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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与兰克学派

    发布时间: 2007/4/28 8:49:4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网络
    文字 〖 〗 )

    1936年初,现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纳克在普鲁士科学院纪念兰克逝世50周年的大会上,以如下一段话开始了他的演讲:

    “1886年5月23日,利奥波德·冯·兰克在90高龄时与世长辞。他曾作为我们科学院的成员为时长达54年之久。那时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年轻的柏林史学工作者都跟在灵柩的后面,从他的寓所一直走到教堂。尽管在当时还是一知半解,但我们都懂(364页)得,我们是在伴送着一位不朽人物的最后路程。假如一代人能把他们在身后也有其意义的经验,用一种历经万古而不衰的形式传之于后世,那末兰克就把它称之为人世间精神上的不朽。这里可能要补充几句话,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那永不泯灭的声誉。当兰克去世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影响总还沾上了一些我们在学生时代的懵懂气息。那时我们首先把他看作是某门特殊知识领域中的伟大导师。今天,我们则把他置身于人类伟大成就的行列中,并且视其为屹然矗立的泰斗。”①

    这位兰克学派的传人对其祖师的评价虽有溢美之词,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兰克史学对后世各国史学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兰克史学在本世纪20、30年代中国史坛的风行,也可为此作出佐证。在现代中国史学界,为引入德国兰克及其学派的史学,进而为中西史学的沟通与交融作出重大贡献的当数傅斯年。

    傅斯年少时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严格训练,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1920年,他入英国留学,三年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留学生涯长达7年之久。在欧洲,他系统地学习与接触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与知识,并受到了西方传统史学主要是兰克学派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论的深刻影响。1926年归国。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傅斯年出任所长,直至1950年逝世。历史语言所集刊首册发表傅氏《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宣告要以该所为基地构建“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宣称“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②,并就此奠立了日后该所的学术方向。

    兰克治史,崇尚史料。在这位德国历史学家看来,史家撰史必(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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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②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

    须掌握第一手资料,只有凭借这些可靠的材料,才能写出真正的历史。因而,他笃信原始史料,主张用档案文献、活动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等来编写历史,尤其重视目击者的“最高见证”。此说被晚出的实证主义史家奉为经典,如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亦如是说:“史料者,历史知识之唯一源泉也。”

    傅斯年服膺兰克学派的这种主张,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主要之点,正是引入了兰克所标榜的“史学旨趣”。傅氏进而明确提出“史学便是史料”,这俨然成了兰克学派在中国的分支,他本人亦被称之为“中国的兰克”。

    “史料即史学“是傅氏史学理论的最基本点。他声称:“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又说“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①,“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的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②。类似论述,不胜枚举。于是,他也像兰克一样,不辞辛劳,多方寻觅史料,号召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氏一再强调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可见,傅氏之论与兰克的主张是如出一辙的。

    在整个19世纪,西方史学是“科学的历史学”执牛耳的时代,从德国史家尼布尔发端,最终由兰克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他也成了西方科学派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科学派史家除崇尚史料、奉行史料至上以外,还竭力标榜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如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里就这样表白过:“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向往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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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

    ②见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

    生的真相而已。”直至晚年,他在《世界史》一书的序言中,继续鼓吹从书中“消灭自我”,即把自己的观点毫无保留地从书中排除出去。在实证主义史家那里,“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历史学家就应该像兰克所说的消除自己的主体意识,以达到“完全的客观”。这当然是客观主义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家的一种幻觉,实际上是不可能到达的。

    但傅斯年却对此奉行不悖,他笃信史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他坚信在剥除了附在历史记载上的道德意义之后,由这一件件“赤裸裸的史料”就可显示其历史的客观性。于是,他认为:“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放进去……既不可以以传统的权威,也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这与兰克所标榜的不偏不倚之说正相吻合。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晚年的傅斯年醒悟到追求史学的绝对的客观只是一个“理想的境界”,而兰克直至晚年还在鼓吹要“消灭自我”。

    兰克史学的方法,对后世影响甚大。如他的以“内证”(Internal Criticism)和“外证”(Enternal Criticism)为特征的历史考证方法,经后来的德国历史学家伯伦汉所著《史学方法论》,日趋发展为一门严密的学科,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实证科学研究确立了规范。在史学方法上,傅斯年更是得近世西方实证主义治史方法之真传,并有新的创造。他深谙兰克的史料互勘与比照纠误之道,把史料归纳为八对十六种,即所谓:直接材料对间接材料、官家记载对民间记载、本国记载对外国记载、近人记载对远人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傅氏引进兰克的一套治史方法,再纳入中国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他写出了《明成祖生母记疑》等作品,在当时史学界影响甚大。当然,他的治史方法(包括考辨、比较方法以及由语言文学入手辨析史料的方法等等),只是为了寻求个别历史事实的真实性,(367页)还说不上去认识与发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当然是傅斯年一类“新考据学派”的局限性。

    需要提到的是,除傅斯年外,输入德国史学方法的还有姚从吾。姚氏于1922年留学德国,比傅氏早一年。1924年归国,在北京大学讲授历史方法论,传播德国兰克学派的治史方法,以后在西南联大、台湾大学等执教数十年,对此矢志不渝,为输入德国兰克学派的史学贡献尤多。此外,30年代有两本阐释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原著在中国出版,影响也颇大,这就是:法国历史学家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与德国历史学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史学原论》的译者李思纯,20年代初曾在巴黎大学亲聆瑟诺博司的讲授,他把法文原著参照英文本翻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该书阐释史家工作之顺序,从搜集与考证资料,综合史实直至落笔成书时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史学方法论》由陈韬译出,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论述史学的概念和本质、史学方法论、史料及其考证、历史的综合和编纂等内容。两书均为商务的万有文库本,出版后,成为中国史家不断征引的权舆之作,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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