，这种兵农结合的形式和游牧民族的全民皆兵是一样的。这种形式对于需要严格按农时劳作的农民来说是有害的，不可能长久实行下去，一定会有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征兵制度出现，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在殷商的什么年月变更的，都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后来有常备军出现，可见草原民族的兵役制度已经变化了。
    儒家为了推销自己的政治哲学，特地塑造了尧、舜、禹，把他们都塑造成圣君，同样，儒家也按自己的需要塑造了汤和伊尹。汤被塑造为明君，伊尹被塑造为贤臣，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游牧民族的首领并不是很重要的，主要在部落军事冲突中负责组织指挥军队，表现出色，受部落成员拥戴；表现无能，就会被部落成员摒弃掉，另选高明。儒家政治学说的要害是要有合格的君和合格的臣，君要明，臣要忠。一旦君出了问题，臣就要尽忠匡正，他们把夏桀王塑造为荒淫无道的昏君，而把关龙逢塑造为肝胆照日月的忠臣。夏代的君主仍然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那时还不可能产生至高无上具有绝对权威的君主。在军事对峙中，与殷商游牧民族相比，处于劣势，结果被成汤打败，成汤取而代之，这是合乎情理的。儒家却把这种首领更换塑造为戏剧性的，把成汤与夏桀作为政治的两极，一极是被美化的部落首领；一极则是被丑化的部落首领，都是为了政治理论的需要，而非历史的真实。农耕社会是管理型的，从上到下，要由行政官员实行分层管理，游牧社会则是自由松散型的，只要有一个个法典，规定一些条文，人们只要按法典条文行事，用不着纵横交叉的管理系统来管理，在成汤时，不可能有日后那种调燮阴阳，日理万机，像萧何、曹参那样的宰相，把伊尹描绘成贤相，那是儒家的假托。成汤当时还只是游牧民族部落联盟的首领，在他的周围簇拥着一批贵族，这些贵族自然也会有简单的分工。据《墨子》云，伊尹是 “庖人”，也就是给首领管理饮食的 “膳夫”，但是权力很大，看起来伊尹是贵族中的一员，对他在殷商时的记载，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伊尹是忠臣，《孟子·万章》说： “成汤死后，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毫。”这就是说，伊尹看到太甲不贤，把他囚于桐宫，自己摄行政事，后来太甲改邪归正，伊尹就迎他复位。这样，伊尹就成了风格高尚胸怀磊落的贤相。但是《竹书纪年》中却把伊尹说成另外一个样子： “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两个版本，两种不同政治态度的记载，忠也好，奸也好，都是符合儒家政治伦理的评断，都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不合。伊尹取代太甲而执摄行政事都对游牧民族，是很正常的事，适合作首领，就会被推举被拥护，不适合作首领的就会被贵族们罢去，另选贤能，所以太甲被伊尹取代，对游牧民族是很自然的，至于太甲重新复位或伊尹被潜出于桐的太甲杀死，那都是儒家们的杜撰。伊尹代太甲，正好说明成汤时代的游牧气息毕竟进入了农业社会，游牧民族不得不接受农耕文化的再造，后来，由贵族会议推选的首领渐渐发展为实行专制的国王。根据甲骨文献，商王到了后来自称 “余一人”、 “一人”、 “予一人”。《白虎通·号篇》： “王者自谓一人者，谦也，欲言己才能当一人耳。” 《尚书·太甲》孔颖达疏 “谓天子为一人者，其义有二：一则天子自称，一人是为谦词，言己是人中之义者；一是臣子谓天子为一人，是为尊称，言天下惟一人而已。”这种解释又表现出儒家的观点，这绝不是什么谦逊之词。恰恰相反，这种称谓是由首领变为国王之后，国王出现了自我膨胀，把自己看作金字塔或统治阶梯顶峰上的最高统治者，这种统治者只有一人，而非两人，更非多人，这和后来天子自称为 “朕”、“寡人”都出一辙。这种称谓的出现，标志着农耕文化在政治生活中已占了统治优势。
    游牧民族自由松散的社会渐渐按需要发展出行政官僚制度，甲骨文中出现了官员的名称，文职官员的名称有尹、多尹、臣、小臣、多臣等；武职官员的名称有：马、多马、亚、多亚、射、多射。这种分工虽然简单，但作为农业社会的管理型特征已经有了萌芽。

编辑：王馨

商朝史论（约公元前17世纪─约公元前11世纪）

殷王朝的新角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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