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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史学史》:新史学的未来趋势(跋)

    发布时间: 2007/5/23 15:16:1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网络
    文字 〖 〗 )

    一、新史学的“困境”

    大凡悠久的文明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西方史学从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手中诞生以来,源远流长,不断发展,并且在吉齐亚迪尼、克拉兰敦、吉本、麦考莱、兰克等历史学家巨匠手中放出璀璨的异彩。然而,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从本质上而言,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基本上都是以书面史料(主要是档案材料)为依据,描述西方国家几千年来政治、军事、宪政和外交等方面的进化轮廓。历史著作中的主角清一色是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他们的政治活动以及动机则以民族国家或以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线索。最适宜于这种史学的表达方法自然是叙事式,即按事件发生的先后年代次序组织史料,将这些经过选择的史料编辑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传统史学和叙事史之间往往打上了等号,说明叙事式的著述方式是由传统史学的内容决定的,但这种著述方式反过来又决定了传统史学的内容和性质。这里必须说明,叙事史与中世纪那种纯粹纪年纪事的编年史有根本的不同。叙事史著作总是包含着在作者看来有一定寓意的主题和论点。例如修昔底德的《历史》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主题,试图论述这场战争给希腊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吉本的那部脍炙人口的著作主题是论述罗马帝国衰亡的原由;麦考莱的《英国史》则力图阐明自由主义的政治观,论述英国代议制宪政的兴起。

    这种传统史学自诞生以来,一直没有确立独立的地位,而是视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历史著作的评价标准是修辞水平的高下,使用优美典雅的文学语言叙述过去的故事,是历代史学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随着近代历史学的诞生,传统史学的地位发生了变化。19世纪末,从德国开始了史学职业化和专门化的进程和历史主义运动。受过高等专业训练的、以历史教学、研究和著述为职业的历史学家取代了过去写历史的非专业人员,构成了历史学家的主体。随着历史学各个分支的形成,专门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史学论著的阅读对象逐步缩小在同行的圈子里,并相互评价学术性的高低。法国历史学家夏尔·朗格卢瓦和夏尔·塞洛博斯在《历史学研究导论》中综合了博学派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系统地阐述了史学研究中有关方法论的准则。这些准则长期以来为各国历史学家们所遵循,作为历史学的规约,这标志着近代历史学作为理性探索的独立学科而诞生了。近代历史学的最高成就充分体现在多卷本的由阿克顿爵士主编的《剑桥近代史》和拉维斯与朗博主编的《通史》上。这一代历史学家自认为史学发生了革命。只要运用他们创立的方法,只要能够穷及所有的史料,重视过去,一切是指日可待的。尽管他们把自己创立的方法称作“新史学”或“科学的历史学”,但实际上仍然是政治叙事史,应当属于传统史学的范畴。真正的新史学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在50年代中期崛起的、与传统史学对立的另一类史学研究和著述的方式。

    新史学运动是由各种流派汇合而成的。其中,法国年鉴学派所起的先驱和倡导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它的影响也是最为深远和广泛的。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和美国的克莱奥学派或“新经济史”学派,构成了另两支主力军,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汇成了新史学的三大主流。当然,其他一些学者也试图对过去的历史演变提出“科学的”解释,例如法国以福科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美国的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70年代,新史学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确立了在西方史学界的主导地位。新史学的胜利应当归之于它的经过考验的生命力,那就是它的目标不在于推行一种新的哲学或信条去取代传统史学,而是致力于探索新的态度和方法,去深刻地理解和解释过去,它不是让历史事实去迁就某种理论框架,而是着力于开拓崭新的认识能力。这些都在新史学的基本特征中充分地反映出来了。

    首先,新史学从狭隘的政治史的局限中解脱出来,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当作史学的研究对象,正如布罗代尔在1956年就职讲话上宣称的“新史学是各个部分全体结合的历史学”。它所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把注意转移到过去的经济和社会方面,形成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纲领,即“总体史”(totalhistory)的理论。[1]“总体史”的思想实际上在年鉴学派创立之初,即在二、三十年代亨利·贝尔和费弗尔的“历史综合”论中已有反映。所不同的是,布罗代尔提出了他称之为“历史辩证法”的“长时间”理论,从而使“总体史”的设想有了实现的可能。“长时间”理论将历史学家从“个别的时间”转向“社会时间”和“地理时间”,从“事件的历史”转向“势态的历史”和“结构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把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从个别转向一般和抽象。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在推动这场转变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通过“自下往上看的历史”,把历史著作中的主角换成了普普通通的人民群众,尤其是穷人、妇女和各种被压迫、被歧视的人们。史学研究转向探讨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由于主题和对象的转变,研究方法必定要发生相应的急剧变化。二战以来,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和取得的显著成就为濒临“危机”的史学带来了希望和生机。新史学从不同的角度去借鉴和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特别是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且消化和改造为适应新型史学研究所必需的方法论和研究技术。在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过程中,新史学建立了许多新分支,其中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取得了特别明显的进展,在劳工史、妇女史、心理史等方面开拓了新的领域。在政治史和思想史等传统史学方法占优势的领域中,由于新方法的应用,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更重要的是,随着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消亡,史学研究的注意力还转移到了过去被认为的没有历史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并且创造了与之想适应的研究手段,例如模式比较法、回归分析法、家庭重建法、反事实比较法、系统分析法和结构-功能分析法等等。口述史学在书面史料比较缺乏地区的研究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些新方法的使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例如农具、土地耕作、项圈、手镯、遗嘱、墓葬、语言、利益、礼仪、习俗、节庆、游艺,都被赋予了符号的意义,成为可利用的史料,从而使史学研究从文字史料的限制中师傅出来了。

    方法论的更新构成了新史学的基本特征,它表现在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层次上。一个是如前所述的对其他社会科学所创造的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另一个则是在电子计算机科学蓬勃发展所提供的机会中,实现了史学的计量化。在这一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的当推美国以福格尔为代表的克莱奥学派。他们使用了大功率的电子计算机对可能收集到的数量巨大的资料和数据,作了定量处理,不仅重新考虑了过去公认的定论,包括证实、修正,甚至推翻,而且提出了被传统史学家长期忽视的新问题,填补了许多空白,同时也帮助了历史学家自我澄清了长期以来被使用的、但一直是模棱两可的历史概念,从而使作为科学的历史学达到了空前的颠峰期。

    总之,西方史学从50年代开始的从叙事式向分析式的表述方法的转变,实际上是历史学“规约”的更新,是一场深刻的方向性变化。在不少著作中,这样的变化被描述为一场“史学革命”,尽管这样一场“革命”不是由于新史料的发现,而是由于方法论和研究术的急剧转变造成的。

    正当新史学运动在庆贺自己所确立的地位,并沉湎于不可否认的业绩时,也暴露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为成就而冲昏了头脑的史学家过分地夸大了他们的成功,表现出妄自尊大的态度,对过去曾经蔑视过他们的传统史学及其对象和方法给予了不应有的蔑视。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创造的理论和方法正在日益明显地增加在一切工作中,有转变为新教条的迹象。例如勒·罗瓦·拉杜里曾说:“80年代的史学家要么是程序设计者,要么什么也不是。”甚至说:“惟有计量的历史学才是科学的历史学。”但是,这样武断的预言到今天并未变成事实,至少勒·罗瓦·拉杜里自己就没有变成程序设计者。此外,尽管新史学在几十年的实践中解决了史学研究中的不少重要问题,开拓了新的路子,但是,人们也看到,新史学带来的问题也同样不少。随着“新史学”的问题不断地暴露,史学界对于新史学“规约”的有效性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从学科演进的角度来看,这便意味着一场新的“危机”。但是,必须指出,史学界对新史学的怀疑不满并不是从捍卫传统史学的角度出发,而是对新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新史学的这些问题是本身所固有的,也是随着它的诞生与之俱来的,只不过随着新史学的进步和成功而暴露得更加明显和尖锐而已。早在费弗尔时期,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一部分人的警觉,并发出了告诫,但是,当时的新史学正处在草创之初,当务之急是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这些告诫没有,也不可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和反应。60年代,新史学在各国浪潮般地汹涌向前,向传统史学发起了总攻,对本身的缺陷也无暇顾及。

    新史学的问题一部分是由于本身的理论造成的,一部分则是由于技术问题造成的,当然也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原因。首先,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史学家对史学研究和著述中的主体应当持什么样的态度。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反对,最主要的表现在从人物和事件的叙述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分析。随着这一重大转变,过去历史著作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逐渐隐退和消失,代之以经济增长、社会变革、人口增长、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流动的数据和分析,因此被称作“没有人的历史学”。[2]即使新史学的某些著作也把人作为研究对象,但这些人都是作为抽象的和集体的人,表现为“类型”和数字,失去了清晰可辨的面目,生动的语言和行动。从新史学著述中看到的只有人所处的周围环境,而作为历史发展和演变中起中心作用的主角,即具体的人,不再被提起了。另外,从其他社会科学中作为基本特征的“无时性”带入了史学研究。结果,为了硬行将史料与社会科学挤进“科学”的行列,却忘记了“历史学首先是有时代背景学科,它的对象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下的特定问题和特定人物。”[3]

    其次,新史学揭示了经济和社会在长时期中的演变对于短时段中的事件和人物的意志有决定关系,重蹈了传统史学中单向因果关系论和目的论的覆辙。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都在发生着作用,就在年鉴学派主张的生态关系中,即在人口增长、粮食供给、气候、经济增长、价格变化与人的价值观念、思想和习俗之间也存在着极其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历史上,群体文化和个人的意志也不完全是被动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发挥了独立因素的作用,也对自然力量和人口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理论上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永远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会相反。例如法国社会史研究发现,避孕措施的采用和传播,早在工业化以前的一些人口并不密集的村庄中就开始了,并不是由于人口增长的环境压力造成的。英国的家庭史研究也表明,核心型家庭早在17-18世纪以前英国的传统社会中已经出现,而不是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此外,在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的清教派伦理和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独立的因素,形成于英国和北美的宗教活动中,然后在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因此,经济、文化、社会与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依时间和地点而不同。再次,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往往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决定了社会结构、财产分配、农业制度,甚至群体文化。1066年英国的诺曼征服就是明显的例子。16-17世纪,西欧(主要是英国)、西北欧和东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道路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力量的主导作用。因此,新史学忽视政治史的做法重新造成了史学研究中的某些空白。这是引导西方史学界重新认识政治权力、军事力量、个人的政治决策以及战争的机会在历史发展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

    第三,心态史是兴起和发展把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范式推到了发展的顶点,同时也正是这些成功引起了对年鉴学派的范式的解体。首先,心态史的研究实际上不知不觉地把重点从旧范式的第二个层次转向了第三个层次,注意力逐渐集中在反映民众意识的短期事实上。结果,在旧范式中本来已经划分得非常清楚的社会结构和个人行为之间界限变得含糊起来了。随着这样的转变,不仅“长时段”理论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研究方法上也逐渐由定性的描述取代了量化分析,在表达方法上自然造成叙事式取代分析式的结果。例如,拉杜里在1972年写的《历史学家的领域》一书中声称“没有计量化的历史决不是科学的历史。[4]”然而在他后来的著作《蒙太荣》和《罗马狂欢节》中,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那些可以用来揭示心态的短期事件上。不但没有使用计量手段,而且在表达方法上纯粹是叙事式的。难怪斯通把这一现象看作是“叙事式复兴”的开端。[5]随着对集体心态研究的加深,年鉴学派也逐渐发现集体精神不能简单地看作物质环境(即社会)的被动反映,而是历史现实中相对独立的决定因素之一,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必定优先于或决定于文化关系,甚至它们本身有时也是文化时间和文化生产的领域。所谓第三层次于是不再成为一个层次了,三层式的结构自然随之崩溃。

    第四,以第二层次的结构和势态为重点的旧范式带来了研究工作中的缺陷。这种旧范式声称它能够适用于一切历史时期和一切地区,但由于它同时又强调长时段的连续性比短期的变化更为重要,因此实际上只能应用于社会结构比较稳定的时期,而忽视动荡和革命的重要时期。研究重点自然集中到了法国革命以前的各个时期(占《年鉴》杂志发表文章的65%)。因此,年鉴学派的论著表现出共同的缺陷是“把研究工作的核心放在识别稳定的社会系统上。更令人惊讶的是,它忽视了对社会变化的研究,也不关心社会变化的理论,更缺乏对一种历史形态转变的研究”。[6]

    第五,年鉴学派的旧范式的解体开始于对跨学科历史研究(即布罗代尔所说的“人类科学”)的信念全面崩溃。[7]它过分强调了结构和势态中物质环境因素的决定作用。结果,不仅历史事件被当作消失了,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学”。弗雷更加尖锐地指出:“年鉴学派只研究‘经历和问题’,却不深究‘经历和问题’何由产生。因此,现在的年鉴学派只是一种使人景仰的影响和声望。它再也不是一种思想学派,甚至不再是一种集体精神了。”[8]

    在年鉴学派的历史时间的结构中,研究对象仅仅是物质环境,结果造成了用静止和停滞的观点看历史,尤其是年鉴学派集中力量加以研究的14-18世纪的欧洲历史被说成是“几乎不变的历史,什么变化也没有,绝对没有,因为社会僵死地被禁锢在传统和不变的‘经济——人口状态中’。”[9]按照这样的方式研究这段历史,什么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近代民族国家的教育、科学、法律、宪政、官僚制度、军事组织、国家机关、财政制度等方面在这五个世纪里发生过的重大转变也从他的历史著作中完全消失了。这种盲目性是因为僵化地拘泥于“长时段”的原则而特成的,连年鉴学派中的同行们也无法忍受,并导致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年鉴学派内部的分化。

    从研究技术角度来看,新史学的计量化本来是它的最大优势,反过来也造成了新史学的最大问题。计量史学到70年代已达到成熟的境界,在史学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经济史、人口史、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史,甚至在采用选举和决策模式研究和文化传播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系列史”采用系列数据的分析和对比取代了过去充斥于著述中的随意抽样数据,无疑增强了论述的逻辑性、可比性和说服力,所有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计量史学的作用被过分地夸大了,它的成果也远没有二、三十年前估计得那么大。例如在英国、法国和美国革命原因的探讨中,尽管计量方法大量使用,但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的结论。人口史中计量化的使用是成绩最突出的,但是连西欧人口为何在1640年后突然停止增长而1740年以后又突然大幅度增长的原因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可以说,计量化的方法在解答“什么”和“如何”的问题上是比较成功的(传统史学也着重于解释这类问题),但是在“为什么”的问题面前依然表现出惊人的疲软无力。更明显的缺陷是,由于否认非计量方法的科学性,在计量化研究项目中,一些同样十分重要、但无法计量的问题和领域往往被摒弃了,例如福格尔等人关于美国黑人奴隶制度的著名研究对黑人的家庭结构、伙食、卫生和健康状况等问题的量化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被视为史学方法论中的重大突破。但是,在黑奴和奴隶主的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同等重要的问题上却未着一笔,原因很简单,因为对这类问题所拥有的资料无法作计量分析,结果产生了极其荒谬的结论。由于这样有意的“疏忽”,许多基本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例如城市史的计量研究不去说明社会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社会究竟哪个更为“开放”,英国革命前贵族和乡绅究竟是兴起还是“衰落”,经过了几十年的研究,就是由于计量化的不完整性,因而仍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计量化方法带来的另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研究成果的不可验证性,这也在美国克莱奥学派的著作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他们的作法与某些史学家仅仅使用微机处理数据、图表和百分比的简单计量方法不同,而是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技术队伍,编制程序,用功率哈大的电子计算机对收集起来的大量数据作处理,其中涉及到极为高深的数学原理和公式的运用。由于这类工程的庞大和复杂性,在每个环节上都可能出现数据是否充分和可靠,重要的数据是否被遗漏,程序的编制是否正确等种种问题,加上从事这项研究的历史学家是否都具有足够的数学知识的训练等等,都可能导致错误,而他们的错误又是无法发现的,因为他们使用的数据不是反映在出版物的脚注上,而是储存于磁盘(带)和打孔卡片中,秘不宣人。何况,他们的论文和专著都是使用数学理论和公式及专门的数学语言的形式来表达成果,一般历史学家是无法读懂的,因而只好望而却步,哪里还有余兴去验证一番。

    电子计算机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还有一个“废输入、废输出”的问题(用计算机科学的术语,即GIGO效应)。例如西德一位历史学家试图分析威廉二世近臣的社会成分,他把全部的有关传记和资料转换成打孔卡片,输入计算机。于是,计算机告诉他:“威廉二世的近臣基本上是由出生于易北河东岸地区的贵族组成。”这等于什么也没说,然而,在这类研究中投入了那么多的设备、经费和人员,但是与所取得的成果是否相当,许多历史学家也常有啧言。

    最后,年间学派最初的目的是反对历史研究中教条的束缚,可是它自己也逐步地演化为一种新的教条,凡不属于经济、社会和心理领域的和不使用计量方法的历史研究全部受到排斥。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连方法和技术也成了崇拜的偶像。这种近乎专制的态度引起了年鉴学派内部的不满。他们指出“这只不过是用技术更先进的实证主义去取代旧的实证主义罢了。”[10]

    对新史学的不满还有来自学科以外的原因,那就是广大的一般读者的需要。历史著作从传统上就是满足民众心理消费的产品之一。当传奇英雄小说在18-19世纪失去了读者的青睐时,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取而代之。马考莱写的《英国史》广为传诵,极为畅销,以至成为淑女们梳妆台上的必备之物。19世纪末历史学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开始拉开了历史学与民众的联系,史学著作开始以史学家为对象,例如伽地纳的《英国史》,史实详尽,考证严肃,论学术性,麦考莱的《英国史》难以比肩;论发行量,伽地纳却不及其十之一成。新史学运动则把这个距离拉得更大了,原因很简单,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也无法读懂他们的著作。新史学运动无疑提高了史学研究的质量和学术水平,但是,佶屈聱牙的专门术语、枯燥的数据、深奥难测的理论和数学公式,在史学家和读者公众之间筑起了一座高墙,反倒失去了历史学的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尽管如此,民众并没有因为这一隔阂而失去了对历史的兴趣。相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唤起他们去追溯过去。例如美国的性解放运动造成了家庭解体的趋势,引起了社会的不稳定和广泛的不安,这激发了人们对社会史和家庭史的浓厚兴趣,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发展。遍及欧美的女权运动也要求史学家去重视妇女在历史上的地位,推动了妇女史的研究。读者公众对新史学运动并不持排斥态度。相反,他们对新理论和新方法充满了兴趣,也给历史学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要求他们给予解答。他们更希望从“新史学”深刻地揭示过去社会的成果中找到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方法。不过,他们对那种史学家之间专业对话式的著作缺乏耐心,对计量史学中明显的不完整性也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甚至愤怒。他们需要的是大量的容易为他们理解的、有精彩叙述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的史学著作,例如英国的《今日历史》和法国的《历史》上反映新史学成果的通俗读物,以及属于西德等国“历史论坛”运动和美国史学“圆桌讨论会”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讨论文章。读者公众的这种迫切需要并不是意味着降低新史学的水平,恰恰相反,是要求它为建立新的政治文化或公众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以上这些问题——当然还不止这些——的暴露,迫使新史学去探索新的途径,而探索新途径的努力和实践不是产生于传统史学而是产生于“新史学”的营垒,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二、叙事史的复兴

    1972年,法国年鉴学派著名历史学家勒·罗瓦·拉杜里曾说:“当今的史学是计量式、统计式和结构式的史学。它为了自己的生存,一定要消灭对方。近几十年来,叙事史和人物传记实际上已被宣判了死刑。”然而,为叙事史唱挽歌似乎早了些。进十几年来,西方史学研究和著述的事实证明,叙事式史学不但没有“寿终正寝”,而且在各国都有复兴的势头。更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当前大力鼓吹复兴叙事史并着力实践的主要是几十年来致力于创立新史学而辛勤耕耘过的著名历史学家。例如,劳伦斯·斯通在《过去和现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被称之为“反映和推动了历史学新趋势的”、“影响极为广泛的”著名文章。[11]标题偏偏是《叙事史学的复兴》。他在这篇文章中把新出现的叙事史称作“新的旧史学”,打起了“新叙事史”的旗号。在近期出版的许多历史著作中,许多作者都自觉地使用了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兹创造的“厚描述”一词所表示的方法。[12]以研究法国中世纪农村社会结构而著称的乔治·杜比,写了一本书去叙述12世纪发生的一场战争,以揭示法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13]这在过去也是难以想象的。卡洛·金兹贝格在《奶酪与虫》一书中也详细地描述了16世纪意大利北部一个磨坊主的世界观,从中透视出宗教改革观念的传播在下层社会中造成的思想和心理上的不安。就连家勒·罗瓦·拉杜里本人也着手用叙事手法在《蒙太荣》中描述了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脉中一个村庄中一个个村民的传记,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死亡,劳动和性行为,宗教和习俗,提供了一幅充满了独特和个别的图景。与他的早期著作《朗格卢瓦的农民》相比,不难看出其中的深刻转变。这些都说明,叙事式史学的复兴,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不过是表述成果的方式有了变化,但是,从本质上而言,这反映了西方史学再次出现了方向性的深刻转变。

    卡蒙在归纳美国80年代史学的发现特征时指出,“美国的历史学家不仅加强了分析性,而且更加重视丰富的叙事史。许多历史学家在进行理论化和归纳的同时也比以前地点和时间的特殊性了。总而言之,他们认为决不能过去当中的‘过去性’。”斯通认为:“当我发现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正返回去使用某种叙事的形式”时,已经意识到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4]他在用“新叙事史”这个概念来描述西方史学发生的变化时着重指出:“新叙事史”这个词当然不足以概括实际上正在发生的、关系到整个历史学性质的广泛变化。这些变化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情感;对历史学发生影响的学科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转向了人类学和心理学;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了个体;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论转向了整体的多因素论;在方法上则是从群体计量话转向个体抽样;在排列和组织史料上从分析转向了叙事;历史学中所有这些内容、对象、方法的表述方式的多方面变化是同时发生、相互促进、紧密配合的。没有任何一个术语可以恰当而贴切地表明这场变化的丰富内容和含义,目前只能新叙事史这个词来表示。”法国历史学家维因在《论历史写作》一书中也提出了“历史学就是叙事”的命题,并且在勒高夫、夏蒂埃和内维尔的《新历史学》中得到响应。维因认为:“历史学和物理学的真正差别在于前者把事实归于规律之中而后者把事实归于情节的集合之中。因此,历史就是叙述事件。叙事就是把历史上行动者相互之间看起来是局部的、混乱的和不可理解的情节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和解释。”他说,历史不能简化为几何图形,也不是由等级高低不同的事件组成的结构。“如果某个历史学家想要认识内维尔的农民,唯一的做法是把那里农民的各种散在的情节(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态度和行为)分为各类项目重新归拢起来,变成具体的资料。这些项目的集合就是内维尔农民是生活。”[15]“因此,历史学家没有方法,因为它不要求任何方法。只要叙述的事情是真实的,就满足了它的要求。”[16]至于理解和解释,维因认为它们不能同叙事分开。“所谓解释不过就是叙事时把可理解的情节组织起来而已”,“只是叙述得更好而已。”[17]维因的这种“情节历史理论”(TheoryofPlot-History)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例如他说“历史上不存在什么生产力,只存在进行生产的人”[18],并没有为探索新的范式带来建议性的后果,只不过反映了对旧范式的不满情绪。他代表了新一代的年鉴学派的想法:布罗代尔在探索地中海世界历史上的生物、地理、人口、气候和经济因素的结构时,心态史在力图揭示集体精神的各类表达方式时,都把历史的主体从历史中驱逐出去了。因此,肖努另外创办了一份新杂志《历史、经济、社会》,反对把政治和文化视为“第三等级”从历史研究中排除出去的倾向,为“在方法论上不拘一格的,对研究主题不作硬性规定的人类科学”著述提供论坛。

    新叙事史的出现并意味着西方史学的倒退。相反,它反映了西方各国的历史学家正在提出新的问题,探索新的方法,寻找动力。新叙事史与传统的叙事史有本质上的差别。首先,新叙事史的主题仍然是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行为和感情,而不是统治阶级和有权势的精英。其次,新叙事史继续使用新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分析依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计量手段也在尽可能地利用,不过采用了更加严谨和谨慎的态度。再次,新叙事史开拓了新的史料类型。最后,在叙事的过程中,情节的内容所加强,但作者的叙述寻找语言和动作等符号中包含潜在内容,揭示过去社会和文化内部所具有的功能。

    新叙事史的出现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很强的生命力,为西方史学摆脱困境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措施。但是,应当看到,新叙事史也给历史研究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第一,新史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即把研究对象——过去的社会——看作总体,使用系列数据去印证其发展和变化的趋势。总体史于是成了新史学各种学派追求的最高理想,社会史也转变成了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历史学。新叙事史的基本方法是抽样,即利用经过选择的和具体而独特的事例来支持作者的某种理论。因此,新叙事史所关心的不再是作为整体的社会,而是社会中的某个部分,例如某个城市、乡村、工厂、街道或某种文化事实。这种转变小而言之使新叙事史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地方史,大而言之,传统叙事史的那种缺乏科学根据和说服力的缺点再次表现出来了。金斯伯格曾经说过:“伽里略以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计量方法和客观方法的特征,它使人文科学处于两难的窘境中:要么采用科学性很强的标准却只能创造出意义不甚重大的成果。”[19]新叙事史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些史学家在后一种选择中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后仍感到茫然的结局下转向了第一种选择,但意味着总体史的想象已化为泡影,“停止了为过去的变化作出完整解释的努力。”[20]这就要求被选择来作详细叙述的人和事件应当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且要保证这些被选择的人和事件能反映正常而不是反常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件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凡被历史学家认为值得作详细描述的人和事件总是反常的。例如拉杜里、阿里埃、勒·高夫所使用的诉讼记录中被控告、被捕或被传呼到法庭的人恰恰是因为他们有过反常的行为。他们的证词所反映的生活和观念当然也不属于正常,因而便失去了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三个问题是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即历史学家的解释能力。新叙事史要求历史学家通过描述具体的人和事件去反映时代的思想和意识,进而揭示社会和文化的结构和功能,这就要求他们不仅具备旧叙事史家的经验、技能和知识,而且要具备新史学家对经济、社会、心理和文化进行分析的能力。这无异等于要求历史学家具有他们实际上无法具有的素质。在科学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要掌握这么多的知识——或者说要求同时掌握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哪怕是最基本的知识——对于一个即使是极有天赋的历史学家来说,如果说不是决定不可能的,肯定也是极其困难的。如果历史学家不具备这样的素质,新叙事史必然要落入传统的叙事史的窠臼,为序数而序数,变成了纯粹的讲故事。此外,新叙事史还给史学工作者的教育和培养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新史学家曾经预言未来的历史学家是“穿白大褂的程序编制员”,而且要把他们培养成身着传统黑色学袍重新拿起修辞学、校勘学、古文字学、语文学等教科书的学究。或许他们还要加上什么符号人类学或诠释学等课本。

    尽管如此,目前却能够看到另一个明显动向的出现,那就是从文化人类学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中吸取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把文化因素摆在重要地位上。[21]在文化人类学中,对年鉴学派影响最大的是米歇尔·富科。他试图寻找制约历史实践的规则,为此他把德国学者诺贝特·埃里亚斯于1939年写的《文明化过程》重新介绍给读者。[22]按照埃里亚斯的观点,欧洲历史的转折是那些规定着价值观念的上层人物构成的社会力量造成的。富科把这个观点引申为文明化过程的实质是社会纪律不断加强的过程。总的来说,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人们的自发行为在中世纪是得到宽容的。但是,进入近代的早期后,制定了越来越多的纪律,以维护道德为借口,形成了复杂的外部限制系统。近现代的文明化过程则是社会纪律内在化的过程。重大的历史转变并不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是决定价值观念的权力分配推动的,必须用“微观权力分析技术”去分析概念的内涵在每个时代的不同含义。例如“人类和性这样一些范畴是人类自己在18世纪从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创造出来的。在这些东西里面,时间关系不能为历史研究提供任何基础。”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一种权力知识的关系如何被另一种权力知识的关系所取代。”[23]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并没有接受富科的观点,但无法回避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提出的挑战:既然他有利地证明了历史研究中不存在“当然”的思想对象,也没有结构,更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不能用整体史的方法进行研究。

    年鉴学派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多年来展开了十分活跃的论战,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像表面那么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在法国史学界的影响十分强大,特别是关于文化在法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观点已经在年鉴学派的散佚中明显地反映出来了。汤普逊在《狩猎者和黑面人法》中应用文化分析的方法证明英国的统治者通过不断扩大“罪行”这一概念的内涵,把社会纪律强加在劳动者头上(即应用葛兰西提出的权力论对英国进行历史的分析)。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把这种形成的文化分析应用于分析法国的工人阶级。[24]同样的理论和方法取向在过去两年中出版的年鉴学派的新著作,例如比埃尔·诺检主编的《纪念地点》和保罗·维因的《私生活史》都体现出来了。总之,新一代年鉴学派能否在前辈几十年惨淡经营的成果上,通过结合文化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有效成分,把心态史研究和文化研究融合为一种新的社会史理论,从而创立年鉴学派的新范式,并创造出崭新的成果,虽然已成趋势,但结果如何,目前仍不明朗。

    新叙事史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方式在西方史学中将会永远占有一席地位还是昙花一现的时髦,现在还难以断言。不过,可以肯定,不管新叙事史的前景如何,它都不可能永久垄断西方的史学领域。正像新史学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传统史学的消亡一样,新叙事史取得成功也不意味着新史学的终结。西方史学早已结束了由一种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多种范式并存的结局。希冀于某一种史学研究方式可以达到穷尽真理的目标,或某种历史研究方式自视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都是不切实际的。综观西方史学二千余年的演变和进展,也许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一些表面上相互对立甚至相互取代的范式,实际上是在相互补充和合作。史学研究每取得一个重大的进步都从不同范式的相互补充中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

    [1]格伦尼松:《法国史学研究》(J.Glenisson,LarecherchéhistoriqueenFrancede1949a1966),巴黎1965年,第57页。

    [2]拉杜里:《历史学家的领域》,第285页。

    [3]斯通:《过去和现在》(LawrenceStone,PastandPresent),牛津1984年,第17页。

    [4]拉杜里:《历史学家的领域》,第11页。

    [5]斯通:“叙事式复兴”(L.Stone,TheRevivalofarrative:ReflectionsonaNewOldHistory),《过去和现在》,第82(1979),第2页。

    [6]内维尔:“年鉴学派:连续性和非连续性”(J.Revel,TheAnnales:ContinuityandDis-continuity),《评论》,第1(1978),第16页。

    [7]内维尔:“年鉴学派: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第17页。

    [8]弗雷:“年鉴学派以后”(F.Furet,BeyondtheAnnales),《现代史杂志》,第55(1983),第89页。

    [9]拉杜里:《历史学家的领域》,第89页。

    [10]夏蒂埃:“思想史还是社会文化史?法国的轨迹”(R.Chartier,IntellectualHistoryorSocio-CulturalHistory?TheFrenchTrajectories),载拉卡普拉和卡普兰编:《现代欧洲思想史的再评价和新观点》(D.LaCapraandS.L.Kaplan,eds.,ModrenEuropeanIntellectualHistory:ReappraisalandNewPrespectives),纽约1982年,第25页。

    [11]伊格斯:“八十年代的历史学”,《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02页。

    [12]格尔兹:《厚描述:建立文化的解释理论》(C.Geertz,InterpretationofCulture,纽约1973年,第3页。

    [13]杜比:《1214723日,布文内的星期天》(GeorgeDuby,LeDimanchedeBouvin-es,27juillet,1214),巴黎1973年。

    [14]斯通:《过去和现在》,第21页。

    [15]维因:《论历史写作》(P.Veyne,CommentonecritIhistoire:essaidepistemologie,巴黎1971年,第21页。

    [16]维因:《论历史写作》(P.Veyne,CommentonecritIhistoire:essaidepistemologie,巴黎1971年,第69页。

    [17]维因:《论历史写作》(P.Veyne,CommentonecritIhistoire:essaidepistemologie,巴黎1971年,第23-24页。

    [18]维因:《论历史写作》(P.Veyne,CommentonecritIhistoire:essaidepistemologie,巴黎1971年,第138-139页。

    [19]金斯伯格:“科学范式的根源”(G.Ginzburg,RootsofScientificParadigm),《理论与社会》,第7卷(1979年),第276页。

    [20]斯通:《过去与现在》,第22页。

    [21]赫顿:“心态史:文化历史学的新图式”(P.H.Hutton,TheHistoryofMentalites;TheNewMapofCulturalHistory”),《历史和理论》,第20卷(1981年),第237-238页。

    [22]埃里亚斯:《文明化过程》(N.Elias,TheCivilizingProcess),纽约1978年英文版。

    [23]富科:《纪律与惩罚》(M.Foucaughlt,DisciplineandPunish),纽约1979年。关于富科的基本观点可参考戈尔德斯坦的“社会学当中的富科:‘学科’和职业的历史”,《历史和理论》,第23卷(1984年),第170-192页。

    [24]参见塞威尔:《从法国旧制度到1948年的工人语言看劳动和革命》,剑桥1980年。

    作者:杨豫

    编辑:汀滢

    吴承明:法国年鉴学派
    西方历史编纂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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