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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宋代富民兴教化民与乡村社会秩序(2)

    发布时间: 2014/8/4 0:04:2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国学网
    文字 〖 〗 )
    二、富民兴学的过程


      (一)出资办学
      富民创办教育机构,或通过集资的方式,或者以现有资产创办,多是饶于资财的富民捐资创办。学校一旦建立起来,经费虽然可以继续由创办者不断捐助,但在宋代“贫富无定势”的情况下,那些富民自身都不能保证长久富贵,就更谈不上长久保证就与经费的来源了。因此,为了使这些学校能够长期地为乡里社会服务,有的富民采取在创办之初,就同时创置部分田产的方式。这部分田产,一般称之为“塾田”、“学田”或“义学田”。如富姓张镐,“建书院,招名师,合族之子弟教之,且拨田为经久计”[13],就是明显的一例。作为社会主要财产的田地,通过采取租佃制的经营方式,具有稳定地不断增殖财富的特点。又为了使这部分田产不至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丧失掉,许多富民还制订规约,使其不得进入商品经济的范围之内。袁甫《金斗书堂记》中记载了鲍君建书堂以教族之子弟,“每叹世降道微,谁复以讲学为急务。鲍君独能捐己财诲后学,此意良可嘉尚”。南宋绍兴年间,两浙路婺州东阳县富民郭钦止为教养子孙及“乡里之秀”,创办了石洞书院,礼聘名士为师,将家中藏书搬入书院,以土地收益作为书院经费。郭钦止去世后,“诸子修之而不废”,直到50多年后的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此书院尚在当地的教育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14]
      (二)富民办学机构的管理
      许多史料所显示的情况来看,宋代学校的管理是多种多样的。既然兴办教育可以教化乡民,维护乡里社会的秩序,许多富民认识到其重要性,只有把民间兴办的教育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才可以更好地教化乡民,加强对他们的思想的控制,所以,许多富民热衷于开办各类教育机构。富民兴办的各类教育机构,如书院、义学、图书馆等,在学校规模、教学水平、吸纳生员数量等方面,都有许多出色之处,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富民对于教育的介入,给宋代乡村教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并已经成为宋代民间教育的主力。而此种局面的出现,与富民的不懈努力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为宋代私人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肯定。如富民李仲永在创义学之后,自己亲自管理。当时的“族中子弟有荒于嬉者”,“就翻以习诵萦绊为苦,乘其夜归,故撑拄所过野桥板,使之颠坠”。尽管如此,但“李不为止”,坚持把义学办下去。等他到绍兴庚辰年去世以后,却是“子孙益微,不能绍其先志”,以至于“学渐芜”,其子孙们则“或拆其屋庐,或取其木石,或据其地为居舍,沉香亦遭窃货”。对于创办义庄之后又依靠义庄而创建义学的富民来说,其管理者很可能就是义庄的管理者。而义庄的管理者,往往是当地社会推举、选拔出来的。如衡山县的“赵氏义学庄”,其管理就是“择族之贤而廉者二人掌其出纳”的。许多富民还亲自上阵,对受教者进行教育,如温州乐清县富民万世延,为培养后代读书,“敕具以馆宾席,无虚日也。笃于教子,尝葺屋数楹,读书其间,厚礼以致名师”,并常常亲自“训督点窜”,“二子俱有成,人以为荣”,“登科第自庚始,乐清自舍法罢,阅二十年无举于乡者,里巷靳之。邑人复取乡贡,自庠始”。[15]同邑富家翁贾如讷,“乐教子弟,屡延致名儒,厚其礼,终始周旋之。喜宾客,馆无虚日”[16]。为了子弟的向学,同样以重金延聘名师,广招四方宾客。本地的另一位富民张端弼,“喜教子侄,命师友必以贤答以殊礼”[17]。南宋时婺州义乌县富翁喻师“教其子孙,皆兴于学”,并经常训勉家中子弟。[18]因此对于由富民个人创办的学校来说,或是由创办人直接管理,或是另请他人管理。
      (三)延聘名士,联络乡里
      宋代的富民办学延聘名士现象较为普遍。如北宋初,江州“义门陈氏”建家塾,聚书万卷,邀请四方学者,并向其提供优厚的条件,“伏腊皆资焉”,故“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19]临川富姓郑氏,“尝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20]。江东路南康军建昌县洪氏家族,建雷塘书院,士大夫到此均有宾至如归之感,故“褒衣博带”者络绎往来,与众多的士子和学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21]。荣州荣德县杨处士善治生,后筑室聚书,办起了一个私家书院,“引内外良子弟数十人,召耆儒之有名业者教之”。[22]金华王氏,“辟家塾,延名士以训子孙”[23];建安军一孙姓富民“千里迎师,立学舍”。[24]“敦睦宗党,力行善事”的陈祖,创立桂山西塾后,便“聘致鸿硕,聚生徒学业其中”。[25]江南东路的“义门陈氏”,“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26]衡阳胡氏,“大开馆舍,延礼四方贤士以迪诸子”[27]。富民延请名师参与办学,可以通过名士的声誉确立本人在当地的崇高声望,名士所提倡的儒家思想重视教化,又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把该富民的声望通过教育所带来的教化效果传遍当地,从而树立其在基层社会的民间秩序中的权威地位。
      (四)解决书籍来源
      既然要办学,除了上述的资金、师资问题,为读书人提供可读的书籍也很重要。虽然宋代印刷术发达,书籍已不是很难得的物品,拥有书籍,对于很多读书人而言,没有充裕的资金用以购书。这就需要教育设施的创办者富民也要能够提供一定的书籍供他们学习,就是为了富民自己的子孙读书也需要大量的书籍。为此许多富民不惜财力,购买了大量的书籍。北宋中期,建安军扬子县一孙姓富民,为教育儿子,“市书至六七千卷”[28]。张氏,“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29]。江南路洪州奉新人胡仲尧,“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30]。南昌旧都一胡姓富民,“别业有华林山斋,聚书万卷”[31]。黄庭坚的祖上虽“隐约田间”,但极有远见,“聚书万卷”。[32]南宋时期的富民亦做着同样的努力,如绍兴时莆田人方于宝,家有三余斋,“聚书数万卷”[33]。洛阳胡和叔同样也是“葺馆舍,购经史,迎宿学之士”[34]。富民在购置大量图书的同时,向士子们发出邀请,“以延四方游学之士”[35]。书籍是文化播的媒介,富民所购之书亦多为他们所感兴趣和重视的,应多为官方认可的,可以从事举业的书籍。通过这样的行为可以联络各方的士人,维持富民在该地的良好社会声誉,反之,又以这样的声誉把教化的思想更好地散布出去,从而促进乡里社会秩序的稳定。
      (五)给读书人提供其他资助
      许多富民慷慨解囊,主动为读书人提供一日三餐等生活所需。如宋初的江州“义门陈氏”,在家塾中聚书无数,接待并向四方学者提供“伏腊”之资,吸引了众多的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36]再如前述宋初江南路洪州奉新人胡仲尧,“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37]。南昌旧都胡氏,也是“大设厨廪以延生徒”[38]。有的富民甚至“尽弃其产,而能招士以教子”[39]。黄庭坚的祖上,“山中开两书堂,以教子孙,养四方游学者,常数十百。”[40]。南宋时,温州乐清县富民张端弼大力资助登第士子,“里人有登第者,喜如己得。闵其贫,每资给之。虽万金不吝也”[41]。福建亦有富民勉力此举。如漳州人颜耆仲,理宗端平初“以私帑余万楮”购置田产,“尽以为‘平湖桂庄’……,以馈士之试于礼部者”。[42]富民的此类资助士人的行为,使得“士大夫喜从之游”[43],对于团结士人,巩固自己在乡村社会的地位有相当的益处。通过这些士人的宣传,可以更好地树立富民乐善好施的形象,对于富民声望的提升也有相当的帮助。这样的良好声望,更多的人脉,对于富民办学教民化俗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
      (六)捐资助学
      富民的财富是民间办学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随着宋代经济的发展,富民越来越多,及至南宋,富民办学的事例见诸史料,不胜枚举。
      富民捐资助学的形式则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捐资扩建学舍。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百姓曹诚热心助学,捐出巨额家资在戚同文旧居上扩建学舍百余间。[44]宋初兴化军没有官学,莆田人方仪以布衣身份,倾家产相资助,族人也纷纷解囊。终于建学成功。[45]其二,捐献土地。哲宗元祐四年,陕西路州宜禄县要建学,一富室慷慨解囊,捐献了一块地皮。[46]其三,南宋温州乐清富民张端弼,对本地学校的修建亦十分热心,“与出财力居多,仍率先割膏腴以养士”。[47]其四,集资助学。一户富民的财力不足以支撑办学经费时,则发出倡议,号召本邑富民共同助学。也有富民倡导当地百姓,以全民集资的形式助学。如宋神宗熙宁三年,福建路遭水灾,学舍毁坏。郡民韩昌国等200人请求由民间出资重建,不到1个月的时间,便集3000贯,建造房屋130间,有门、殿、公堂、藏书室、讲堂、教师斋房及学生用10斋。[48]由上可知,富民的捐资助学多局限于本乡本土,这对于加强乡里社会不同阶层的联系,提升富民的威望,培养人才,教化乡民有很好的作用。
    编辑:秋痕

    论宋代富民兴教化民与乡村社会秩序(1)
    论宋代富民兴教化民与乡村社会秩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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