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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量史学

    发布时间: 2007/4/27 10:11:0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网络
    文字 〖 〗 )

    一、计量史学方法兴起的背景

    1、定义

    历史学的计量方法,是指把数学方法特别是数理统计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一套方法。在西方著述中往往被称为Quantitative Method of History.

    把数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不但要求历史研究者要掌握必要的数学技能,而且在历史数据的搜集、整理、运算等等方面,都需要掌握一套特殊技能和技巧;而且,它还促使历史学家去开拓新的史料领域,把许多从前很少或没有运用或不可能运用的史料(诸如公私账簿、物价和工资方面的史料、教区档案中有关教民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记录、族谱、征兵征税记录、选举和投票记录、法庭记录、遗嘱、公私藏书目录等等)发掘出来,这些史料的发掘和运用又使历史研究者在什么是史料以及怎样选择、鉴别和运用史料等问题上的观念发生了的变化,有的学者把这些变化称之为史料观的变化;它还促使研究者在历史解释方法和表述方法等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西方学者把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历史学中的“计量化革命”。

    2、兴起背景

    从历史渊源来说,其实中外史学家很早就开始对某些社会历史现象作数量的考察和描述,尤其中国古代的史家在这方面留下的历史记录堪称首屈一指,从《史记》的《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到《汉书》及其以后历代“正史”中的《食贷志》、《地理志》等史籍,都留下了有关人口、田亩、赋役、物价、手工业和农业生产、贸易、战事、山川、天文等大量的统计或估计数据,一些史家还从某些历史现象的数量变化来衡量国势的强衰或历史的趋势(参见彭卫、孟庆顺著:《历史学的视野》,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10211页,注②)。古代西方史籍中也有不少从数量角度考察或描述历史现象的内容。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开始比较系统地运用统计学方法考察经济运动和某些社会现象的演变趋势。如比利时统计学家凯特勒(Quetlet  Lambert Adolphe Jacques17961874年)运用统计学中求平均趋势方法研究人的体力和智力素质的发展,提出了“平均的个人”( Average  Man)理论。马克思提出“社会平均劳动”和“平均劳动力”概念时,即参考了他的方法。(《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9页)到19世纪,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的著作已日渐增多。不过,所有这一切都还说不上系统地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至多只能说是它的滥觞,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方法,更没有在史学界形成一股潮流。

    二、诞生与发展

    1、诞生

    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方法的诞生时间,可以认为是在20世纪50年代。

    1955年是法国年鉴学派(链接文本素材库 年鉴学派)倡导的“新史学”在国际范围内赢得胜利的一年。他们通过当年举行的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前后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使他们的“新史学”主张赢得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尊重,以至在西方史坛上逐渐取代了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以上层人物和政治事件为中心的、以叙事为主要写史体裁的西方传统史学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年鉴学派倡导结构史,主张通过模式的归纳对社会历史运动中的深层结构、特别是“长时段”结构加以揭示和分析。布罗代尔对欧洲中世纪和近代初期人们的“日常生活结构”的揭示,勒·鲁瓦·拉杜里对中世纪人口波动曲线和朗格多克地区农民经济状况所做的结构分析,都是这方面的杰作。结构分析和模式归纳都难免要运用数学工具,特别是长时段伪结构分析和模式归纳,离开计量表述就寸步难行。正因为此,布罗代尔和拉杜里等年鉴派大师的著作中,都大量运用了数学工具和计量分析。可以说,年鉴学派倡导的新史学本身就包含着计量史学的内容,或者说,它的研究纲领本身就呼唤着计量史学方法的诞生。

    此外,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历史人口学这个新学科在法国诞生了,它也是靠着数学工具和计量方法而生存的。在美国,一般认为康拉德(Alfred HConrad)和迈耶(John RMeyer)在19584月出刊的《政治经济学杂志》第66卷上发表的《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经济》一文,是美国“新经济史学”宣告出世的一个标志;而“新经济史学”又被称为“计量经济史学”;后者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又被认为是“计量史学”的另一个称呼。这显然是因为计量史学方法在其初创期主要运用于经济史研究的缘故。

    上述情况说明,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实际上是同当代西方的整个“新史学”潮流一起诞生的,是本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进程本身发生的一系列巨变激荡出来的产物。那一系列巨变促使新一代史学家们再也不能容忍只能对个别性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描述而不能对历史变迁的深层结构和趋势加以剖析、解释和预测的传统史学独霸史坛了。他们力求创立一种能够揭示历史变迁的深层结构的新史学。一些学者还倡导“从下往上看的史学”,或“从底层往上看的史学”;而要揭示深层结构或要从下层往上看,就必须对大量群体性或群集性的历史现象和事实进行考察。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2、主要发展情况

    在欧洲国家中,法国的计量史学成就较为突出。由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领导的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成了推进计量史学研究的中心。法国计量史学的成就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人口史和经济史这两个领域。勒·鲁瓦·拉杜里运用计量史学方法,对1518世纪朗格多克地区有关经济、社会、人口等方面的史料中含有的大量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加工和运算,发现该地区农村经济随着土地/人口关系的变化而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曲线,其表现是;伴随着一个农垦高潮就会出现一个人口增长高潮;接着,由于人口增长率超过土地承受能力,过于强化的耕种使土地肥力和产量下降,导致土地/人口关系失调,以致引起饥荒和瘟疫,使人口锐减;于是,土地/人口关系重新得以协调,一个新的起落周期又开始了。拉杜里的这一发现引起了整个西方史坛的轰动。经过他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共同努力,整个西欧中世纪后期到产业革命前约7个世纪的经济一人口起落周期已经比较清晰地揭示出来:大致上,1100——1350年是一个增长朗,接着是1350——1450年的衰退期;1450——1650年又是一个增长期,接着又是1650——1750年的衰退期。不过,自从1750年开始复苏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长时段的起落周期了。这不能不说是西方史学家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获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法国学者运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心智史和心态史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研究组是一个从事计量研究的著名学术组织。该组织的学者彼得·拉斯勒特和理查德·沃尔编辑出版的《过去时代的户和家庭》一书,汇集了英国和其他一些欧美国家学者运用计量方法研究家庭史和人口史的重要成果,已成为享有国际盛誉的名著。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计量史学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前已提到,康拉德和迈耶(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于1958年发来的论南北战争前美国的奴隶制经济的论文实际上成了计量史学在美国诞生的一个标志。该文运用经济学理论对美国内战前南方的奴隶制经济的效益作了计量分析,他们分别对蓄养男奴和女奴的收益率作了计算。为了计算蓄养男奴的收益率,他们首先算出蓄养和使用男奴的人均资本费用,包括购买男奴的平均费用和供男奴使用的土地、牲畜、农具和其他设备的平均费用;然后再根据当时奴隶制种植园主出售的棉花价格和男奴的人均生产率,计算出蓄养一个男奴可获得的毛收益,再减去营养和使用男奴的人均资本费用,得出当时大多数种植园蓄养和使用男奴的净收益率为5%——8%的结论。至于蓄养女奴的收益率,康拉德和迈耶除了以上述毛收益减去成本的方法算出其物质生产收益率外,还加上出售女奴生育的幼奴的毛收入减去生养幼奴的成本费用所获的净收益,由此确定著养女奴的纯收益率为71%——81%之间。他们据此对当时在美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内战爆发前夕南方奴隶制经济已经无利可图而只是勉强苟延残喘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此论一出,引起不少的反驳,同时也激发起一些研究者对历史的计量研究方法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围绕奴隶制经济问题和其他一些历史问题纷纷发表运用计量方法写成的研究文章。196012月,在珀杜大学举办“经济史中的计量方法”讨论会,虽仅有20名学者出席,却对计量研究的开展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此后该讨论会成为每年举行一次的年会。运用计量方法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的著作和论文日渐增多。

    1964年福格尔发表《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运用“反事实假设”法假定1890年时美国没有铁路,而使用原有的运河和驿路运输当年实际上由铁路承担的同等数量的货运量,在此假设之下根据  有关的数据史料对有关费用和效益进行计算,进而对有铁路和假如当年没有铁路情况下的运输效益加以比较,结论是铁路带来的社会节约仅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1%。此书一问世,立刻在史学界引起一场激烈争论,同时也引起更多的人们对计量史学产生兴趣。

    早在1965年,美国政府资助的“数理社会科学委员会”下设了一个历史学咨询委员会,专门致力于推进计量史学研究。该委员会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合作,从1972年起先后出版了共达10册的一套《计量史学研究丛书》,汇集了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涉及到人口、生育、家庭、种族关系、奴隶制、社会流动、城市、选举行为、立法行为、公共政策、英国经济等众多领域。美国历史学会也设立了一个促进计量研究的特别委员会。

    1974年,福格尔与恩格尔曼合著的《苦难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和《苦难时代:证据与方法补编》两卷巨著问世。他们实际上是继康拉德和迈耶等人就美国南部奴隶制经济效益问题对美国史学界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发起初试锋芒的挑战之后的又一次挑战,他们就此问题汇集了一切能够收集到的数据史料,运用了一切可供运用的数学工具,通过浩繁复杂的运算,肯定并发展了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本是一种高效益经济的结论。特别是两位作者还把他们使用了什么样的史料证据、怎样获取和整理数据、运用了什么数学工具、怎样进行运算等等,都展示给读者,可谓计量史学研究的空前之举。此书于1975年获班克罗夫特奖(班克罗夫特奖为美国历史学方面的一个主要奖项)使它尤为引人注目。

    它很快就在美国史学界引发起一场大论战。批评者的锋芒不但涉及到他们的总的结论及其延伸出来的对美国南北战争起因的重新解释——即否定经济起因说,强调道义因素为南北战争的主要起因,而且对他们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方法也提出质疑。但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基本结论。争论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两位作者也由此而成为计量史学的成就和弊端的突出代表者。

    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计量方法从事历史研究,到60年代末,计量史学已成为国际史坛上不容忽视的一股世界性潮流。

       三、计量史学方法的功用与局限

    1、功用

    首先,计量史学方法有助于把传统史学中常见的定性论断中隐含着的模糊的数量判断明晰化,从而对那些包含着模糊的数量判断的定性论断加以验证,或予以确证,或加以修正,或予以否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论断。这些都对历史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例如,在历史著述中,历史学家总难免要使用“重大的”、“占据主要地位的”、“常见的”、“典型的”、“很多”、“广大”、“广泛流行的”、“微不足道的”等等用语。这些都是隐含着计量或统计内涵的概念。这个事实说明,历史学本来就离不开计量。但在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实践中,人们在使用这类概念时,或者由于客观上不可能进行实际的计量和统计,或者根本就缺乏计量或统计观念,结果往往是未做任何那怕是粗略的估算就使用了这类概念,使这类本来属于定量判断的概念成了缺乏定量依据的模糊性很强的定性判断的概念,由此往往导致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判断或结论上的失误。计量史学家们锐敏地注意到了这类失误,而且往往是以这类失误作为突破口,通过严密的计量,对许多长期以来被人们接受的结论或判断提出了确有依据的否证或修正,这不能不说是计量史学方法的优越性带来的积极成果。例如,前边提到的福格尔等人对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益的计量分析,虽然至今还有不少确应非议之处,但是,单就其肯定当时南方奴隶制具有相当高的经济效益这个定量判断本身而言,至今我们也还没有见到足以从根本上否定它的相反论据。这也说明福格尔等人对认定内战前奴隶制已无效益可言的定性论断的否定,实际上已得到认可。诸如此类的计量检验,显然有助于促进历史研究者们在使用前述种种实际上包含着数量概念的定性判断用语时,更加慎重:在有可能计量时,就应在计量之后再根据计量结果作出确切判断;在一时还无法作确切计量时,也应尽可能作出有根据的大体估量,然后再作出相应的而且是留有余地的定性判断。

    再者,研究实践表明,计量史学方法在帮助历史研究者探寻普通群众的历史和普通群众的动向在其中起着重大作用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的轨迹和深层奥秘方面,以及在探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趋势方面,具有其他任何研究方法不能替代的独特功用。巴勒克拉夫曾转述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话,说道:“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对待‘群众’的兴趣超过了对‘英雄人物’的兴趣,那么,计量历史学就是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通过这扇大门,我们便可以接近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没有书面记载的千百万群众的秘密”。此言的确中肯,而且这也正是计量史学方法从诞失之日,就同以研究“下层”群众和历史深层结构为已任的“新史学”结下不解之缘的一个重要原因。它的数十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它从这个重要视角上能够对历史研究者提供帮助的领域是相当宽广的,

    计量史学方法还有一项重要功用,就是促进经济史(包括农业史、工业史、商业史)、社会史(包括人口史、家庭史、妇女史)和心态史、政治史等史学领域,向以研究现实社会为主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软科学接近和交汇。因为这些社会科学日益走向计量化研究,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为历史学向那些社会科学和交叉性的软科学接近和交叉,架设了桥梁。这就有利于促进历史问题的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研究的互相配合和衔接。

    2、局限性

    计量史学方法在促进历史学研究中确有其独特的功用,但是,西方史学家在运用计量方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可忽视。

    一些计量史学方法的倡导者过分夸大这种方法的作用,甚至断言,使用计量方法就能从历史现象中归纳出法则或规律,就能把历史学变成真正的科学。应该说计量史学方法确实有助于对一些单项史实的判断,或为隐含着某种函数关系或理论模式的定性论断的是非得失提供验证或立论的依据,但不可能单凭那些计量结果就展示出某个历史过程的全貌及其演变机制。也就是说,计量结果只能为重建历史大厦提供某些部件或组件,而且只能提供可以通过计量方法制作出来的部件或组件,而不是全部的部件或组件,更不能提供大厦本身。

    此外,计量史学方法的倡导者夸大了计量证据的客观性,认为数学工具,特别是计算机那样的工具本身就具有排除主观任意性的功能,只要恰当地运用计量了方法。就能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实际上,任何数学工具的运用,都是运用数学工具的研究者在起着支配作用,而不是数学工具本身在那里起支配作用;研究者总是按照自己事先设定的某种假设去收集和选择数据,选用相应的数学工具,进行相应的运算。的确,运算结果有可能与原来的假设不相吻合,迫使研究者提出新的假设,直到与运算结果吻合为止。单从这方面来说,计量方法确有助于防止主观任意性。但它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的限度实际上与传统的史料或史实考据方法是一样的,即主要限于在单项的史料或史实的是非真伪的判断上,或某些单项性结论的是非得失的判断上防止主观任意性,而不可能在计量结果的含义的解释上防止主观任意性。而且,即使在前一种情况下,计量方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排除研究者的主观任意性。

    如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对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益的计算。他们只是根据奴隶制对种植园的奴隶主带来丰厚利润,就认定它不是阻碍而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却根本无视南方奴隶制阻碍劳动力、原料的自由流动和市场的自由开放给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整个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严重损害,更没有从这种严重损害中看出人们对奴隶制深表忿恨这一道义原因背后的深层原因。其实,我们从他们的计算结果的合理成份中恰恰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南方奴隶主正是为了捍卫他们丰厚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为了什么道义原则或文化价值,才去同资产阶级领导的废奴运动作拼死抵抗的。这充分表明,数学工具本身完全不可能阻止研究者做出诸如此类的荒唐结论,却反而可能被研究者利用来为他主观上想要做出的任何结论服务。即使像计算机那样的精密计算工具,也正如学者们公认的那样,如果你向它输入的是垃圾,它输出的也只能是垃圾。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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