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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素:历史学作为一门艺术

    发布时间: 2007/4/30 9:12:1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网络
    文字 〖 〗 )

    我再考虑这次演讲的主题时,颇有惶恐之感。我知道,在我的听众中间有我非常尊重的专业历史学家,我决不应表现出想要544教训他们如何做他们的工作。我是作为一个消费者,而不是作为一个生产者来讲话的。在商店里有一句格言:“顾客总是对的。”但是学者们(我希望其中也包括我自己)比店主更傲慢:如果消费者不喜欢出售给他的东西,那是因为他是一个庸人,而且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对他是有益的。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同情这种态度的。对一位数学家来说,试图使一般读者满意是绝对办不到的。各门自然科学中的严肃的问题,首先是写给专家们看的,虽然有些胆量较大的科学家写了一些打算使你毛骨悚然的应时作品。但是这些著作并没有被他们的科学家同行们看作是他们严肃工作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书不是有助于而是有损于其专业的声誉。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历史与数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情况是不同的。我们必须有物理学家;更不幸的是,在计算机变得更便宜以前,还必须有数学家,可是一旦获得了这一可喜的成就,教人做算术就没有意义了,而乘法表也会被当作一种过时的教具放在桦树条旁边。但是在我看来,历史属于另一个不同的范畴。乘法表虽然有用,却很难叫做美。有关人类命运的基本智慧,极少是通过记住乘法表的较难的条目来发现的。另一方面,历史学——我将这样坚持认为——就像人们公认的诗歌的情况那样,是每个人精神生活中值得想望的一部分。如果历史学要起到这种作用,它只能通过迎合那些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的兴趣才行。我自己对于阅读历史一直非常感兴趣,而且我感激那些在其著作中给予我——作为一个消费者而不是一个生产者——所期待的东西的历史学家们。我想讲的,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我希望说明那些不是历史学家的人们,从历史中应该得到什么。而且我认为,这是你们将承认非历史学家有权表示意见的一个题目。545

    关于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一直存在着据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许多争论。我想,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这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屈维林的《英国社会史》,从艺术的观点来看,确实值得赞扬,但是我记得其中看过一段叙述,大意是说英国的海上优势应归因于鲱鱼习惯的改变。对于鲱鱼我一无所知,因此我承认这一叙述的权威性。我的论点是,它是一门科学,并且它的科学性决不减损屈维林著作的艺术价值。然而历史学家的著作,按其以科学为主题或者以艺术为主题,可以分为两部分。

    当人们把历史作为科学来谈论时,也许有两种很不相同的意思。从一种比较平凡的意义上说,科学只是指弄清历史事实。在早期的历史中,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那里,证据不仅缺乏,而且含蓄;就是在晚近时期,就像实际上易于发生的那样,每当出现证据之间的冲突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对普罗科匹乌斯我们应该相信到什么程度呢?从拿破仑在圣赫仑拿岛的苦心孤诣的写作中,是否能得到任何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呢?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科学的,因为它们涉及到对各种不同的证据来源所应该给予的估价。它们是历史学家可以颇有理由地对其他历史学家讲述地问题,因为需要考虑的事情多半是难以理解的和专业化的。这类工作是企图写大部头历史书的前提。历史学必须受到忠于事实的企图所支配,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艺术来进行研究。忠实于事实是艺术的一个规则,但忠实于事实这件事本身并不能使历史学具有艺术上的优点。它就像十四行诗的规则一样尽管被严格遵守,却不一定增加诗篇本身的价值。但是,甚至从最纯粹的艺术观点来看,除非历史学家尽最大努力来保持546对事实的忠实,否则历史学就不值得称赞。在这种意义上说,研究历史是绝对不可少的。

    历史学企图成为符合科学的东西,还有另一层意思,而且这种意思引起了一些更困难的问题。在自然科学已成功地发现了各种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意义上说,历史学也力求用同一种方法去发现联结各种事实的因果律。企图在历史中发现这些因果律,完全是值得称赞的,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赋予历史研究最高价值的东西。我在四十年前读过而如今已经忘记了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极好的讨论;我指的是乔治·屈维林的《克里奥女神》。他指出,在历史中,我们关心的是各种特定的事实,而不仅是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许正像某些指出的那样,拿破仑在莱比锡的战败是因为他在德累斯顿战役后吃了一只桃子。如果情况是这样,这当然不是没有意思的事。但是它所联结的事件,其本身是更有意思的。在自然科学中,情况正相反。例如,“日蚀和月蚀”本身并不是很有趣味的事,除非是为了确定极早时期历史的特定时刻,就像小亚细亚的那次“蚀”一样,它有助于确定泰勒斯的时期和中国公元前776年的那次“蚀”的时期(某些权威说,它是发生在公元前775年。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们去考查)。但是,虽然大多数的“蚀”本身是没什么意思的,决定其重复出现的规律却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事;而这些规律的发现,对消除迷信极为重要。同样,现代物理学所依据的各种试验论据,要不是因为它们有助于确立因果律的话,将会使人不感兴趣。但是,历史就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对那些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那末历史学就547会失去大部分价值。在这方面,历史学就像诗歌一样。在探索柯勒律治为什么写出《忽必烈汗》时,人们会有一种好奇心得到满足,但是这种满足和我们得之于这首诗本身的东西相比就无足轻重了。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否认:如果有可能发现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乃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相当有限的范围之内,那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沙姆定律是这种因果关系中最为人所公认的一个例子。整个经济学,只要它是正确的,都是由历史事实所说明的因果律组成的。但是,正如现在大家都承认的,经济学中所假定的一些规律,其正确性比一百年前所认为的更为短暂和更为局限。寻求这种规律的困难之一是:历史中的重复现象不像天文学中那么多。迈尔斯在他的小册子《历史的黎明》中认为,阿拉伯有四次旱灾引起了闪族征服的浪潮,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很难想象同样的原因在今天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即使有关过去的历史因果关系已经被证实,也没有多少理由去预期这些关系在将来也会有效,因为有关的实际情况是那么复杂,以至一些无法预料的变化会使我们的预言发生错误。任何历史学家,不管他多么有学问,都无法在十四世纪预言由哥伦布和达·伽马所带来的变化。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历史中的科学规律并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么重要,或那么容易被548发现。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那些历史发展的大图式,这些大图式曾使从圣奥古斯丁到汤因比教授那样的许多杰出人物为之神往。在近代,有关人类发展的一般理论的最重要的创始者,是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他们两人都相信过去的历史服从于一种逻辑三段论的格式,都认为这种格式提供了预言将来的一种手段。他们两人都没有预见到氢弹;而且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一种编造出来的有关人类发展的学说,使我们能够预见到这一精巧的装置的后果。假如这种想法看来令人沮丧,我想补充另一种比较令人愉快的看法:我不能接受斯宾格勒的观点,即认为每一个社会都像一个人的躯体一样必然会衰老和死亡。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把一个社会和单个有机体强行进行不适当的类比的结果。大多数社会是由于残杀而不是由于衰老而灭亡的。有些人可能坚持认为,中国社会从汉朝灭亡以后就一蹶不振了,它幸存下来了,那是因为西域各国人口稀少的缘故。但结束中国传统文明的,并不是任何新出现的内在的弱点,而是与西方交往工具的进步。斯多葛派中的某些人曾经认为,世界会周期性被大火烧毁,之后又重建起来。这一观点中显然有些东西适合人们的先入为主之见,并且以比较适当的方式,构成了历史学家们所编造的几乎一切关于人类发展的一般理论的基础。我可以说,所有这类理论都不过神话而已,这些神话令人愉快或令人不愉快,要视其编造者的气质而异。

    历史学中有一个部门总是引起我的兴趣,也许超过了它所固有的重要性。这就是历史中的稗史:那些已从其母国的主流中分离出来的社会,又经历未曾预料到的渠道慢慢注入其它江河的主流中去。从这个角度看,克特里亚的希腊人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我曾以为他们像被沙漠吸干的一条河一样,已经完全消失了;后来我很高兴地知道,他们早已成为佛教艺术的源泉,549并且经历了许多世代,在很多国土上产生了东方的雕塑艺术。同一类稗史的另一个例子,是保加利亚的波果米耳派,他们是马西亚和摩尼的不出名的弟子,他们的教义,通过某些误入歧途的十字军战士的传播,而为北意大利的纯洁派和南法兰西的阿耳比派所接受。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同类例子,出现在新英格兰的历史上。我从童年时起,就知道普莱德的清洗,那时傲慢的战士以神学真理和军饷的名义使长期国会战栗,但是我从来不想知道1660年以后的普莱德怎么样了。1896年我被带到新英格兰的一处叫做普莱德十字路口的地方,有人告诉我说,它是以大清洗时的这位英雄命名的。我得悉他不得不离开本国而定居在一处荒芜和岩石嶙峋的海岸,那里的冬季漫长,土壤贫瘠,而且还有危险的印第安人。也许在查理二世和他的朝臣看来,普莱德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但是两个半世纪以后,普莱德的子孙们统治了世界,而查理二世的子孙们却在他们的怒容面前颤抖。

    现在我来谈谈我的主要论题,这就是:历史学能够而且应该为一般读者做些什么。我并不认为历史书是为历史学家们写的;我一直认为历史是受过教育的人的学问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并不认为诗歌只应由诗人朗诵,也不认为音乐只应由作曲家们聆听。同样地,历史也不应只由历史学家们所知。但是很明显,有助于那些非历史学家精神生活地历史著作,必须具有专业性著作所不需要有的某些特点,反过来说,它也不需要具有人们在学术性专著中所要寻找的某些东西。我打算谈谈——虽然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我个人从阅读历史书籍中所得到的感受。首先我要谈谈个人生活中某些新的方面,这就是一种沧海一粟之感,而不是一种紧紧受到束缚的孤立存在之感。人的兴趣被他那从生到死的短暂的时间所限制,他目光短浅,缺乏远见,这就不能不使他的希望和要求的范围变得狭隘。而且凡是适用于个人的,也适用于一个社会。那些只有很短的历史的社会,给欧洲人一种难以理解的单薄和孤立的印象。这些社会中的人,觉得自己不是许多时代历史的继承人,因此他们打算传给自己后继者的东西,在未来的人们看来——他们有着丰富多彩的过去,并且由于了解经历了许多时代缓慢和痛苦的成就而得到启示——是枯燥无味和缺乏感情的。历史使人们认识到:在人类的事务中,是没有终点的;不存在可以达到的静态的尽善尽美和不能再高的智慧。不管我们的智慧达到了什么程度,与可能达到的智慧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无论我们抱有什么信念,甚至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信念,它多半不可能永久地维持下去;而且,如果我们设想它们体现了永恒的真理,那么未来就可能会嘲弄我们。过分肯定必然性,是当今世界上许多最坏的事情的根源,而且这正是历史的沉思所应当为我们纠正的东西;这样说,不仅是因为(或者说主要不是因为)过去有智者,而且是因为许多曾经被认为是明智的事情,结果证明了都是愚蠢的——这意味着我们自己认为是明智的许多事情,也不过如此而已。

    我的意思并不是坚持认为,我们应当陷入一种怠惰的怀疑论中去。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信念,并且努力坚持。要完成伟大的事业而没有激情是不行的;但是在激情下面,总应该有限制我们激情所激发的行为的那种广泛的、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观察。如果551你认为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很坏,你是不是就应当去灭绝人类,以便这样一来就不再有共产党人或者资本家了呢?几乎没有人会审慎地断言这是明智的,然而这却是某些没有历史头脑的政治家似乎正在引导人类去实现的事情。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我们也不难设想无数其他的例子。

    现在让我们离开这些一般性的和相当零碎的考虑,来谈谈历史著作应当如何写,才能在非历史专业的读者中产生可能好的效果这个问题。这里首先有一个极其简单的要求:历史著作必须是有趣味的。我的意思是说,历史著作必须不仅使那些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希望知道某些系统的历史事实的人感到兴趣,而且使那些以读诗歌或读好小说的态度去读历史的人,都感到兴趣。这就首先要求,历史学家对他所叙述的事件和他描述的人物应该怀有感情。当然,历史学家不应该歪曲事实,这是绝对必要的;但要他不偏袒他著作中所叙述的冲突和斗争的某一方,则并无必要。一个历史学家对一个党并不比另一个更偏爱,而且不允许自己所写的人物中有英雄和坏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将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作家。如果要让读者感兴趣,就必须允许他在戏剧性都 事件中有所偏袒。如果这会使一个历史学家变得片面,那末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去寻找持有相反偏见的另一位历史学家。例如,宗教改革的历史,当它是由一个新教徒历史学家写的时候,也可能同样充满了趣味。如果你想了解生活在宗教战争的时代是什么滋味,那么你若既读新教徒的历史著作也读天主教徒的历史著作,你就多半能办到;但是如果你读的只是那些用完全超然态度来看待整个一连串事件的人所写的历史时,那就办不到了。卡莱尔谈到他的《法国革命史》一书时说,他的书本身就有几分是法国大革命。这是真的,因而也就使这本书具有某种永久的552价值,尽管它作为历史记录是不完全的。当你读它时,你就懂得为什么人们做了那些事情,而这是一部历史著作应该为读者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有一次我读到狄奥多鲁斯所写的关于阿伽多克勒的那些贬抑之词,后者在书中表现为一个十足的恶棍。后来我在一本现代的参考书中查了阿伽多克勒,并且发现这本书把他描写成一位温文尔雅的政治家,而且他也许并没干过人们所加在他身上的那些罪行。我无法知道这两种叙述哪一种更真实,但是我知道掩盖真相的叙述的是十分乏味的。我不喜欢某些现代历史学家所具有的一种倾向,这就是冲淡每一种戏剧性的事件,并且企图证明英雄并不真的那么英勇,坏人也并不真的那么坏。对戏剧性事件的爱好,无疑地能把一个历史学家引入歧途;但是有大量地戏剧性事件却并不需要故弄玄虚,虽然只有文学技巧才能够把它们传达给读者。

    “文学技巧”是一个笼统地、一般性的用语,也许值得赋予它以一种较为专门的意义。首先,从这个词的狭义上来说,得有文体,特别是词藻和文采。某些词,特别是为科学的目的而创造的那些词,只有刻板的意义。如果你在某一页上看见了“四面体”这个词,你就会立即感到厌烦。但是“金字塔”却是一个优美而丰富多彩的词,它使法老和阿兹台克人浮现于你的脑际。文采是依附于情绪的:强烈的感受会自然而然在文采和变化多端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因此除了其它因素以外,一个作家还需要有某种新鲜的感觉,这种感觉易于为疲劳和必须查证典据所毁坏。我认为,——虽然这也许是一个达不到的理想——一个历史学家在实际上撰述某一553篇章之前,他应该对材料了如指掌,这样他就决不会因为要考证所说的事实而不得不停下笔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考证是不必要的,因为人人都会被记忆所骗,但考证活动应该是在写作之后而不是在写作期间。文体,如果是好的,乃是作家感情方式的十分个人化的表现;而正因为如此,所以模仿哪怕是最令人赞美的文体,也是非常之糟的。米尔曼在他的《基督教史》一书的某出(我是凭记忆讲的)说:“修辞学仍然被当作一种优雅的艺术来研究,虽然只是被当作一种纯粹的艺术。”如果从米尔曼的角度来看,那末吉本的幽灵必然会因这句话而感到痛苦的。

    如果论述性的散文要使人感到兴趣,在获得必要的知识以后,就必须要有一个孕育期;在此期间,简单明了的事实将用诸如类比、同情、讥讽等等适当的联想来表达,而且在此期间,这些事实将像一出戏似的组成一个统一体。这种事情大概很难充分实现,除非作者有相当多的余暇而又不厌倦。认真的人往往过于勤奋,并往往因此而损害了他们的工作。白芝浩在某处谈到他在城里认识的人们,他们破了产是因为他们一天工作八个小时,如果他们只限于四小时的工作,就会富裕起来了。我认为很多学者都会从这一比喻中得到益处。

    在历史学作为一种艺术的范围内,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其中每一种都有自己特有的优点。吉本对其中的优点之一作出了特别的说明,他向我们提供了一幅行进在各个时代的各种人物的雄伟的行列,他们尽管都身穿朝服,却面目各异。不久前,我在《剑桥古代史》中读到了有关芝诺比亚的事;很遗憾,书中把她写得极其554枯燥无味。我模糊地记起吉本的书中有一段极为生动的描写。我查到了这一段。这位专横的夫人立刻变得活灵活现。吉本对她已经有了好恶之感,而且想象出了生活在她的宫廷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他是用丰富的想象力在写的,而不是只怀着记述已知事实的冷静的愿望在写的。奇怪的是,人们不再埋怨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所写的人物都不得不符合一种十八世纪的模式。我记得他在某处论述根塞立克时期以后的汪达尔人时,说他们是“非洲优雅的暴君”。我完全不能相信这些人是优雅的,虽然不难相信他们是暴君。但是不知怎么,尽管有着这种局限,吉本对他所论述的、贯穿了几个世纪的事件的发展,却使人有一种非常逼真的感觉。他的书证明了我所坚信的东西是真理,即伟大的史籍必须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由每位撰写者分写自己专长部分的一部历史合编,是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史籍的。知识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多样,以至人们一直认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掌握一个很大的知识领域。我确信,这是一种最不幸的误解。如果一本书要有价值,而不是作为一本参考书的话,它就必须是一个人的著作。它必须是把大量的多种多样的事物结合在单一气质的整体之中的结果。我会当即就承认,要这样做是日益困难了;但是我认为可以想出一种办法,使这一点仍有可能办到;并且我认为,如果要使伟大的历史著作不只是过去才有达 话,就必须想出这些办法来。

    需要的是分工。吉本得益于提累蒙特,如果不是这样,也许他就不能在自己的一生中完成他的作品。考古学家或者钻研未发表的手稿的人,大概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写卷帙浩繁的历史555著作。打算写历史巨著的人,也不应该指望亲自去作艰苦的准备工作。在科学上,这种事情是人们所公认的。开普勒的定律建立在第谷·布拉赫观察的基础上。克拉克·马克斯韦尔的理论依靠了法拉第的试验。爱因斯坦的学说所根据的观测资料并不是他自己提供的。一般说来,事实的积累是一回事,事实的整理是另一回事。当事实是大量的和复杂的时候,对一个人来说,两者都做到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假如你想知道米诺斯文化对古希腊古典文化的影响,你很难指望从一个为考订米诺斯文化的事实进行非常艰苦工作的人那里,得到最稳妥的或是明白的见解。同样的情形适用于不那么深奥的问题,例如关于普鲁塔克对法国革命的影响问题。

    普鲁塔克的名字使人想起了历史学的另一个部门。历史学既不仅仅是同壮观的事件有关,也不仅仅是同各种社会的细致描绘有关。历史学也同样与个人有关,他们由于其本身的缘故就是值得记叙的。普鲁塔克的《希腊和罗马名人传》鼓舞着很多具有非凡抱负的年轻人度过英勇的一生;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可能就不去冒险了。我认为当代有一种倾向,就是注意个人太少而注意群众太多。有人要求我们相信,我们是生活在普通人的时代,以至于人们都成了普通的人,哪怕当时他们也许不至于成为普通人。有一种倾向,特别是在向青年人教历史时,是要强调与个别英雄的业绩相对立的一些文化类型。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完全值得556称赞的。如果有人给我们讲述一些关于克罗马农人或尼安德特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事态的进展,而且对了解普鲁塔克所没有提及的罗马人居住过的罗马市的住房情况是有益的。像哈蒙德《农村劳动者》这样一本书,以旧的传统的历史中所根本没有见到过的观点介绍了整整一个时期。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和重要的。但是有一种说法虽然重要,却是不正确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错误的;而当历史学仅仅用下述方法进行研究时,这种错误说法就更容易滋长,那就是认为个人是无关紧要的,而且那些被认为是英雄的的人物只不过是某些社会势力的体现而已,他们的工作如果不由他们来完成,就会由另外的什么人来完成;总而言之,任何个人除了让自己顺应他那个时代的潮流外,就不能做得更好。这种观点最有害之处就是,如果它被人接受了的话,它往往就会变成正确的。英雄的一生是为英雄的抱负所激发的,而那些认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可做的年轻人,肯定不会去做任何重要的事情。因此,我认为以普鲁塔克的《传记》为代表的那种历史,就像那种比较概括的历史一样,都是十分必要的。很少有人能够创造一个社会:列宁和斯大林是现代实现这件事的仅有人物。但是更为众多的人所能实现的,只是有意义的个人生活。这不仅适用于那些可以做为我们楷模的人,而且也适用于所有那些为想象提供了新的资料的人。例如,腓特烈二世,无疑最不值得仿效的,但是他却可以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光辉557形象。这位“世界奇才”,率领着他的奇形怪状的队伍辗转征战,直到他的首相身陷囹圄才告结束。他与穆斯林圣者辩论,虽然被革出教门,还是赢得了几次十字军东征的胜利。像这样一个仍物,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我会感到遗憾的。我们都认为了解悲剧中的伟大英雄——阿加门农、俄狄浦斯、哈姆雷特等等——是值得的,但是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一些真实的人,他们的生活具有悲剧中伟大英雄的生活的同样特性,而且还有着实际存在过的优点。各种形式的伟大,不管是神圣的还是恶魔的,都具有一种特定的品质,而我不希望看到这类品质被人们对庸人的崇拜所抹杀。差不多六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我结识了一位女士,在我们结识前不久,她已有了一个儿子。有人轻率地议论说,“也许他将是一个天才”。这位女士以极端厌恶的口气回答,“噢,我可不希望!”这样一来,他的愿望就被认可了。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同意卡莱尔的英雄崇拜,更不是要同意尼采对英雄崇拜的夸张。我一点也不说普通的人是不重要的,或者说研究群众比研究著名的个人更不值得。我只是想在两者之间保持一个平衡。我相信卓越的个人对创造历史贡献甚多。我认为,如果十七世纪中一百名最优秀的科学家在幼年时就死去的话,整个工业社会的普通人的生活就会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从来没有存在的话,我不相信会有其他的某个人能创作出他们的那些作品。而这正是某些“科学的”历史学家们似乎希望人们去相信的那类事情。

    我还将进一步同意那些强调个人作用的人的看法。我认为,在人类的事务中,最值得了解和赞美的东西,必定是与个人,而不是社会有关的。我不相信,人类集体的独立价值比包含在他们各个人的生活中的价值更重要,而且我认为如果历史为了颂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教会,或者任何其他这类集合的统一体而558忽视个人的价值,那是危险的。但是我不想再继续谈论这个题目,以免陷入到政治里去。……

    我认为,为了使我们这个醉醺醺的时代恢复清醒,历史学可以起到一种重大的作用。我不是说这应该由任何一种假定的“历史教训”,或者由任何一种易于用某种言语公式表述的东西来实现。历史学所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不仅是要为历史学家们而且要为所有那些受过教育而具有开阔眼界的人,表现某种精神气质,即关于当代事件及其过去和未来的关系的某种思想方法和感觉方式。我不知道人们是否应该接受康福德的论点,他说休昔底斯的历史著作是以雅典人的悲剧为蓝本的;但是,如果真的如此,他所记载的事件足以证明他这样做是正当的,而雅典人,如果他们在一个可能的悲剧中通过演员而看到了他们自己,也许就会有防止悲剧后果的智慧。有一种古老的说法,认为悲剧起源于傲慢自大;这种说法虽然是古老的,却仍然是真实的,在每个时代,傲慢反复出现在那些忘记了傲慢总是会导致灾难的人们的身上。在现代,人类共同沉溺于傲慢的程度,超过了历代所曾知道的。在过去,普罗米修斯被当做是自封的解放者,他的仁慈的工作由于宙斯的专横而受到限制;但是现在我们却开始希望能有某位宙斯来限制一下普罗米修斯的现代追随者们的行动。普罗米修斯的目的是要为人类服务,而他的追随者们则是要为人类的激情服务——不过仅限于疯狂的破坏性的激情。在现代世界上,存在着实验室里的聪明人和无知的人们。……

    (何兆武选自罗素《论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何兆武  肖巍   张文杰译,译文有改动)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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