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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四部籍与中古后期社会的文化情境(7)

    发布时间: 2012/3/1 10:18:1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文字 〖 〗 )

    三、敦煌典籍所见敦煌地区的学术与文化

    敦煌的典籍写本蕴含大量唐五代时期有关敦煌地区的社会文化信息,如那里的文化学术事业,那里的人文风尚,以及民族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等。若论中古时代的地区文化,环顾宇内,除都城长安以外,当以敦煌地区社会文化情境的历史展示,最为翔实生动。陈铁凡曾概述中古敦煌学术传统之演进轨迹:

    窃以敦煌为西北重镇,与汉魏故都不过千里之遥。声教所既,人文蔚然。尝考史籍地志,自西汉至六朝,敦煌郡内以经史名家者,代不乏人。若张奐、周生烈、张参、张芝、令狐德★、令孤绹等,皆一时之隽彦也。讵李唐而降,渐次式微。揆阙原由,殆必兵燹乱离有以致之。[55]

    陈氏所称敦煌郡的经史学术传统,唐代虽趋衰微,却没有中绝。人们注意到敦煌地方修撰史志图经等文化学术活动,至晚唐五代仍在延续。有关此一情景,《敦煌录》(S.5448号)及《寿昌县地境》残卷(敦煌祁子厚家原藏)的撰著有所披露。《敦煌录》的撰者据考为张俅,即敦煌写本中屡见的张球。他是归义军前期(张氏时期)一位著名文士,官至朝仪郎。除记述敦煌史地的《敦煌录》,张球又撰《南阳张延绶别传》(P.2568号),记述张议潮后人延绶行事。李若立《籯金》略出本(P.2537、P.2966号)亦张球删定。张球“已迈从心”即70岁以后(唐乾宁元年<894>前后),尚寓居敦煌郡城西北小寺聚徒授学。《略出籯金》一书,或为充作学郎读本之用。可知张球乃是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史地学者兼教育家。《寿昌县地境》卷尾有题记:“晋天福十年(945)乙巳岁六月九日,州学博士翟,上寿昌张县令《地境》一本。”向达指出这位进呈《地境》的敦煌“州学博士翟”,就是唐天复二年(902)的“敦煌郡州学上足子弟翟再温(奉达)”。天复二年翟奉达在敦煌州学受业,时年20岁,其后历任节度随军参谋、国子祭酒、守州学博士、行沙州经学博士。他是继张球之后又一位敦煌的著名学者。翟奉达的主要学术贡献是撰造敦煌行用的历日,撰写《地境》之类“舆地之学”乃其“余事”[56]。敦煌本《大唐同光四年(926)具注历》(P.3247号)、《甲寅年(954)历日》(P.2765号)、《显德六年(959)具注历日》(P.2623号)均为奉达所造。其后又有历日数种,参与撰造者有翟文进,或系奉达后人,则翟氏可谓敦煌历学世家[57]。石室写本中的地方史传著作,还有《敦煌名族志》(P.2625+P.4010号)、《敦煌汜氏人物传》(S.1889号)等,同晚唐古代敦煌势族相关诸籍。

    敦煌写本中的“图经”残卷,除贾耽《贞元十道录》(P.2522号)、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P.2511号)等总志类残卷外,还有多种敦煌方志残卷,如《沙州图经》(S.2593、P.5034号)、《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P.2695号)、《沙州伊州地志》(S.367号)、《沙州志》(S.788号)等。敦煌方志残卷的集中出现,揭示唐代敦煌曾经有过活跃的图经撰著活动。唐朝是我国方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州县组织编纂方志,是唐朝廷了解掌握国情的一项重要举措。唐代方志的内容包括行政区划内的河川田土、人口物产、交通道里、衙署公廨等项,为朝廷制订相关的政略与政策提供基础。唐朝重视编纂方志,反映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控驭广土众民的努力。沙州都督府及敦煌州、县衙署参与组织方志撰著活动,当是唐代举国修志活动的一部分[58]。

    敦煌写本显示晚唐五代敦煌之学术事业,除史地之学、畴人之学以外,尚有书仪、算学等。敦煌本《新集吉凶书仪》(P.2646、P.2556、P.3246、P.3249号),原题“河西节度使……张敖撰”。敖为张议潮族人,可能随议潮入长安,得试太常寺。王重民认为此书或即依据得自长安的《元和新定书仪》删纂而成[59]。我国现存最古的算书写本——敦煌本《算书》(P.2667号)及《算经一卷并序》(P.3349号),以敦煌地方的量制单位:合、升、■,代替传统量制:合、升、斗、斛,表明这两部通行中夏的算学典籍,亦经过敦煌学者之手给予改纂[60]。上述典籍所撰内容,都有同敦煌地方相关者,大略显示出晚唐五代敦煌本地的文化学术事业,颇具一定的规模。

    石室庋藏的典籍写卷还有一个特点——富于初盛唐(含隋)典籍。敦煌石室收藏的初盛唐典籍写卷大致有两类:

    (1)君臣撰述。如《高宗天训》(P.5523号),“历叙古今后妃荒淫之事,归之于鉴戒”,“与帝范、臣轨相近”[61];隋·李文博《治道集》(P.3722、S.1440号)、“杂载前贤所论治理之要”[62];魏征等辑《群书治要》(S.1443背、P.3634+P.3635、S.133、P.2767+S.3354号);虞世南《帝王略论》(P.2636号),“起于太昊迄于隋,略记载帝王事迹”[63];杜正伦《百行章》(S.1920、S.3491+P.3053号等),书名取“士有百行”义,其<进书表>曰:“世之所重,惟学为先;立身之道,莫过忠孝。”(P.3306号)全书摘引《孝经》《论语》及史传典故、佛家教诫等,倡扬“忠孝节义”主旨[64];张仁亶《九谏书》(P.3399号),“九谏之目:诛暴乱、纳直谏、省重刑、用轻典、均赏罚、息人怨、简牧宰、弃贪佞、委贤良。”[65]

    (2)朝廷律令。如永徽令(S.1880、S.3375、S.11446、P.4634号),武周时的唐律写本(P.3608+P.3252号),神龙散颁刑部格(P.3078+S.4673号),开元律疏(北图·河17号),开元公式令(P.2819号),开元户部格S.1344、北图·周69号),开元水部式(P.2507号),天宝令式表写本(P.2504号)等。

    石室所藏初盛唐君臣撰述类典籍,内容主旨大抵是以儒家仁政理念与忠孝思想昭示君臣,这样的撰述宗旨于《高宗天训》《治道集》《帝王略论》《九谏书》等,均甚鲜明。庋藏初盛唐朝颁律令一类,则推重其法律与秩序的象征含意。在二三百年漫长岁月中,敦煌僧俗人士始终珍藏着这些初盛唐时代的典籍,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典藏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人文精神内涵。置身于扰攘多难的晚唐五代,敦煌人心目中的初盛唐是伟大的时代,是唤起人们崇敬与仰慕的时代。倡扬仁政理念和忠孝思想、象征法律与秩序的初盛唐典籍,也就被敦煌人们视作盛世之遗范,世代传承珍藏。它们的象征意义已然超乎写本之外。

    《新唐书·吐蕃上》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吐蕃“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创开中夏与吐蕃文化交流的历史。如前所述,藏文本《春秋后语》写卷与近十件此书的汉文残卷、藏文本《孔子项托相问书》写卷与15件此书的汉文残卷,一起重现敦煌石室,昭示如下可能,即在公元8至9世纪的蕃占时期,敦煌可能设有译场,延专人从事汉籍藏译的文化传播事业,写下汉藏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潘重现《简谈几个敦煌写本儒家经典》一文,又有这样的目击记述:

    我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读伯三四○二号敦煌《论语集解》残卷,正文行间夹有藏文,如“子在回何敢死”侧有藏文署名;“愿为小相焉”侧有藏文虎年纪年。可见这个卷子是吐蕃人的读本。又伯三七○五号《论语集解》卷第四残卷,卷纸背有涂鸦云:“中和二年(882)十二月学生苏师子、苏贤子”,又有漫画及藏文。伯二六六三《论语集解》残卷,卷末有藏文数字,并有涂鸦云:“丑年三月胜六日学〔生〕吴良义。”这类卷子可能是汉人读《论语》,同时也学习藏文的证据。

    对写卷细致入微的观察,再现了蕃占时期以迄唐末,居住敦煌一带的吐蕃人修习中原儒经、西陲汉人则热心学习藏文的生动情景。前文还曾说到公元十世纪的高昌,可能设有回鹘译场,翻译家僧古萨里在此将汉籍《唐三藏法师传》和《金光明经》等译为回鹘文。凡此从中可见,在中古后期西陲的敦煌高昌诸重镇,汉文化与藏文化、汉文化与回鹘文化的融汇交流相当密切。

    敦煌写本中还发现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的古藏文译述本(S.T.737,P.T.981、983号)[66] 。这是现今所知该史诗最早的外文译本。这部印度史诗的藏文本何时译于何地不详。它有可能完成于设在吐蕃本土或吐蕃占领的中夏西部地区某译场中。若然,则古代藏族是最早引进、译介古印度史诗的华夏民族。周一良曾详考P.2129号俗讲故事源流,指出该卷“不谨口舌”的乌龟故事,始见于印度《五卷书》(公元前二世纪),再见于印度佛教律藏,后见于三国·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下》、刘宋·佛陀什、竺道生译《五分律》、唐·义净译《毗奈耶》,以后敷演为俗讲文;此故事又自印度西向传播,公元6世纪译为波斯文、叙利亚文,8世纪译为阿拉伯文,8世纪以后译为希腊文、希伯来文、西班牙文,20世纪译为法文[67]。左景权则详考《佛说生经》卷一《甥舅经》(P.2965号)所述印度故事“舅甥窃库”流传的来龙去脉:东向传至中国、日本;西向传至埃及、希腊[68]。周、左二氏的精湛考证虽仅涉两则古印度故事,却有着广阔的学术视野。二文揭示中古时期以印度故事为媒介,在南亚至东亚、南亚至西亚南欧的广阔地域,已然确立了彼此之间内在的文化联系和精神契合。中国和域外文化融汇的这一情景,越发显示出中古时期的敦煌,在古代欧亚文化交会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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