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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乡约推行的特点(2)

    发布时间: 2011/12/23 9:53:2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历史网
    文字 〖 〗 )
    以乡治的核心——乡约、保甲兼行而加提倡的,在嘉万以后尤为多见。其理论较备者如吕坤的《实政录》和刘宗周的《乡保事宜》。
            
        《实政录》为吕坤门人赵文炳集其从政要端而成,所论治术颇多具体扼要,吕坤乡约方案的特点在于合保甲乡约为一条鞭,将乡甲约完全纳入官治系统。主张官倡官办,吕坤指出“守令之政,自以乡约保甲为先”,“乡约保甲原非两事,本院捧读高皇帝《教民榜文》,及近日应行事列,谓乡约所约者此民,保甲所保者亦此民,但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保主惩恶,以究诘为重,议将乡约保甲总一条鞭”,约长与保长,一身而二任,十甲甲长,依然不动,只多添了一个甲正副,约史、约赞、约警、知约俱由保甲公职者充任,期以“良民分理天下,有司总理于上”乡约与保甲合二为一,“提绵挈领,政教易行”[28]。
            
        刘宗周也是主张乡约与保甲合一的,只是在以何者为中心的问题上,前后又有一个变化。崇祯二年,清军骚扰京畿,时宗周为应天府尹,为保境安民,遂发表《保民训要》,这是一个将乡约与保甲相结合的方案,以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保甲之养、保甲之禁、保甲之备相倡。其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内容近似于乡约,保甲之养则涉及社仓,整个乡治方案的中心是保甲,次以乡约社仓相辅,是寓乡约、社仓于保甲之中。崇祯十五年,刘宗周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职司风宪纲纪,又作《乡保事宜》,寓保甲于乡约之中,以乡约为中心,推行教化施治。是书分约典、约戒、约礼、约制、约法、约备六部分,其约典、约戒分别开列圣训六言和吕氏四条;约礼仿于洪武间乡饮之制;约制举彰善、纠恶条例;约备指出约众要有器械和粮贮,要守望、巡逻,此亦保甲和社仓份内之事,而对于社学虽未完全不提,但已列于从属地位。
            
        真正从体制上理顺了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关系的,是陆世仪的《治乡三约》。陆世仪生当明清易代之变,在朱明崩溃的前夜,他对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指出“乡约为纲而虚,社仓保甲社学为目而实”,乡约“约一乡之众,而相与共趋于社学,共趋于保甲,共趋于社仓也”,因而他的乡治三约,也就是一纲(乡约)三目(社学、保甲、社仓)的乡治体系,“乡正之职,掌治乡之三约,一曰教约,以训乡民;一曰恤约,以惠乡民;一曰保约,以卫乡民”,“凡乡之教事责教长,恤事责恤长,保事责保长”,若“长非其人,责约正”[29]。其乡约之法,纲举目张,职责分明,尽得乡治阃奥。唯以朝代更替,陆氏终未能将其法付诸实践,但束之高阁,而无以求得实践之检验。
            
        综上所述,自王守仁、黄佐、章璜至吕坤、刘宗周、陆世仪,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关系,由自成体系,不相为谋;而四者并重,打成一片;而以乡约、保甲为中心,以社仓、社学相辅;而以乡约为纲,以社仓、保甲、社学为目,纲举目张。尽管这种关系大多存于官倡、官督的乡约之中,有些还只是停留在文字上,尽管各地官办乡约的形式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但它反映了明代乡治理论的日趋完善和乡约体制的日臻成熟,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乡约在乡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组织管理也日益完备。
              
        三、推动宗约、士约、乡兵约、会约的兴盛与发展
            
        伴随着乡约活动的兴盛,宗约、士约、会约、乡兵约等依一定的身份和目的而结成的民众自治组织也趋于活跃,它不同程度地受着乡约发展的影响,有的又反过来影响着乡约的发展,使明代中后期的乡村、城坊、仕林中出现了社、会、约兴盛的格局。
            
        (一)宗约 乡约与宗约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历史范畴和组织。作为一定的民众共同恪守的规条,宗约是与宗族祠堂管理相配套,规定和说明族人与宗族、家庭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宗族的职责和对族人的权力,处理与族人事物的原则等等,是宗法血缘制度的产物,与乡约的条规不尽相似。而作为一定的民众自治组织,乡约约于一乡之众,宗约只约于一族之人。乡约与血缘虽不无关连,民众们多是聚族而居,但强调的地缘,是一族以上的几个族人的结合体。宗约注重的则是血缘,讲究血缘亲情。乡约与宗约在一定的时候又可以互相转化,或由宗约的示范推而广之为一乡之约,或由乡约受阻退而行于一宗之内,再或是乡约与宗约并倡,举乡约不忘宗约,举宗约时恪于乡约。有些乡约本身也就是宗约。
            
        乡约自问世伊始,就与宗约有着不解之缘,明中叶以后,随着乡约的兴盛和民修祠堂的驰禁,宗约也随之兴盛。清人陈弘谋在为明《王孟箕讲宗约会规》所加的按语中指出“按一乡之内,异姓错处,尚且有约,交相规劝,况于同宗,以其尊长,约束子弟,临以宗族,训诫后裔,较之异性,事情更亲,观感尤易,则合爱同敬,谨身寡过,均不外于宗祠焉得之”[30]。万历初年,丹阳知县甘士价倡乡约,乡绅姜宝即请“兼行保甲法及予宗自为约,不令他姓人得参与,有所妨”,甘士价特许举行,据姜宝自称,举行不久便见成效,及甘士价丁忧去职,其邻里他约皆停寝,姜氏又请于府台,提出改乡约为宗约,以宗约行,同时指出,“由予一家遍推于家家,由一时行之于时时将见,化行俗美,盗息民安,于讼不严而渐少,逋免不严而易完,无论民间受益,即官长不烦心力,可卧而待治矣”[31]。此宗约所行,俱乡约之职,宗约者,一姓之乡约也。
            
        不过,一般的宗约大都是在组织形式上仿于乡约,在具体条规中又体现出宗族性的色彩。笔者所见《王孟箕讲宗约会规》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讲宗约会规,乃王孟箕居乡时所定,共七款,包括期会款式、讲约规条、周咨族众、讥察正供、平情息讼、矜恤孤苦、禁戢闲谈。约定每月两会,或朔望,或初二、十六,会所摆列书案、坐席,东西相向,族人照班辈、序次分坐,案上各置所讲之书,另设讲读之席于前,择声音响亮或新进秀才二人为约讲、约读,又设约警一人,手持云板,维持秩序。有些宗族还将遵行乡约列入宗规之中,如笔者另见《王士晋宗规》凡十六条,第一条便是乡约当遵,称圣训六言包尽了做人的道理,无论圣愚,皆晓得此文义,只是不肯着实遵行,“今于宗祠内,仿乡约仪节,每朔日,族长督率子弟,齐赴听讲,各宜恭敬体忍,共成美俗”[32]。
            
        一些在官倡行、督行乡约者,致仕还乡退居林下之后,也多有倡行宗约之举,万历二十五年,吕坤致仕还乡,亲作宗约以备其法,使宗人修祀事、讲宗法、睦族情,又作宗约歌八十五首,用“极浅、极明、极俚、极俗”之文字,“但令人耳悦心,欢然警悟”,宗约内仿乡约也设有彰善纠恶之册,只是名称做了些改动,纪善的叫做鹄史,纪恶的称做颚史。崇祯七年,刘宗周在家乡居,作《乡约小相篇》,请行于邑中,既不获知县采用,便作《刘氏宗约》行于族内。约设宗长一人,总一宗之教,约九族之人,又设宗翼两人辅弼宗长,宗干一人司钱谷出纳,宗纠一人,纠绳纲纪。约内还置有彰善纠恶簿,月朔行告庙之会,演讲圣训、祖训。据称,“服习既久,风尚一变,二十余年,通族莫有讼公庭者”,其殁后,族人“犹遵行教不衰”[33]。
           
         (二)士约 乡约者,约于民众,而士约只约于诸生。虽乡约之民众也包括有诸生,诸生则为民众中一特殊群体。明代的士约,多起于讲学会和文人结社,而组织管理形式又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乡约的影响。
            
        士,作为生员衣冠之族,其言行关乎世风尤重,“士肯好修,同学见其人而爱慕,居乡熏其德而善良。官于内则为朝著仪形,官于外则为缙绅师表”[34],故此无论是民办,还是官督民办、官倡官办之乡约,士都是核心力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世风日下,作为缙绅之表、乡里风范的士,其道德沧丧、不学无术、不问世事之举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一些以振刷世风、挽明于即倾的士大夫们便又倡行起士约来,“顾人心之良不触则不发,良心之发,不聚则不凝,一番拈动,一番觉悟,一番聚会,一番警惕”,故“爰为会规数条,与诸友共守之”[35]。
            
        据王徵《士约》称,“兹欲以三物之教望今日,诚恐骇人心目。吾姑为其卑近者。所愿该学于诸生相近所在,不拘多寡,各立会约”[36]。每约给以进德、修业印信两簿,选年长公直者为约正以主察举,选通敏博洽者为约率负责倡导。进德之先要纠十二过,士有免此十二过者,即纪之进德簿中。修业则先讲十二政,若能讲明此十二政,则录之修进簿中。
            
        在江西吉安,仅乡人邹元标为之作序颂扬的就有“青原盟”,“龙泉文明会”,“仁里斯文会”等士约,据邹元标称“一日,九邑有青原盟,诸长曰;龙泉学者,少宜以人代,诸友闻而奋曰;此吾乡辈继往开来,衣钵非人有任,吾觉自任之,于是醵金为费……诸君归而举文明会章,章有纪,邹子为之约”[37]。这些士约不但有组织、规章、簿籍,而且不定期聚会,互通生息,相互砥砺,与乡约并行不悖。
            
        当然,明代的乡约与士约间虽有不少相近、或融通之处,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在于士约强调身份,非诸生不得与,非从科第明经及奉褒崇者不得与,“类聚严而祀典明备”。而且乡约影响和作用主要是在地方,士约在聚文讲习、格物明德之余,则不少都议论时政,裁量人物,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因而明中叶以后,朝廷对士大夫倡行乡约是支持的,而对他们聚会讲学、结社会文则是持谨慎甚至反对的态度。
            
        (三)乡兵约 乡兵约,是乡约的一种,前文所述的专门抵御倭寇、鞑靼、“盗贼”的乡约,性质即多类此,它源于历史上的结寨自保武装,也是近代团练的雏形。不过,明确提出乡兵约这个概念的,似是明末泾阳人王徵。崇祯二年正月,王徵著成《乡兵约》,号召“凡我同乡地方居民人等,听我誓约,目下岁饥盗起,人心易至忙乱,却不商量一个拿盗贼保护身家性命的好方法,只要听信小人故意摇惑宣传的虚声,先自家慌作一团,把些妇女、衣物、粮食、头畜乱行迁移躲避……今誓约陈说款项,大家照款同心协力,鼓起锐气,实实的整顿备办操练一番。一遇贼来,大家都要仍前齐心奋勇杀贼,以为诸乡之助”[38]。按照王徵的设想,乡兵约分为约束、训练、劝富、谕贫四个部分,凡乡村约在五七里之内,可以联络为一社者,大家立誓同心,自相约束,每村各自择立一总,其兵至五百,立大总保一人,战阵勇敢者予以重赏,无功或脱逃者记册受辱。故此可知,乡兵约与历史上的一般的结寨自保组织形式又不尽相同。
            
        (四)会约 明代的会约,形式、种类很多,不仅前文所述由讲学会、文人结社而建立的士约,属于会约的范畴,而且一些其他的民间结会、善会、游戏怡老之会等,不仅多有自己的会约,而且不同程度地受乡约影响的也不为少见。
            
        尽管明代的会约是五花八门,各有旨趣,其要却都在约束内部成员,使组织更具凝聚力,并且,追随乡约遗规,强调内部团结,互相规劝,互相帮助,去做记恶赏罚工作的屡屡可见。例如,桃堌居民为里社之会,以做老实人相砥砺,称老实会约,其宗旨在于“夫存心老实则心有余闲,持身老实则身有余乐,治家老实则家有余财,处人老实则人有余爱,于事老实则事有余稔,是故五谷必老实而后可食,材才必老实而后可用。是会也崇真尚朴,务质守廉,以此而居乡则情厚,以此奉祀则鬼神享”[39]。是知其意也在化导乡俗,讲究礼俗相交,德业相劝。又如倪元璐创设“一命浮图会”,正值明末米价昂贵、天灾未已之时,乡村农民嗷嗷待哺,饿孚于道,鼓励人们布施赈济,每人“认救一命”,以“为此功德,胜于浮图”相诱[40],这又是借释教佛图之说,行儒家赈济、互助之实,弥补社仓之不足,患难相恤也。再如市井负贩之人孙节等结成的“孝和会”,其目的也是为了发扬一种互助精神,解决“老亲之后事”,此后“惟老亲之后事忧,相与会钱以待其费,计一岁所积若何。亲先终者,先给,不足,则尽数给,彼此无论也。且一家丧,一会为衰奔走,当孝子半”[41],又在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之间。
              
        四、实行则事理民安,虚行则事繁民忧
            
        对于明代乡约的推行,时人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褒之者,称“此二帝三王之遗制,虽圣人复起,执众齐物,舍是无术矣”,“乡甲之行,有十利而无一害”,可谓推崇备至。贬之者又“以为愚阔,腐儒行之,多增烦扰”。
            
        其实,事物的发展总是相对的,一法立,则一弊生,一物生则一弊存,问题的关键,在于此法此物是否顺应了历史的发展,符合社会的需要。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是一个不断地兴利除弊的过程。明代乡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固然有不少流弊,但其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同样也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客观地评价应该是一分为二。综合明代各地所举行的各类乡约,大体上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过一些积极作用。
            
        首先就是美俗息讼、安民弭盗,这是乡约的宗旨,也是明代乡约能兴盛一时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如仇氏兄弟举乡于雄山,约众“户崇礼让,人识廉耻,风俗为之大变”,“讼因以息,渐且乡无盗贼僧道之迹,户绝奸慝淫乐之事”。吕坤倡乡约于解州,“天下望而效之,盖有身不恨逮者”,几及二年,解州“讼争既鲜,盗亦颇戢,耆寿修行,小子有造”。在河东运城,举约之前“民故健讼”,而“今日相观而善,耻讼改行”,程文德举乡约于安福,“礼耆彦而任之,盗息讼简,我安福怀之不能谖”。其次是弥补官治之不足。乡约以非官方的面目出现,即使是官办乡约,也是民众自我管理,乡规民约,人人签字画押,同声起誓,不仅从感情上、心理上易于为民众所接受,而且使乡里纠纷、公益事业能够较为及时、公正地得以处理,运用乡党的舆论,使乡评重于斧铖,达到教化施治的目的,不失为一种具有一定成效的乡治方法。在“大小有司,束手无策,皆谓张望不可理”的南赣,自王守仁“立明约,遂为治境……江右之民为立生祠,岁时祝祭,民心不忘也可见矣”。此外,对于组织民众抗击外来暴力相侵保卫家园,弘扬和造就保耕护林、邻里相助等良好的社会风尚,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同样,明代乡约在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一些弊端,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乡约提倡的民众自治,在君主专制社会里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有人称之为民治的胚胎,但是真正的或完整意义上自治,在君主专制社会里是不被允许,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明代乡约所倡行的自治实际上又是一种被扭曲的自治,或可称之为有限自治。随着官府对乡约介入的愈来愈深,乡约的民众自治色彩也日益淡化。作为乡甲约的积极倡导者,吕坤就曾明确指出,“得千良民,不如得一贤守牧”,“守令之政,自以乡约保甲为先”,选四乡公正“各给帖文印子,以便行事,先给与耆老衣冠,如果正直无私,督约有功者三年给予冠带”,因而这种以“良民分理于下,有司总理于上”的乡甲约,不惟已成为官治的工具,并趋向成为官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明代各地的乡约中,民众自倡自办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还是官倡民办、官督民办乃至官倡官办,而后者举行与否,便完全听命州县之长,凭其好恶,于是“有司往往以为应上之具,或行之而法不备,或备矣而时不久”,甚至“卒格不行”。一些乡约为恶棍或豪强所控制,藉以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在吕坤倡导乡甲约之时,他面对的是山西一些乡约的正副讲史“俱是光棍,地方任其举报,善良而谨畏者,避迹沙潜藏,浮夸而纵恣者,投足争进”。此等乡约焉能不病民扰民?还有一些乡约徒具形式,敷衍塞责,而实效靡征,“所谓百家情愿保结,不过手本开名,该房造册而已”,其武断乡曲,势横州里之人,乡约不敢不保者,“间一有之”,或乡中有善便肯纪录,至于行凶赌博,惯刁巨滑,一乡畏惧者,无人敢举,“使大恶纵横,而纪小恶以塞责,何贵于行乡约哉”,交河县“第乡约虽行,不闻有惩一人旌一人者”,泗州“所谓约长者,因缘为奸,浸失初意,即有按行故事者,亦不过徒咨口耳,以饰观听”,如是而欲化民成俗难矣!至于视乡约为“用贱以治贱耳”,使执“勾稽之役”,而使约众沦为力役也在在有之。陆世仪就有这样的遭遇,他是乡约的积极倡导者,本希望约正的选用,定要“誓于神,诏于众,隆其礼貌,优其廪给,委之心膂而用之”,然而他家乡实际推行的做法,则使他有切肤的畏惧,想方设法地要逃避充任约正之职,如此乡约,又能对其作何指望呢?此外,乡约聚会时的繁文缛节、陈规套式,易于使约众生厌;与会之资对贫寒之家不失为一种新的负担而难以承受。
            
        总而言之,明代乡约的推行,可谓利弊共存,就乡约本身所具有的潜质而言,积极向上的一面应是主流,其主张修身齐家,和睦邻里,共赴公益,共御外侮,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时人吕坤尝云,乡约之法“但实行则事理民安,虚行则事繁民扰,不行则事废民恣”,又云“有司视为常套,谈者反唇。闾巷苦其骚烦,闻之疾首,非法之不良,民之难令,则行法者为法之疾也”[42],此言不无一定的道理,也正因如此,不惟清代乡约依然盛行,进入近代以后,倡行乡约的仍不乏其人,梁漱溟先生理想中的乡村社会组织,乡村下级机构,便是中国古代的乡约制度。乡约之法还传入了朝鲜,可见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当然,在明朝这样一个君主专制、吏治腐败、村社动荡的社会里,将乡约的成败,完全寄于对贤守善令的期盼,或早或迟都势必是要落空的,官办乡约如此,受制于官的民办乡约同样也是如此,故此明代乡约实际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种种流弊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是百姓之不幸,也是乡约之不幸。
            
        乡约的倡行,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滥觞于程朱理学倡明的宋代,大张于阳明心学昌盛的明中后期,与理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乡约的发展是朱明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用地方乡坤与宗族的势力,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巩固政权基础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以从自治标榜的明代乡约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编辑:张兴兴

    明代乡约推行的特点(1)
    明代乡约推行的特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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