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大治，就没有唐代的繁荣，也就没有光辉灿烂的汉唐文化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从627年到649年共计23年。贞观之治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的局面的艳称。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他曾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不能过苛地对待民众。因此，他很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并留心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当官，不计身份，不别亲疏，推行“任人唯贤”的政策。

首先，他罢免了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魏征、戴胄、刘洎、马周、李勣、张亮等，这些人大都是知识分子，熟悉历代兴亡的史实和封建思想家治国的道理，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农民军，对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有所了解，处理政务比较接近实际。李世民还能通过选拔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家进入最高统治集团，通过修《氏族志》和发展科举制度，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适应了庶族地主发展的历史趋势。李世民又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了不少的中肯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许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职的名臣。太宗举贤任能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十分正常。他又进一步严密了三省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宰相人数增多，可以集中多数意见，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而且宰相品位不高，进退较易，使唐太宗可以破格提拔庶族地主做宰相，造成中央机构中庶族地主占优势。其次，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他坚持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使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

李世民还注意各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北方突厥贵族向中原侵扰，唐太宗坚决进行了抵抗，派李靖、李勣率领十几万军队，于630年打败了东突厥。唐朝政府把大批不甘突厥奴隶主贵族统治而南下的突厥人，安置在幽州到灵州间的土地上，又在东突厥故地设置了许多都督府州，任命东突厥贵族为都督、刺史，隶属唐朝中央政府统辖。这样，不仅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因而被北方各族尊为“天可汗”；太宗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蕾，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唐太宗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都是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来源：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