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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历史

    发布时间: 2007/4/30 9:13:5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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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

    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

    古今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

    远在古代,历史学家就已经把记述历史的范围扩大到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由于世界历史在当时还远没有象后代那样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即使是视野扩及全部已知世界的历史学家,一般也不会对所写历史标名为世界历史,也不会完全意识到是在写作当时已知世界的历史。但是,他们毕竟把已知的地理范围视为一个世界,并且把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的历史记录了下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为这个已知地理范围所写的历史,就是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世界历史。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9,主题在于记述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但其涉及的范围,包括地中海地区、多瑙河外、两河流域、波斯,以及在此以北的草原地带,这大体上就是希腊人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因此可以说,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当时希腊人已知世界的历史。比希罗多德晚出的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全书的主体是汉天子统治之下的中国。但其所记史事的地理范围,却扩及公元前 2世纪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司马迁沿用中国古代的习惯说法,笼统地称这个已知的世界为“天下”。这个“天下”东起朝鲜,西迄大夏、安息,几乎是亚欧大陆的一半。对于为这样一个广阔的地理范围记载史事的史书,把它视为一部当时中国人已知世界的历史,看来并不为过。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波利比奥斯著有《历史》40卷,现存前 5卷及一些残篇,记述的中心是正在扩张中的罗马。但中心之外,所记范围还包括公元前212~前146年期间地中海的周边世界。波利比奥斯在《历史》的第 1卷第3节中说,他以第140届奥林匹克大会(公元前220~前216)为全书叙述的起点,在此以前,“世界上的行动是分散的”,而在此以后,“意大利、阿非利加同希腊、亚细亚的局势联结了起来”,由此“历史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波里比奥斯对当时罗马周围世界由分散而联系为一的历史认识,十分可贵。

    随着生产和交往的发展,人们所能知道的世界的范围日益扩大。但是历史家笔下的世界,却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局限。 4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关于历史的终极是“上帝之国”在人间实现的思想,支配着中古时代的西欧史学。基督教史学的世界,等于基督教传播所及的世界。这个世界以欧洲为主体,外于此者,按基督教教理,除了圣地巴勒斯坦,是应受天谴的异教土壤,理应排斥在沐受神恩的这个世界之外。因此,中古欧洲的所谓世界历史,实际上是起自上帝创世,以希伯来为序幕,以欧洲为主体的基督教世界的历史。12世纪德意志历史家弗赖辛的主教奥托(约11141158)所作《年代记》是这一类历史著作的代表。以此为代表的世界史观,在欧洲一直沿续到1718世纪。法国人J.B.博叙埃(16271704)所著《世界历史通义》以及A.A.卡尔梅特(16721757)所著《教俗世界史》均属此类。

    中古时代与基督教世界并立的是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历史学家在编纂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历史时,和同一时代基督教历史学家一样,往往也受宗教意识的支配塔巴里(838923)所著《历代先知与帝王年代记》,伊本·赫勒敦(13321405)所著《阿拉伯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史》,都以当时最渊博的“世界史”著作见称,其内容则是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诸国为主体。伊斯兰历史学家心目中的世界,实际是伊斯兰教传播所及的世界。其周围地区,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化外而已。

    中国自司马迁之后,从班固的《汉书》开始,所修的正史都属中国的断代史。但是历代史家大都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在撰写本国史的同时,还记叙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他们著述的范围固然详于本国,薄于“蛮夷”,但毕竟包括了同时代已知的世界。而且,与中古西方基督教史学不同,中国史学著作所记述的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人在一定社会环境里的个体和群体的活动,可以称作以人为本的历史 它们所记叙的世界或“天下”,是个体或群体的人从事活动的世界或“天下”。这种把当时已知世界历史视为人的活动过程而非神意展现过程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1516世纪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空前扩展之前,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已知世界的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中古时代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存在着局限,首先是地理知识上的局限当时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世界,远非16世纪以后人们所知道的世界:或者是地中海周围,或者是亚洲东部和中部,或者是亚欧大陆及其附近的北非等等,总之,不出世界的某一局部。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写作包括全部世界在内的世界历史。其次是民族或宗教意识上的局限。历史学家把属于本民族的或属于同一宗教地区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主体或中心,忽视或蔑视即使已有所知的异族或异教地区的历史。于是或以罗马为中心,或以汉帝国为中心,或以基督教世界为中心,或以伊斯兰教世界为中心,以及如是等等。就中古西欧史学和阿拉伯史学而言,所受宗教意识的局限尤为明显。

    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著述开始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和稍后的启蒙运动时期。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文主义历史学家A.萨贝利科(14361506)著《恩奈阿德》,记述了古代到16世纪的世界历史。这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著述的开端,特点是一反欧洲中世纪史学的神本思想,开始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世俗的、以人为本的演变过程。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风教通义》(或译《论各民族的风格与精神》),不仅进一步突破基督教神学对史学的束缚,而且突破自古以来传统史学以局部世界为全部世界的局限,试图勾划一幅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从纵的方面说,伏尔泰废洪水创世之说,从他当时认为最远古的中国讲起。从横的方面说,他跨出欧洲的狭隘范围,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他嘲讽西方的传统史学,说“历史号为世界史”,而实际是“在我们西方造作的”。在这些方面,伏尔泰确实为后来世界史的编著开辟了道路。继此之后,德意志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格丁根学派历史学家,也致力于世界历史的著述,如J.C.加特勒尔(17271799)的《世界历史要览》以及 A.L.von施勒策尔(17351809)的《世界历史概略》等等。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了由 L.von兰克首倡的客观主义批判史学。兰克晚年编著、身后由其弟子据遗稿补足的《世界历史》7,是一部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反映了西方殖民大国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由此形成西方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借兰克批判史学的权威而广泛扩散影响。把各国历史汇编为世界史的作法,开始于18世纪中叶。17361765,英国J.坎普贝尔等人辑集了一部《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全书多达38卷。德国格丁根学派曾译出30卷,终因其体例驳杂而中止全译此后,新的大型汇编相继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以及法国的《人类文明进化史》等。参与这类新型汇编的历史学家,既有近代发现和搜集的大量文物遗迹和文献为依据,又重视和运用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由他们的著作辑集起来的大型汇编,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但也存在着缺陷:第一,在总的倾向上,仍然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同陪衬;第二,没有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由分散发展为整体的过程,分区分国的编列体系在专题专章的记述中依然可见;第三,忽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因而也就难以从最根本方面探索和阐明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规律和趋向。

    中国学者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主持译刊《四洲志》,内容包括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稿本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有关的史志和中外著述,写成《海国图志》50卷,于1842年出版,1847年增为60卷,1852年又扩充到 100卷。这部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船械制造等,是当时东方国家中最为详备的列国志式的世界史地巨著。与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对各国的史地沿革,社会演变,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不过,两书的作者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魏源以为“万里一朔,莫如中华”;徐继畲认为“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而万方对中国则仰之如辰极。这一传统史观到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历史家的笔下开始发生变化。这两派历史家都从外国历史寻求变法或革命的借鉴,因之所写外国历史多偏重于各国之治乱兴衰,目的在于说明变法和革命是国家强弱存亡之关键。但他们还没有能够用变革的思想编写综合性的世界历史,据以编写某些外国历史的蓝本又多半是直接间接地出于西方学者之手。但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影响下,他们已开始对中国中心论的传统史观提出异议,力斥“中华外夷”乃千年之谬论。

    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对资本主义前景暗淡的忧虑促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前一个世纪的历史信念提出疑问,因而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史学向专门化的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日益深入缜密的研究,也必然要提出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问题。形态学派历史学家适应这一发展,从历史的综合比较研究中得出他们不同于兰克的世界历史的观点O.施本格勒(18801936)和A.J.汤因比(18891975) 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的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和否定。20世纪40年代,G.巴勒克拉夫在他的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里提出西方史学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并须重新定向。他后来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和集中由许多历史家执笔的文字说明,也都体现出同一倾向。与此同时,对分国编列式的世界史体系,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近年出版的《全球历史》,就试图打破分国、分地区的编列方法,更多地注重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近代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唯心史观,基于民族偏见或文化偏见而形成的关于东方历史即将消逝或必然长期停滞的宿命观点,仍然阻碍着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

    苏联科学院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版了多卷本《世界通史》,这部通史具有和西方同类编著相区别的明显特色。它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历史,并且力求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苏联学者的这一著作,深化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为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部巨著也存在着缺点:它没有完全从“欧洲中心论”的陈旧观念中摆脱出来,仍然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定世界历史的分期。在这个分期的框架之下,它多少是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发展的模式分述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历史,以此突出客观历史规律的统一。关于历史如何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在全书中不占主导地位,因而没有得到作为一个学科主题应当得到的全面和高度的重视。

    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的三、四十年间,世界历史研究的进展很慢。40年代初周谷城开始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学和研究,于1949年出版了《世界通史》三册。这部书首先在中国打破用国别史编列为世界史的旧框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周谷城认为写世界历史应该诸区并立,重视各个地区的相互交往、相互渗透、相互竞争,但又不排斥某一时期以某一区域为重点。对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这些观点不仅足资参考,而且因其蕴蓄甚广,也富于启发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40年来出版了许多国别史、地区史、断代史、人物传记及各种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等刊物,成为中国世界史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的重要园地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这部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近些年来,还陆续出过几部世界史,各有改进。如何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全局的而非割裂的、唯物主义的而非唯心主义的考察,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面临的方在开端的任务。

    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

    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国的孤立闭塞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K.马克思、F.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世界历史所作的论述,最早地、也是最为鲜明地突破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唯心史观和民族偏见,因而“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第40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观,世界历史不是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或者按形态学派的说法各文明历史的堆积,而是其自身有规律地发展的结果。

    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这里说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五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五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这个纵向序列并非一个机械的程式,不是所有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都一无例外地按着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于某一阶段;即使属于同一阶段,其发展形式又往往互有差异。但是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互不相容的矛盾。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由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到直接生产者遭受不同形式奴役和剥削的阶级社会,又由阶级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没有奴役和剥削的无阶级社会,尽管形式各异,先后不一,这个纵向发展的总的过程,却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基于这一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阐明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方面已经作出了不少可贵的成绩。

    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51页)。在史前时代,处于原始状态的人类以氏族部落或村落为单位,分散地生活在地球的各个点上。尽管考古学家以实物证明,这些分散的点并不是完全彼此孤立和隔绝的,曾经有过某些偶然性的接触,但是,由于当时物质生产水平极端低下,各个点都还不可能有多大程度的分工,不可能有多大程度的彼此交换和交往,也不可能有多大范围的开拓活动。因此,点与点之间基本上是相互闭塞的,其横向联系几乎没有,即有也极其有限。在进入农耕和畜牧之后,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形成,一些地区先后出现阶级社会。这就突破了原始氏族部落的极端狭小的孤立状态,开始结成有一定领域范围的国家。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也开始出现较多的交往,包括和平的和暴力的交往。但是,在阶级社会的前资本主义诸阶段,即使在经济发展比较先进的农耕地区,基本上都还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分工和交换虽有所发展,但毕竟有限,手工业和商业都还处于附属的、补充的地位只要生产没有超出自然经济的范围,各民族、各国、各地区间相对闭塞的状态就依然存在。到了1516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萌芽滋长。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过去长期存在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状态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打破,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也才逐步形成为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体。马克思曾经指出:“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第112)。这个历史结果是经历了1516世纪以来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出现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不是一直存在的世界历史,直到这时才真正开始了它的存在。

    推动历史从原始人类分散生活的各个点到最后联结为世界一体的这一横向发展过程的决定力量,同样是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在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对新地区的开拓,与相邻地区的交换和交往,必然不断扩大这种扩大必然导致彼此之间闭塞状态的突破,彼此闭塞状态逐步突破的过程,也就是历史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尽管各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打破闭塞状态的程度和先后并不一致,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仍然具有理论上的普遍规律性的意义。

    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它们互为条件,最初是缓慢地、后来是越来越急速地促成历史由分散的发展到以世界为一整体的发展。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人类,不可能形成复杂的社会分工,不会有程度较深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与此相应,人们就不可能在较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经济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交往不达到较高的物质生产水平,没有程度较深和方面较广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历史就只能是各个地区相互闭塞的历史,而非联系密切的、结为一体的世界历史。这是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诸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基本状态,尽管诸阶段的闭塞程度因物质生产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着差别。只有当生产方式日益完善、社会形态走向较高阶段即资本主义时期,物质生产的发展才使愈来愈互相依存的社会分工、地区分工和民族分工成为必要,人们对社会的依赖也就愈来愈超越过去对自然的依赖。由此造成的密切而频繁的交换和交往,也就愈来愈超越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一旦物质生产发展到这样的水平,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社会阶段向高级社会阶段的纵向发展,制约着它从部落到国家、从分散的各地区到联结为一体的世界的横向发展。

    横向发展一方面受纵向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横向发展与一定阶段的纵向发展相适应,就往往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希腊人的早期城市公社发展到一定水平,便开始向周围地区移民,广泛建立移民点。这些移民点和许多由之分出的城市公社之间,存在着各种联系,特别是扩大奴隶来源方面的联系,而这类联系又促进了希腊城市公社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公元 3世纪及稍后,中国北部的鲜卑、拓跋诸族,欧洲的日耳曼诸族,当他们有了铁器,知道农耕,开始进入阶级社会,从而具有一定向外扩张条件的时候,或者和平迁徙,或者暴力侵犯,向与他们邻近的先进农耕地区扩展这在他们的历史上,是适应纵向发展的横向发展。这个横向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民族之间的闭塞局面,而且加速了他们向先进的封建社会形态过渡。这就是说,横向发展促进了历史的纵向发展。在历史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个时代西方国家的海上商业扩张和殖民活动,使世界各地区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而这种世界性的密切交往,又转过来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势力对封建农业体系的瓦解以及后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如果一个地区缺少与其他地区的横向联系,其纵向发展必然迟滞。美洲的玛雅文明,虽曾达到较高的水平,而且创造了文字,但在横渡大西洋的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前,和外界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玛雅文明之所以长期停滞,缺少与纵向发展相适应的横向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上可见,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52)。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

    世界历史全局概览

    人类的历史,从早期人类的出现,直到当前的世界,是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由极端缓慢到加速前进的结果。

    大约距今30035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人类历史的史前时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原始社会阶段。原始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属于旧石器时代,人类在这一时期中经历了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等阶段,最后完成了从原始人向现代人的转化。旧石器时代原始公社内的劳动产品绝少剩余,因而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也绝少交换,不同原始公社之间极端闭塞。然而随着地理气候的变化和寻找新的食物采集基地的需要,早期人类不得不分支向新地区移徙。从已知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处于能人阶段的人类主要只是活动在东非和南非。到了直立人阶段,人类分布的范围除了非洲中部偏南之外,已经扩大到亚欧大陆的广大地区。到了智人特别是晚期智人阶段,人类移徙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一部分由西伯利亚极东跨过当时可能存在的陆桥进入美洲,一部分由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进入大洋洲人类的这种移动是非常缓慢的,大约经历了300多万年之久,但毕竟是对原始孤立状态的一种松动。在移动的过程中,人类把自己的原始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等从一个地方带到了另一个地方,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初起步。

    距今 1万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从采集植物果实和猎取动物的实践中学会了栽培植物和驯化动物,发明了原始农耕和畜牧,从而由食物的采集者转变成为食物的生产者。这是人类物质生产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从此,气候和土壤适宜种植谷物的地区逐渐以农耕为主,干旱而牧草间生的地区则以畜牧为主。农耕的发生,使人类有可能逐步转入相对定居的生活,形成村落。从公元前8000~前7000年起,在西亚、东亚和东南亚、中美、南美以及非洲内陆,先后形成几个各有特色的农业中心。农耕所特具的优越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农耕地区人口的增长,使各农业中心必然不断向周围扩散美索不达米亚最早培育的小麦和大麦,在3000多年中先后沿东西两大方向扩散到欧洲和亚洲偏南直到印度的广大地区。中国和东南亚培育的水稻,中美、南美培育的玉米,也逐步向各自的周围地带扩散。于是,就亚欧大陆而言,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利亚至波斯、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沿岸至波罗的海之南,由不列颠至乌克兰,乃至与亚欧大陆毗连的地中海南岸,都先后不一地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由此构成一个绵亘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之间的、偏南的长弧形的农耕世界。在这个农耕世界之北,是宜于游牧和半游牧的地区随着游牧和半游牧的不断扩展,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也形成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偏北的游牧世界,与偏南的农耕世界并列。在其他各洲,也先后出现农耕地带与游牧地带的区分。

    人类自从进入新石器时代并从事农耕和畜牧以来,剩余产品日益增多,私有财产随之出现。至新石器时代之末、金属器时代之初,氏族公社原始共产制趋于解体。在农耕地带,生产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都较高。食物丰饶以后,有更多的可能分出劳动力从事农耕以外的活动,如手工制造金属开采和冶炼河渠开凿、土木建筑、社会管理、宗教祭祀等等。因而农耕地区的阶级分化较快,也较早地出现了公共权力,诞生了文明。约在公元前第4千纪后期,西亚两河流域首先突破原始公社各自孤立的状态,在较大范围内形成并加强村落与村落之间的横向联系,出现了居民密集的聚落,由此兴起了很多以城为中心的小国。稍后,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爱琴海地区等,都先后诞生了文明,出现与两河流域类似的、并立的小国。历史从此步入阶级社会,同时开始在更大范围内的横向发展。在游牧地带,由于生产增长率较低,社会分化相对缓慢,因此原始部落牢固存在,长期停留在淳朴而落后的状态。由此而后的亚欧大陆,南方农耕,北方游牧,南方富庶而发展较快,北方贫穷而发展迟滞,这是直到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以前长时期中的基本形势。

    亚欧大陆各农耕中心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世界历史上划分奴隶制阶段和封建制阶段,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许多专门研究可以看出,古代世界物质财富直接生产者被奴役、被剥削的方式,生产资料的占有制,包括残存的原始公社共有制,不同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完全丧失自由的奴隶、半自由的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以及自由劳动者在各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各地也不一致。这种情况不仅在通常以公元 5世纪为下限的古代世界是这样, 5世纪之后,在中古时代封建制下的直接生产者被奴役、被剥削的方式,以及依附农民与自由农民在经济中的各自比重,也是这样。因此,前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都很难以某一地区历史实例作为典型,也很难以某一实例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作为世界历史上划分两个社会形态的标准。而且,古代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与中古时代的封建依附农民,往往不易分清界限。两种依附劳动者在各自所属时代的存在,并非一个是偶然的,一个是普遍的,而是各自在其所属时代都占有相当的比重。诚然,这种比重也因地而异。不仅依附劳动者是这样,将分别存在于古代世界和中古时代的自由劳动者作相互对照,其情况也是这样。这就使在世界历史上区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成为十分复杂的问题象通常那样,采取统一的、超越地区差别的划分界限,把早于此限的纳入奴隶制,晚于此限的纳入封建制,看来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非常明显,除了少数如西方古典奴隶制的一些中心而外,这个划限的方式很难说明前于此限的依附劳动者和自由劳动者怎样一越此限,就成为后于此限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为什么一个时期打上了奴隶制的烙印,另一个时期又涂上了封建制的色彩?在目前,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但是,这个问题之暂难解决,并不能构成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对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前资本主义的历史进行概略性的横向考察成为不可能,或者说,成为学术上一种无所依据的徒劳。

    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即1516世纪以前,进入文明的、阶级对立社会的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一般都是以农为本,农业是奴隶制社会的基础,也是封建制社会的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在从事定居耕作……的民族那里,象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这也无异说,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以农为本。既然两者在经济上都是以农为本,那么,虽然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奴隶制社会形态和封建制社会形态还不能一一清楚地划分,也无妨就其具有共性的历史发展问题作通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考察。

    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社会农本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在最大限度上实行自给自足,为谋生而非为牟利,为消费而非为交换,因而必然具有闭塞性。手工业和商业同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农业相比,是末,不是本。它们当时所达到的发展水平,终究不能改变农耕世界以农为本的这一根本状态。前资本主义时期各民族、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互相闭塞,是附随这一根本状态而必然存在的现象。在与农耕地带并列的游牧地带,除了在大移徙大冲击浪潮中形成多部族的广泛联合而外,各部落、部族之间,也是基本上处于闭塞状态,生活很少越出狭小牧地的范围。因此,在孕育人类最初文明社会的亚欧大陆及其毗连的北非,包括农耕和游牧两大地带,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闭塞状态是普遍存在的。不打破普遍存在的闭塞状态,历史也就不能发展为世界历史。

    闭塞状态的打破,有待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交往是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日渐增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交往增多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农耕经济比游牧经济先进,所以各民族、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往,首先而且主要地是在亚欧大陆偏南的农耕地带逐步频繁起来的。古代文明中心小国林立的状态演变为大国统一和大国之间彼此对峙的局面之后,特别是西亚、北非和东部地中海地区,不论是在中心范围以内或中心与周边地带之间,闭塞的状态都因交往频繁而打开了孔道。经常的交往一般都是通过和平的途径。生产技术各地特有物产艺术品以及文字、科学知识、思想宗教信念等等,都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通过商人、使节、游历者、学问家、求道和布道者而直接、间接地交流,并逐渐地向中心凝聚。人们的活动空间和视野都因此而渐渐开阔了起来。分散在周边的许多孤立的点,也渐渐与文明中心发生微弱的却又有发展前景的联系但是和平交往并非交往的唯一方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势力强大之后,往往因开拓土地移殖人口、掠夺资源、控制商路而与邻近国家、部族发生冲突,以暴力的方式进行交往,这在大国并立的形势下尤其如此。暴力交往不可能成为经常采取的方式。它是间歇的,具有破坏性的,但又具有和平方式所不具有的冲击力量。一次猛烈的冲击过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对闭塞状态的重大突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侵以后,从爱琴海地区到印度河流域,经济文化发生了范围空前广阔的交往。13世纪蒙古军横越亚欧大陆,随着帝国的建立,东西陆上交通为之大开。历史上这两次破坏力甚大的暴力交往,都起了重大突破闭塞的作用。

    亚欧大陆的古典文明世界,从黄河流域到地中海沿岸,是以最长距离分隔着的东西两极。在这两极之间,自古就断续发生了分段而又相连接的交往。陆上,逐渐形成了丝绸之路,由中国西部进入中亚,然后经大夏、波斯同波斯帝国遗留下来的驿道和通向黑海的道路相连,辗转通往罗马。在大夏境内,南通印度的道路也与之相接。丝绸之路的形成,从历史的发展看,其意义的重要不在于丝绸的转运,而在于有了这条通达的道路之后,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可以随着时代的演进而络绎往返。佛教和佛教艺术、波斯工艺图案、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的星历医药,先后经由此道或假道它的一段传入中国。中国的造纸和印刷两项对后世文化发展影响极大的工艺,可能还有凿井法以及其他技术,也循此道传入中亚和西亚,后来造纸术和印刷术又转传欧洲。海上,据记载应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使者,于中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自日南徼外来献珍物。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一事件最足引人注意的,不在于东西方的皇帝之间有了最早的通聘,也不在于来者究竟是商人还是使臣,而是在于自红海、阿拉伯海、经孟加拉湾以迄中国的南海,在这时已经形成了联结东西方的海上通道。此后阿拉伯商人之活跃于唐宋时期的中国东南沿海,明代郑和西航遍历自东南亚迄东非30余国,都使人不得不追忆这条海道的最初开辟。中国在亚欧大陆几个文明中心之中,所处的方位是比较僻远的,能够较早地和其他中心发生陆上和海上的交往联系,说明古代各地区之间的闭塞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印度孔雀王朝与叙利亚塞琉西王国以及远至希腊、埃及之间,也是较早地就有了经济和文化交往,同样说明闭塞是相对的这一历史事实逐步打开这种相对的闭塞,是从古就已开始的历史发展的趋势。

    但是,不能对历史上这种横向发展估计过高。不论是陆上或海上,当时交换的物产较多是贵重珍品,数量不大,来往也不多,海上交往则更加有限。15世纪末以前,海上交往大都局限于近海,或者附岸航行,或者逐岛跨渡,离陆地都不远。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犹如一个大湖的地中海的活动是这样,中国人、印度人、稍后阿拉伯人在东南亚和南洋诸岛的经商、移民和传教布道也无不是这样。中国和日本之间,因为海面较阔,往来受到很大的限制。北魏之际及以前,日本人来中国必须经朝鲜遵陆而行。7世纪末至8世纪,当遣唐使全盛时期,才由日本横渡东中国海,到达长江口。但是因风漂失以至舟覆人亡的事故时有发生,因之往来仍然有限。在航海和造船技术有较大的改进以前,除了印度洋上因季候风的发现可作季节性的跨海航行而外,海上交往只能限于近海就长距离而言,海路只能处于陆路的补充地位。这种补充不经常、不稳定,因之不可能充分发挥海运载量大、行程远的优势。渡越大海的航行,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不能说完全没有。北欧的诺曼人、维金人,曾经到达冰岛,漂过北大西洋到达格陵兰和文兰。但这是偶有的例外,对历史上的横向发展没有多大的实质意义。这样,依靠骆驼、马、人力的陆上交往,在古代和中古的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仍然是沟通各地区的主要通道。距离越远,行程的连续性越难保持,打开经济上互相闭塞的作用也就越有限度。离开亚欧大陆及与之毗连的部分非洲,远洋以外的世界就更一无所知。陆海交通的发展水平也限制着暴力的交往。任何古代的强大国家,不论是奴隶制帝国如罗马,或封建大帝国如唐代中国和阿拉伯帝国,其所进行的对外扩张,都不得不受农本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提供的对军事的支持能力的限制,包括交通技术上的限制。而且,即使在这些强大国家统治所及的范围之内,占支配地位的也仍然是闭塞性的农本经济农本经济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闭塞状态就不会仅仅由于发生了和平或暴力交往而被彻底打破。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资本主义闭塞状态中的亚欧大陆,随着陆上和海上的有限交往,各种思想意识和宗教信念却四向传播,分别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内移植、生根,留下长期的不可磨灭的影响。起源于西南亚一隅之地的基督教,逐步向西方广泛传播,在一个长时期内在全欧洲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中国儒家思想也传遍东亚,在朝鲜、日本、越南的地位,直到近代以前,几乎和在中国不相上下。印度的佛教在缅甸、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被普遍接受,传入中国后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又由中国传到了日本。伊斯兰教因阿拉伯人的扩张而传遍中亚、西亚和北非,后来又进入南亚与东南欧,形成与欧洲基督教世界并峙的伊斯兰世界。狭隘的、地方性的、相互闭塞的农本经济,在亚欧大陆各个主要地区,却支撑着越出国家和民族界限的三大宗教信仰和一个起着近似宗教作用的伦理思想体系。这是农耕世界不同地区间在横向联系中积累起来的一项极有历史意义的后果。

    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也进行着和平的、有时是暴力的交往。游牧世界需要农耕世界的粮食、布帛和金属工具,农耕世界需要游牧世界的马匹和皮革。双方都要通过和平互市来满足各自的需要。但也存在着矛盾:游牧世界的各族,其中包括趋向农耕的部族,有时要进入富庶的农耕世界;农耕世界的统治者有时也要开边拓土,略取游牧世界的土地。从公元前第 2千纪中叶起,迄公元13世纪,游牧世界各部族先后对农耕世界掀起了三次历时长久的移徙和冲击浪潮。最初的一次断续绵延到公元前第 1千纪,进入农耕世界的主要是来自偏西北方的印欧种人,东至印度河,西至爱琴海,中部至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也有闪米特人,进入两河流域和埃及,他们带来马驾的双轮战车,稍后南下的还使用了骑兵。第二次浪潮始于公元 23世纪,直到7世纪。最早发动的主要是匈奴人、突厥人,后来还有进入黄河流域的鲜卑和拓跋诸部,进入波斯和印度的哒,在匈奴压力下冲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各族以及稍后的斯拉夫各族,游牧的阿拉伯人也于公元7世纪冲入西亚和中亚,以后扩张到北非和西南欧洲最后一次浪潮起于13世纪主要入侵者是蒙古人及与之联合的突厥人,冲击的范围最广,遍及亚欧大陆,但延续的时间却最短,到14世纪仅余尾声。自此而后,历经3000多年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矛盾大体定局。游牧世界各族在入侵时期的军事优势,一当他们进入农耕地带,就在其自身农耕化和进一步农耕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失。农耕世界一次又一次地把入侵的游牧、半游牧、趋向农耕的各部族吸收到自己的经济文化体系中来。三次移徙、冲击浪潮的结果,是游牧世界的缩小,农耕世界的扩大。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以农为本的相对闭塞的经济,在与游牧世界的长期矛盾运动中,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和韧性。彻底打破植根于农本经济的各民族、各国、各地区间的闭塞状态,还有待于新的历史力量,有待于跨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

    当亚欧大陆农耕世界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前夕,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陆,美洲的中部和南部,都已兴起了文明和国家,其基础也在于农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北非伊斯兰诸国进行穿越撒哈拉大沙漠的贸易,用黄金、象牙换取手工业品,在交往中接受了伊斯兰教。它们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美洲中部和南部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国家则处于完全和外界隔绝的状态他们的远祖是从亚洲移去的,但他们和亚欧大陆的文明却没有联系。古代中国人远渡墨西哥之说,目前不能论定,即使属实,也对15世纪以前美洲的闭塞状态无所裨补。中国在商朝已经有车有马。美洲印第安人在和西班牙殖民者最初接触的时候,还无车无马,连在同一大陆上的两大中心之间的交往都有困难,更不用说同美洲以外的文明发生横向联系了。孤立、闭塞,必然造成文明的停滞。

    1516世纪开始,历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相对闭塞,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亚欧大陆之间在更大程度上的闭塞,美洲大洋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完全隔绝──这些现象都逐步发生全面改观1516世纪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转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内部,首先在西欧,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人类历史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因这个变化而归于结束,资本主义开始以其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萌芽和发展,不断侵蚀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资本主义通过市场交换以实现利润的经济和闭塞的农本经济两不相容。资本主义一经产生,就必定不断扩大市场交换的范围,伸入并占有原来封闭的农本经济的阵地,无止境地向可能达到的各个角落扩展它突破地理的自然界限和国家疆域,最大限度地为销售其商品而开拓市场。由中古后期积累起来并得到改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适应西欧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为他们的海外扩张提供了必要手段。C.哥伦布打开大西洋的航线之后,西方资产阶级走遍全球,凡海水所及之处,几乎无处没有他们的踪迹。于是,世界不再是亚欧大陆加上地中海南岸的世界。南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东西两岸、稍后还有大洋洲,都加入以亚欧大陆为主体的文明世界。世界的范围空前扩大了。与此同时,由于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闭关自守状态越来越彻底地被打破,世界也变得更为紧缩了,由分散的世界渐渐成为一个初见其全貌的整体世界。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才开始成为世界的历史。这是从原始人类为寻求食物分支向地球各地移动直到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市场这一经历悠远行程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的横向发展,到这时达到空前未有的广度。

    约自16世纪起,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西欧国家一反农本的传统,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借以促进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鼓励资本原始积累,扶植为适应国外市场的工业生产。由农本而重商,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西欧国家在经济上的重大转变。在同一时期,亚欧大陆东部几个发展水平即使不超过但也绝不低于西欧的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却故步自封,限制甚至放弃海上活动,以闭关自守为得策,维护传统的农本经济。在西欧,尤其是在英国,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取得政权以后,重商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8世纪中叶,英国首先发生以大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气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这是人类物质生产史上继农耕和畜牧的发生即人类由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之后又一次意义深远的飞跃。

    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之后,法国以及西欧其他国家跟踪而起,工业产量和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从此,原来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东西两端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局面,最后失去了平衡。西方经过重商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革命,摆脱了传统的农本经济,从而对固守农本的其他国家取得了决定性优势。这个优势是新涌现的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优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挟此优势向世界各个地区实行了猛烈的血与火的扩张,任何闭关的壁垒都在这个优势的冲击下失去抵制的能力,到处门户洞开,成为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原料和劳动力供应地、投资牟利的乐园美洲非洲、西亚、南亚、西南太平洋诸岛、大洋洲,先后沦为殖民地,虽则美洲由白人及其后裔居留的部分殖民地稍后取得了独立。其他地区,包括很多欧洲国家,都不得不在西欧工业巨大优势的影响和压力之下,先后不一地作出反应。反应是曲折的,但其主要内容总不出两点:第一,推倒或改造建立在农本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统治;第二,实现工业化。

    反应的总的结果是新兴工业世界范围的扩大。中欧、南欧、北欧、东欧、包括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最先步武西欧的后尘,或者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下,或者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农业也脱离封建主义农本经济的旧轨,在经营方式上,在操作技术上,开始了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相适应的发展。由此而东,亚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奥斯曼帝国、萨非王朝的伊朗、莫卧儿王朝的印度、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也各各作出不同的、后果不一的反应。日本的反应取得很显著的效果。封建的幕府被迫还政天皇。通晓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家与日益壮大起来的商人、企业家相结合,实行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维新,迅速把日本引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见明治维新)。中国建立在农本经济上的专制统治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农民反封建反殖民侵略的斗争遭到它的镇压。在日本维新30年后,中国一部分力量微弱的开明派也推动维新,但是“百日”而已,转瞬失败。19世纪,奥斯曼帝国也先后进行了改革,发生过政变,但其短促命运与中国清末的维新相去无几。萨非王朝的伊朗和莫卧儿王朝的印度也在19世纪发生过反封建、反殖民统治的人民起义和各种改良运动,但同样以失败结局。这些国家的革命和民族独立,到20世纪还要经历一番曲折的过程。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控制或直接支配之下,这些东方国家的民族工业虽多少有所发展,但在日益扩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工业世界中仍处于一种依附的、无自主权的地位。亚欧大陆农耕世界自莱茵河以东迄日本列岛,各国对西欧新兴工业世界的冲击所作的不同反应,经历了新旧制度新旧社会阶级、新旧思想意识的批判和斗争,是近 200年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一大主题。

    两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诸阶段它以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的巨大动力,实现了人类历史空前未有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不论是发展速度或规模,前资本主义的任何时代都无与伦比。但在不断扩大和发展的同时,它面临着难以解救的矛盾。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表现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斗争有张有弛,矛盾却从未消失。不仅如此,与资本主义势力国际化的形势相应,这个斗争又发展为国际化斗争,形成有完整政治纲领的、联合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次是殖民地附属国与殖民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遍及亚、非、拉美诸大洲,发展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结合,形成对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国际秩序的巨大威胁。同时,存在于各大殖民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还曾引起多次的殖民争霸战争,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爆发为两次世界大战,更番削弱了各殖民大国的统治势力。以殖民主义大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其历史支配地位并不巩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中欧东欧亚洲国家人民民主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局面。由此开始,历史上就出现一个与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相对立的、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消灭阶级剥削为特征的、方在新生阶段的社会主义工业世界。这对于在近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历史性冲击。是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继续存在和发展,还是社会主义工业世界的成长壮大以至最后代之而起,成为当代世界全局性矛盾的焦点。人类已有的历史智慧还不能断言,这个全局性的矛盾将怎样解决,要经历多少代人才能解决。不过,随着近若干年来形势的推移,有一点可以说已初见端倪:两个世界正在由对抗转向对话,并存和互相竞争的局面也正在逐步形成。人所共知,以现有的条件,并存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以军事手段压倒或消灭对方。所以可以预期,这个并存和互相竞争的局面不会短暂。并存与竞争是相联系的,并存的任何一方为求得和保持超越对方的优势,必将采取各种改善自己所处地位的措施: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将实行缓和自身矛盾的改革,社会主义工业世界也将实行完善自身体制的改革在并存和竞争的长过程中,任何一方实施的变革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另一方的制约和影响。因之可以设想,两个世界并存、竞争的局面,同时也是两个世界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下不断发生变革的局面。

    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各国建国的历史还很短,取得革命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早的至今也不到四分之三世纪。它们原有的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现代工业化水平不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还难以和有较长工业化历史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着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对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冲击力的强弱。迄今为止,新生的社会主义工业世界所能加于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冲击力,还不足以比拟当年新生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所曾加于传统农耕世界的冲击力。社会主义工业世界还远没有象当年资本主义工业世界那样,在向对立一方的冲击中取得压倒的优势。但是,从历史的长期趋势说,目前存在的两个世界力量的差距,不会到此就成定局。随着两个世界并存和竞争局面的持续存在,在不断变革中的双方力量的对比,必将发生不同于目前的变化。如果历史学家可以稍稍越出既成的历史,略一展望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和社会主义工业世界的未来,那么,对于两个世界在长期并存竞争局面下各自面临的问题形势所要求的变革倾向、以及由变革导致的可能前景,都不妨作一概然的、趋向性的估计。

    从长期而论,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仍然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亦即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为缓和这一矛盾采取各种改革措施,如运用立法手段实行劳动者权利和生活福利保障的社会化、资本的部分所得的社会化、文化和教育设施的社会化等等。可以说,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这类改革,已经比较明显地具有社会化的倾向。未来两个世界长期并存和竞争的局面,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类改革,无疑将会给予新的推动。改革社会化的倾向不仅将持续下去,而且还会出现这样的可能,即当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在改革中取得比较显著的进展,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多数对抑制资本强化了要求,这类变革就可能迫于竞争的形势,不得不越出已有的范围,进一步向所有制领域延伸。近些年来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大企业国有化方面屡进屡退,不只是当政者在政策上摇摆不定的反映,也是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在资本主义国家已非禁区的反映。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上较有弹性的制度,它能包容和承受一些开明的或出于社会下层要求的社会化变革。一旦这类变革深入到资本所有制的领域,由此引起资本所有制发生多层次的变化,以至突破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包容和承受的限度,那就势将在所有制这个规定社会阶级结构的根本问题上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临界线外跨越。由此而来的可能前景,将是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对其自身否定的历史蜕变。实现这一历史蜕变的方式,将取决于各国社会化变革的历史积累和阶级关系,以及未来世界的历史环境。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化变革的历史积累,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蜕变,是估计未来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工业世界面临的问题和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有本质上的区别。它并非出于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所固有的矛盾,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困难:一是工业化起步晚、水平低;一是历史传统负荷重,经济和政治体制不健全、不完善,不能适应现代工业化的要求。当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总的倾向是消除历史遗留的困难,有选择地吸取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和市场机制等经验,以此加快现代工业化的进度。在未来两个世界长期并存的局面下,这一改革倾向势将持续不如此,不足以强化对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竞争能力。这一改革越持续深入,越是在改变束缚经济活力和劳动创造力的僵化体制方面、在以公有制为主和确定公有私有的权益界限方面、在扩大政治民主和健全法制等方面取得成效,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吸取不同历史经验并且创造性地用于自身发展的能力就越强,在工业化水平上赶上以至超过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由此而来的可能前景,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成熟和完善,不仅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方面,而且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都将显示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一旦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出现了几个领先的国家,在工业化的主要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发达国家,两个世界的量对比就必将随之发生根本变化,整个世界的形势也将大为改观。曾经徘徊于两个工业世界之间的、基本上还滞留在传统农耕世界的国家,将会更多地倾向社会主义,经由不同途径走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政治制度在不断改革中趋向成熟和完善,以及由此引起的对世界历史的深远影响,是估计未来世界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

    当代两个世界的问题,比以上所概述的远为复杂在两个世界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下,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和斗争不会自然消失。资本主义世界的敌视社会主义势力,在反对其内部变革的同时,仍然会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手段,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向社会主义国家渗透,甚至伺机颠覆,借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意图。社会主义国家为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必将采取相应的反渗透、反颠覆、反“和平演变”的措施,对国际和国内敌对势力实行遏制和反击。两个世界各有许多历史不同、现状互异的国家,在历史新旧嬗递之际,各国变革的轻重缓急、进退成败,将呈现出纷繁多变风波时起的局面。但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前文估计所及而言,两个世界并存和竞争的局面,在经过相当长期的、不能预见其断限的演变之后,有较多可能会引向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蜕变和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完善。这两大变化一旦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趋势: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将由此趋向收缩;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将由此趋向扩大世界历史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也将由此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新的时代。

    当前的人类社会,正在面临能源日渐枯竭、环境严重污染和破坏等巨大难题的困扰。世界历史新时代的来临,必将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为全人类而不是为私有资本服务的正轨。对困扰人类社会的难题也将有可能在全世界的通力协作之下,排除因私有资本维护其既得利益造成的障碍,求得合理而有效的解决途径当前多数贫国与少数富国之间加速扩大的差距,也将随着各种公开的、隐蔽的殖民剥削方式的废除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广泛发展而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世界历史的合理未来──合理地生产、合理地分配、合理地应用科学技术、合理地满足人类群体和个体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不在于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补苴延续,而在于社会主义工业世界的更新继起,在这个更新继起之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蜕变。历史是很少直线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削弱、收缩、以至蜕变,社会主义工业世界的成长、扩大以至最后遍及整个世界,必然要经历悠长的、曲折艰难的道路。但是,悠长、曲折、艰难都改变不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向。黄河九曲,终将流归沧海。

    世界历史这门学科正在发展之中。既然历史在不断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那么,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把分国、分区的历史集成汇编,或者只进行分国、分区的研究,而忽视综合的全局研究,都将不能适应世界历史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世界从1516世纪起就已跨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世界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这门学科,也要相应地跨入一个新的阶段。

    (本文第一部分关于19世纪后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学者在外国历史及世界史方面的编著和研究工作的论述,系毛昭晰撰写)

    吴于廑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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