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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家族 儒者风骨(5)

    发布时间: 2011/12/14 13:17:5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人物周刊
    文字 〖 〗 )

    1935年,一些乡村工作者合影于山东邹平。前排左一为梁漱溟,右二为晏阳初

    与毛泽东通宵长谈

      很多熟识梁漱溟的人认为他不适合搞政治,他原本也不愿意搞政治。但战争改变了一切。1937年夏,国民政府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因“七七事变”终止。中途折返的梁漱溟被请去南京参加“国防参议会”。之后政府迁到汉口,国防参议会改为国民参政会,他担任驻会委员(常委)。政府要参议员去各地考察,他选择了陕西和河南,但“目的地实是延安”,因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转变,是真是假,是深是浅,极考虑之而欲求一个明了”,“同时亦是测探统一前途的消息”。

      1938年1月,他在延安停留了20天,见了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和总书记张闻天。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除了设宴欢迎和送行是礼节性的,其余6次,每次至少两个钟头,其中有两次通宵。毛住的地方不火自暖,“在他们的社会中,似对他特别优待……是从屋外掘地,转于地下烧煤,所费不赀。在全延安更无此设备。又他出门走路,有四卫士相随,别的人俱未见有。”毛白天睡觉,下午五六点起床,然后开始办公、会客,到天亮时再睡下。据说这习惯是在军中养成的:日间听完敌情报告,夜里筹划对策,早上作出指示后,部队前去作战,他回去睡觉。

      梁漱溟对毛泽东印象很好:“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听他谈话时毛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当时他对抗战前景很悲观,毛“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

      两人都认为中国问题有两面: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梁问:两者应当分别解决还是一并解决?毛答: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但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梁却认为应在抗战同时推进社会改造。中国必须团结才能抗战,在建国的目标和实现的路线上达成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必生后患。毛说:单为抗日而团结的确有一时手段之嫌。但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倘若各方面意见不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日?不如走一步,说一步。梁说:对这类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努力求得最后结果。毛说:你的意见是好的。两党正在起草共同纲领,和你所说的国是国策很相近。梁问:假如国是国策定下来,党派问题是否将实现根本转变?毛答:是的,那样全国将只有一个联合的大党。

      按一般规律,革命党为完成革命必须掌握政权实施其方针,今后共产党是否一定要取得政权?之前,梁漱溟问过张闻天,张回答得很吃力。现在他又拿这个问题来问毛泽东,毛游刃有余,反问他:“我们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我们参加到中央政府去,我们亦可以参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强求。即使他来邀,而我们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梁漱溟揣测其意:不否认要有政权,而表示不夺取政权。

      两人对中国未来前景的看法分歧比较大,原因在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认识不同。梁漱溟认为中国和诞生马列主义的西方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都不一样,中国革命因而也有其特殊性。毛泽东也认同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但他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

      两人的对话到此为止。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关于党派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中国的问题来看,恰又有共同的任务。因此“绝不相容”是人们的误解,而非势所必然。“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

      他曾嘱咐山东乡建同人:“严敌我界限,于自己人一方,凡事皆可让步”,“对自己人让步即是对敌人进攻”。“在同一地方,如先有他方人领导抗敌工作,吾人不必独树一帜,更不必争取领导地位”,“吾人对各党派团体一视同仁,但求有利抗敌,概无其他计较”,“对于他人领导的抗敌势力,绝对不予分化拉拢”。

      他还写了《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寄给《大公报》,建议组成一个党派联合体,政府成为无党派的执行机构。文章被国民党中宣部扣下。显然党派问题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

      1939年2月至10月,梁漱溟偕友人出入华北、华东战地。一路上他看到了些什么?他看到铁路、公路都在日军控制之下,中国军队如需穿越,只能在深夜急行军。他看到许多县城都被敌人掌握,许多土匪加入游击队。他看到各方面军队集中在敌人不到的地区,给养无不取之于当地百姓,乞食于老百姓时不问内容,先行吞咽。他看到有些地方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已经开始火并。“……游击区域短兵相接,与大后方雍容坐谈者不同。我初去时,问题将开始,还没有大决裂……在归途上所见所闻益多……我们自己朋友学生亦连连被杀……”

      梁漱溟急切地回到后方想办法。他去找中共在重庆的代表谈话,找蒋介石的亲信张群谈话,找蒋本人谈话。他对中共提出解决党派问题的办法,特别说到一点:军队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中共答复:这和中共的理论有出入,但道理上讲军队应该属于国家。国民党这么办,我们就照办。张群则相当坦率:军队是蒋先生的命根,你要他命根怎么行?

    编辑: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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